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时代

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历史思维？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

 

台北故宫为何称为“中山博物院”？

 

台湾的年轻学者蒋伯欣，专攻艺术史，在台南艺术大学里当助理教授。我过去调查故宫的政治角色时，对于蒋伯欣的论文《“国宝”之旅》很感兴趣，特地到台南去见他。

 

论文内容主要是调查曾为清宫收藏品的故宫文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因为政治而被定义为“国宝”的过程，论证了台北故宫在设计、名称等方面，投射了中国革命的象征性人物孙文的身影。和蒋伯欣详谈之后，了解到中山陵和台北故宫在外观上极为类似。

 

蒋伯欣是蒋渭水的曾孙。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蒋渭水主导争取台湾人的权利，是社会运动领袖，广受尊敬。马英九先生也以他为楷模，每年都出席蒋渭水逝世纪念日的活动。

 

曾经去过台北故宫的人应该可以回忆起这样的景象吧。到达博物院后，入口是白色大门的“牌楼”，接着要经过一段回廊，参观者一面仰望前方的主建筑物，一面往前进。主建筑是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建筑，这前方深处潜藏着的权力象征，令人心生敬畏。

 

台北故宫是文化设施，基本上与权力机构互不相干，但建筑却兴建得很像中山陵，原因何在？

 

对于我的疑问，蒋伯欣是这样回答的：“故宫的国宝和国民党政权一样，都在中国大陆各地流浪漂泊，好不容易最后到了台湾。那个博物院，不得不融入中华民族的荣耀、对大陆的乡愁和对战争的历史记忆。”

 

同时，孙文是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人物，理应成为文物的守护神。应该是把这样的意象图案，融合于台北故宫的建筑中了吧。在第一章已提到孙文铜像的现状，但台北故宫和孙文的关系匪浅，还有一些其他证据。

 

台北故宫的正式名称是“国立故宫博物院”，但如果仔细注意博物院正面，也可以看到“中山博物院”的招牌。也就是说，建筑物的名称是中山博物院，行政组织“国立故宫博物院”借用中山博物院的建筑物，这可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状况。

 

故宫的开馆典礼也选在孙文的生日，纪念孙文百年冥诞的1965年11月12日。依据数据显示，当时故宫最高层的博物院主任委员王云五说：“有一天必会实现‘反攻大陆’，这里所藏故宫的文物应该会迁回大陆故宫紫禁城。但是此一建筑将被保存下来，用来永远纪念国父。”

 

曾在台湾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也说：“回到大陆时，故宫文物也会回到大陆，把复制品留在台湾。”

 

光从这些发言来看，放在台北故宫的文物要回到中国大陆，毫无疑问是当时台湾的既定政策。故宫文物回到大陆时，“故宫博物院”将从台湾消失，名称就应该会改成中山博物院。

 

北京故宫的进展

 

这里我也想提及大陆的北京故宫。中国台湾成立了故宫，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同时展开新的故宫建设。

 

故宫博物院的疏散文物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三百箱被送去台湾。数量虽然称不上多，但包括许多珍品。如何再次集结珍稀的文物，成为中国代表性的博物馆，以夺回文化光辉，这是中国文化行政上的一大课题。

 

1949年1月，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挥夺取北京的战役之时，曾跟前线指挥官发出这样的电报：“本次攻打北京须做好缜密的计划，一定要避免破坏故宫、大学或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

 

当时国民党军队瓦解，在北京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北京引以为傲的紫禁城等重要文化遗迹，都未受到很大的破坏。同年1月31日共产党军队入驻北京，在短短一周后，旋即对外开放北京故宫，这是安抚北京市民人心的紧急措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将“国立北平博物院”的正式名称改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后又于1951年改称为“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大陆的行政体系下，故宫属于国务院下的文化部文物局管辖。

 

文物除了国民党带走的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共有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箱留在南京，其中一万箱回到北京。

 

当初对于北京故宫的定位，中国政府内部也曾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1954年施行《故宫博物院整顿改革法》，故宫文物的展示是为了提高“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融合了现代中国的艺术品及过去的文物双轨的方式来表现。然而在那充满革命热情的时代，不可能重视纯粹的“美”与“传统”，文物的收集更是不尽如人意，又有批判官僚及浪费的“三反运动”，连要找到能够修缮的公司都有困难。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展开“文化大革命”。“文革”打出的旗号“破四旧”（打破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使得故宫的存在正好成为攻击的目标。

 

1969年故宫大部分的职员被“下放”到湖北省等地方农村，故宫的博物馆营运因此停顿。等到“文革”势力减弱，革命委员会从故宫内撤退，1971年故宫又回归正常的营运。

 

正式推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起，中国开始故宫的现代化。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仓库，也开始整修展示空间。作为故宫“容器”的紫禁城，在1987年获选登录为世界遗产。

 

北京故宫在收藏品的数量上大幅领先台北故宫，加上近年来“国宝回流”的风潮，许多海外文物回到中国本土。不仅有中国的收藏家寄赠故宫，故宫自己从海外拍卖会上买回文物的案例也渐增，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收集了在中国各地挖掘出土的文物。过去“质在台北故宫，量在北京故宫”的说法如今已未必成立，很显然，北京故宫收藏质量正不断提升。

 

然而，北京故宫的“容器”或“内容”这样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作为世界遗产的紫禁城，既是代表中国的古迹，也是北京故宫的展示空间。以紫禁城当作容器来鉴赏中华五千年文化精髓文物，当然是极其奢侈的环境空间。但是事实上紫禁城范围太大，从一个展示厅到另一个展示厅，有时甚至要走上三十分钟。游客光是欣赏博物馆的建筑就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体力和精神注意到收藏品了。

 

同时，若说起我多次造访北京故宫的印象，代表着中国宫廷建筑的紫禁城的壮大规模所带来的感动，与鉴赏艺术品所体会到的细致美感的感动，两者在感性上未必一致，要在脑中从建筑切换到艺术，有时还真不容易。

 

两个故宫交流的频繁促进了《富春山居图》的台湾合展

 

元朝有位书法家黄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汉人，行政能力很强，在地方政府当官，但是当时是蒙古人统治天下，汉人不免怀才不遇。于是他四十岁就辞官，专心书画。在七十九岁时花了三年的时间画出，《富春山居图》，后来成为元代的代表性名画。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流落到吴姓员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像皇帝一样“把画一起烧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要烧画时，其中一个家人无来由地觉得“烧了很可惜”，因此在烧了一部分之后，又抢救了一部分回来。

 

《富春山居图》画卷全长七米，烧了部分后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

 

2010年3月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这张画：“我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幅画。”大陆丢出了球，台湾方面则回应：“正在规划黄公望的特别画展，希望向大陆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半画作。”

 

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终于运抵台湾，成功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

 

来源：天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