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董桥：第三种观点

近读《羊城晚报·人文周刊》“文化大家重估”系列之董桥篇，从大标题看，似乎是要就董桥文字的“你一定要读？你一定不要读？你一定要少读？”展开讨论，但从已有文章的引用及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却颇有一边倒的轻视乃至贬低意味。好在董桥先生已年过七旬，早就宠辱不惊，更何况他依然健笔纵横，字字句句都是“我写故我在”。若再退一步，在如今这个鼎铛玉石、金块珠砾的时代，一个人的只关乎“风雅”的白纸黑字被一再地“示众”，如不是珍视，至少也是正视，或许该暗自庆幸才对。而报章如此这般的“炒作”，或许也是大有深意存焉？

 

看上董桥，确是受了1989年4月《读书》上柳苏那篇《你一定要读董桥》的诱导。柳苏是言之凿凿的，又似乎是谓予不信，还特地引用了董桥的《中年是下午茶》一文，当时看了顿觉这样睿智而又精警的表述在国内几乎是见所未见，而那一派沧桑的中年腔调更是再切合不过。因文而人，只要是关乎董桥的，于是就多愿见识。显然他是写中年的圣手，但他也别具只眼地写童年、老年及其他，而且在文风上越来越“删繁就简三秋树”，所以其独存的意味，终因字字珠玑而难以小觑。

纯粹的老派文人是少之又少了，董桥自称“文化遗民”，却是名实相符。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他拒绝学习电脑，明言“我对新世界没有兴趣”。这使人想起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1931年以讽刺的笔调写就的《美丽新世界》，“新世界”的外表尽管“美丽”，科技也尽管突飞猛进，但总体社会文化却显得越来越肤浅和没有灵魂。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愁或许谁都有，但“虽千万人吾往矣”那样的清醒和坚执，却往往寥寥无几。在落寞与淡定中，董桥式的独善其身便在“沉于文心、潜于艺海”中显得格外冷峭和超拔。所谓“煮字炖句”，董桥更是独有会心并自成一格。他所有的文稿都手写，而且“一般改到七八稿”。近来在行文上，除了不愿意用成语，“有一些句子我故意写得很长，因为不能用标点，用标点就断掉了”。2012年4月，惯于写随笔的董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橄榄香》。三十个短篇，每篇控制在两千五百字以内，为何如此？董桥说这是他的刻意为之，因为，“台湾、内地的文章都太松了”。至于这些小说的写作意趣，他说是“不写一株老树，只写树上的几片绿叶，不写山中草药，只写云兴霞蔚”。小说家刘绍铭先生由此赞叹道：“这是董桥以文字回呵过往、承担现在的一炉香火。”对文化的传承不知已说了多少年，但真正担当起传承之责的又能有几人？而一旦高人在前，又仅以“遗老遗少”视之，或以皮相的挑剔为能事，就难免悲哀无重数。

鲁迅有诗句“破帽遮颜过闹市”，那里边有悲怆，也有不惮于前驱。董桥也自有其骨子里的伤感，但在表现上却多为优雅与从容，这也自有其底子与底气。从小就饱读诗书，又留学英伦，年轻时听过胡适的讲座，听过林语堂、苏雪林等人的课，痴迷明清笔记，爱读周作人的文章，更与“遗老遗少”过从甚密……如此阅历，左右张顾，能有几人？所以，在回顾自己的为人与作文时，他才会这样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自然，也正因如此，这样的人又往往是自得而又自负的，在评说内地的作家时，他一般只推崇周作人、沈从文、杨绛等人的文字，再往下数，就有些目无余子了。有孤高自许的成分，也自当有着苛评之下的那一种期待。

 

去年是董桥七十大寿，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为之题诗，其中写道：“少时浮海记潜修，文史中西一体收。下笔千言瓶泻水，董生才调世无俦。”在汉字道性的传承已气若游丝的当下，对董桥那样的文字理该看重，而不应是无知者无畏，或是哗众取宠式的调侃与戏言。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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