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艳情小说家的逆袭

北大教授刘半农，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干将，此人不仅才华出众，更常旁逸斜出，时有惊人之举。以中学肄业独闯上海滩写艳情小说知名，随后竟被蔡元培看上聘为北大教授，与周氏兄弟交好，但又因各种原因渐生嫌隙；意外去世前还秘密筹划写作清末名妓赛金花的传记，死后由其学术完成，一生不计毁誉，学术独辟蹊径，可谓五四时期一代奇人。

 

上中学时候，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刘半农的退学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父亲大为震惊，家乡人也议论纷纷。刘半农决定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

 

1912，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并业余在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的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由于国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很快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拥有了—批读者。5年时间发表了四十多篇艳情小说，内容包括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社会等等有闲阶级阅读的消遣小说，如《失魂药》、《最后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礼拜六》等杂志上，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苏雪林晚年回忆说：“半侬的小说我仅拜读过三数篇，只觉得滑稽突梯，令人绝倒。”

 

经过几年奋斗，刘半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被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已经可以靠着每月几十元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约他写稿的杂志越来越多，就连赫赫有名的报人和小说家严独鹤都来向他组稿，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笔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只好靠变卖家中物品度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最困难的时候连猫食都无钱购买，妻子不得不经常到娘家去借贷。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全国最高学府的聘书，不仅妻子难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刘天华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机会终于来了。开始刘半农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难忘的会面，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次会面时的结果。事实正是如此，那次会面，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个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随着一纸聘书，刘半农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这个全国最为显赫的高等学府。同时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他教授诗歌、小说、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好在他国学功底并不逊于他人，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又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

 

《新青年》杂志演“双簧”

 

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庸人自忧决；给他们迎头痛击。迎头痛击。在上海时他曾进过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和他—样，也是个大炮筒子性格；曾经骂“桐缄巨子”和“选学名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粉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起演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的，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关于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认为：“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但这样的评价，就未免过誉了。

 

发奋读博士

 

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粉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肤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贸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个仅靠薪水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刘半农出国那年，已经三十岁，带着妻子女儿，在国外靠一个人的公费过日子，苦得不成样子。战后的欧洲十分萧条，通货膨胀，货币不停地贬值，那点可怜的公费到留学生手上，早就三钱不值两钱。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大家分手时，特地拍了一张全家福作为纪念，大家坐在地板上，都伸出手来，做出乞讨状，以记录当时的穷困。刘半农女儿那时候只有十岁多一些，已经是在街上买便宜货的好手，关于这一段生活的描写，可惜在刘半农的文章中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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