律动与辉光——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生成背景与个案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建构于诗史之间，因为创造和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体系、格局与艺术结构的审美主体，始终徘徊于诗史之间。这里所谓的“史”，是叙事的，更是史官的，经典的，儒家的，庙堂的，而“诗”则既异于，又源于和本于“史”。 关于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结构及模式的探讨，离不对文学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离不对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体系模式的追溯和宏观考察，也离不对于文学抒情、叙事等不同种类和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分析。 文学结构既然是作者心灵艺术化的显现形式，那么，知人论世，把握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仅是文学结构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文学结构与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人将诗人、作家统称为文士，早的文士大约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担当沟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参与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动，周代以后，史官的职责转而为记载国君的言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史书（如《隋书·经籍志》）上和典籍（如《礼记·玉藻》）中多有记载，《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说。
【作者】
孙敏强，1958年3月生，浙江桐乡人。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考本校，师从蒋祖恰先生攻读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留校。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艺与诗心》、《诗史之间》、《闲情偶寄》（全注本），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