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本书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引领我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在我们法学家看来，似乎腐败就是违法，不违法的就不能说是腐败，违法至少构成了腐败的一个要件；但是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违法与否和事情的本质没有直关系，因为法律是人规定的，我们可以把某种行为定义为“腐败”，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相当于国家用国库的钱“贿赂”公务员，换取他们的“廉洁”行为。由此可见，腐败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当然也就正当合法，不称其为“腐败”了。高薪养廉的经济成本不小，但好处是至少可以造成清廉的表观。 中国的法律规定看似道德标准很高、腐败红线设定很低，但是法不责众，在公务员动辄“腐败”的情况下，“腐败”也就见怪不怪了。反之，新加坡给公务员很高的待遇，相当于国家把一大笔财富塞公务员的腰包，然后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再出去捞钱，就会受到严惩。既然红线已经设定很高，只要有脑子的公务员当然也就不敢“腐败”了；有个别超越红线的，也很容易发现和惩治。因此，我们的制度看上去很清廉，但是清廉的制度却造就了大量的贪官污吏；新加坡的制度或许远不如我们清廉，但是这样一来官员就没有必要腐败了，反而显得“清廉”起来。看上去清廉的制度可以造就大量腐败行为，看上去“腐败”的制度却可以制造清廉的官员，至少可以让官员看上去清廉。
【作者】
陈新民，祖籍为广东省惠来县。1955年10月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197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79年11月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公法与政治研究所，追随德国公法学大师Peter Badura，研究宪法及行政法学，1983年2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返回台湾后，始公法学研究、撰写及教学生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