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国学 悟管理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成为今天企业管理智慧来源的重要宝库。 本书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而且对西方管理理论有着很深的研究。书中，作者在对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的基础上，汲取国学思想中的精髓，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全书分为16个主题，涵盖了管理者人文素养修炼的诸多方面，包括管理反思、自我修养、交往艺术、系统思维、修身之道、人才选拔、团队建设、分工授权、员工激励、社会资本、制度建设、职位权力、领导艺术、创新管理、权变管理、危机管理。 全书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是一部企业管理者的案头书。
【推荐语】
国学底蕴决定管理境界 重视心的管理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博大精深。管理的内涵从其象形文字中可见一斑。所谓“管”，由“官”和“竹”两个字组成，“官”是管理的前提条件，管理者需要获得正式的职位权力，而“竹”则代表着激励约束机制，对于那些听话的下属，给予相应的正向激励，否则，就有必要用竹鞭子敲敲。所谓“理”，由“里”和“王”两个字组成，古时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也就意味着：在25家人之上需要有一个“王”来统领。可见，管理的核心是协调人际关系，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一起为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的各项职能在不断细化，出现了人、财、物、供、产、销的分工，并各有侧重，但管理的核心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财的管理只不过是为人的协作提供资金支持，物的管理只不过是为人的协作创造“工欲善其事” （《论语?卫灵公》）的基础，而供、产、销的明晰则非是为人的协作提供“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的分工前提。 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不仅需要手的配合、脑的思考，更需要心的感应。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可以分为手的层次、脑的层次以及心的层次。手的层次是管理*基本的层次，涉及具体的操作技能，而工具非是对手的延伸和扩展而已；脑的层次是管理的中间层次，涉及人的思维判断能力和决策规划能力，基于各种有效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而电脑非是对人脑的模拟和延伸而已；而心的层次是管理的**层次，这就意味着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需要心灵的共鸣与情感的沟通。正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狌狌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有情有义是企业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但凡成功的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心的管理。论是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还是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首先是员工心灵的工程师。松下幸之助曾不遗余力地推行“欲造松下产品，先造松下人”的企业宗旨，造就了松下公司的崛起。盛田昭夫曾经总结道：“如果说日本式经营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人’是一切秘诀*根本的出发”，而这正是索尼公司曾经辉煌一时的原因所在。在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所总结的成功十大法则中，有五条直与心的管理相关，包括“和同仁分享利润，视同仁为伙伴”；“激励你的同仁光是靠物质刺激是不够的，必须每天不断想出新子，来激励并挑战他们”；“凡是和同仁沟通，他们知道越多就越能理解，也就越关心”；“感谢同仁对公司的贡献”；“聆听公司内每个人的意见，并设法让他们畅所欲言”等。而杰克?韦尔奇则感慨“一生**的成就莫过于培育人才”，在担任通用电气CEO的20年时间里，他为公司内部各种培训亲自讲课超过300次。 而心的管理很难脱离历史的经验及群体的人文背景。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更法成为声名大振的企业界领袖。 “拿来主义”的局限 不可否认，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发端于西方，时至今日，管理教科书中基本的架构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之上，而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则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因此，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毫疑问，为了提高效率，改善业绩，中国企业应该也必须从西方吸收各种先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事实上，改革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中国企业管理总体水平之所以能够迅速提升，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密不可分。但仅仅是先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引，很可能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现象，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全部问题。原因在于，企业管理体系的建设涉及工具、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对技术、方法等工具层面实施“拿来主义”并不难；如果功夫到位，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可以依靠西化来解决；但由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难靠全盘西化来解决。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众多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竞争策略、生产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论是在管理理论还是在管理实践方面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这些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成为今天企业管理智慧来源的重要宝库。 在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着华夏文明千百年积淀所铸就的特殊血脉，即便在国外喝了多年的“洋墨水”，整天吃着汉堡，喝着可乐，但心里依然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大量的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全盘引式的管理，面对文化传统积淀很深的国情，中国企业必然会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 在差异中融合 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道与术：关注层面的差异。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未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从而导致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因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侧重“道”的层面的体悟，注重对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的思考，认为理念是管理鲜活的灵魂，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侧重“术”的层面的内容，重视具体操作与管理工具，这种管理思想在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管理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学管理运动*初就是从基层员工的动作研究和工作优化起步的。 第二，个体与组织：立足视角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考管理问题，立足始终是管理者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管理主体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化，论是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还是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是从君王这一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是管理者本人，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管理主体必须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注的是管理者所在的组织利益及发展空间的**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注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内容，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对忽视的管理领域，但当管理者并非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时，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利益小团体”等现象。 第三，软与硬：管理方式的差异。尽管儒家“德治”的思想与法家“法治”的思想均有悠久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在西汉董仲舒在其上书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偏重“德治”。在管理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舍标准的选择次序是“情”、“理”、“法”，更多地强调管理中艺术性的成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即偏重管理中“软”的一面。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长期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在管理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管理决策中占据着很大的权重。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偏重“法治”，强调制度化建设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通过提高管理的流程成熟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所采用的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法”、“理”、“情”，更多强调管理中科学性的成分，即“硬”的一面。在西方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各种具体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重视对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第四，模糊与精确：控制手段的差异。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以及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形成了力求稳定、少走**的价值偏好，孕育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定性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感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相对模糊，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一系列可受的满意答案，而不是只存在惟一的**答案，使得管理过程具有较大的弹性，并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这种模糊化的控制手段也集中反映在道家“为而治”的管理主张中。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定量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地使用理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清晰、明确，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手段，以数学、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标准化与**化为效率标准。 第五，整体与局部：优化范围的差异。循环往复的乡土社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家族血缘和人际情感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对整体的管理，论是《易经》、《老子》所阐述的阴阳观，还是《孙子兵法》所提出的战争制胜之道，都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整体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将系统论的思想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人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而且体现在组织处理与外部公众的关系上，并而将这一和谐的思想推而广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科学的精神，注重局部的优化，事实上，“二战”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与不同管理学派所侧重强调的视角各不相同是直相关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竞争意识，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体现在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单元、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的管理者及员工之间。 诚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社会如果缺少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从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思想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效的条件。 当中国众多的商学院和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实施“拿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就联名倡议提出《巴黎条约》，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 Reagan）则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怪乎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1997年就预言：“过去十年内，‘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市场；未来十年内，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 修己而后安人 正如《大学》所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后到“平天下”，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确立了企业管理者提升管理水平的基本逻辑起——自我修养。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后汉书?陈蕃传》），修己才能安人，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构成有效企业管理的基石。 对于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来说，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其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是企业管理者成长的基础，决定着其言谈举止、思维方法、沟通模式与管理风格。对于管理者而言，人文素养就如同人的血液，渗透在其各个方面。一个缺乏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就象人患了贫血症一样，*终影响自己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特别是“一把手”来说，汲取先哲的管理智慧，提高国学素养，不仅决定着其自身的境界，更决定着企业的境界。 如此说来，对于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者来说，脱离传统文化，缺乏国学底蕴，管理绩效将大折扣，即便试图在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上做出一些努力，也往往事倍功半。
【作者】
刘刚，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管理系主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现代企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传统管理思想、企业战略与文化等。 已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危机管理》、《战略管理》等著作约40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约50篇，在畅销财经类报刊发表专栏文章15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6项、企事业单位课题20余项。 曾获第四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学技术步奖、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招标课题评审一等奖、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第八届中国MBA发展论坛杰出贡献奖，两次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2007及2012年度）。 为多个党政机关及一系列企事业单位提供过培训或咨询服务。主讲国学与管理、战略管理、领导力、企业文化、管理学原理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