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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草

北国草

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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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历程。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我这样写,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国支拓荒者的队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同在一间茅屋里的大炕上滚。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为此,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人所共知的那场1957年的政治旋风,卷走了我手中的那支笔…… 在那漫长的改造生涯中,初,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那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以了却我的夙愿。可是怎么写呢?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白天,抡着铁锤开山破石;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到更深。一天的劳动之后,浑身就像散了骨架一般,哪儿还有提笔写作的精力呢?!即便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手也难以伸出被窝。因为我们住的帐篷,在严冬时节不生炉火,因而无法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没有办法,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时昼夜进行笔耕。虽然,这对于自己是过于严酷了,但思想沉湎于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倒也是苦中有乐。 小说初稿的进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为《片黑土》。按说,我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同时代人开拓北大荒的小说,虽然说不上是积极表现,也绝非一种“反改造”的行为吧!但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因为我向党“交心”时谈及了对反“右派”及“大跃进”的真实看法,于是我写这部充满献身精神的小说,亦被视为反党的行为,写进了送我去劳动教养的“结论”之中。机关保卫部门对我进行了查抄。几年后,劳改单位将这部长篇手稿退还给我,上面虽然批注着“小说没发现问题”的字样,但结论却不能更改——我为写它负荆戴冠,因而这部小说的分娩是带着时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么说,小说手稿是退给我了,这对于身陷囹圄的我来说,是个*的安慰。我借着劳改队休假之际,把手稿带到家中叮嘱我母亲: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不要,千万不能把这部二十七万字的稿子给丢掉。到了“史无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我的这部手稿到底还是和我的藏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飞上了九天…… 惋惜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当1979年党召回她蒙冤的儿女后,我当即恢复了重写这部长篇的力量。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百废待兴,迫于革命良知,我暂时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设想放下,投入了“反思文学”的创作。在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等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北国草》的重新构思。因为时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写50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说,既有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问题,又有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合的问题。当初,杨华、徐世华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犁黑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四十八万亩土地、每年上缴国家七八千万斤粮食的宝地;小伙子杨华从一个垦荒队队长,已经变成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姑娘徐世华,经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炼,已经成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我该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这些生活的巨变描绘出来呢?这时,当年的垦荒队队员——现在的机械修理能手杜启发,从北大荒来北京探亲,特意来家里看望我。他建议我着重描写他们初到北大荒时的创业艰辛,刻画出5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采。他的话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把作品的立脚点放在80年代,把视线的焦点对准50年代,力求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感,又具有新时期的特色——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写给当代青年朋友们看的,不注意到这一因素,作品将会为之失色! 艰苦的笔耕又一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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