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读∣故宫文物第一次搬迁

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陈垣对他说：“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

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因为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里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毫无经验的故宫职员一筹莫展，于是决定请教当时在北京“琉璃厂”这一带的古董商经营的店家，他们借助了这些人的帮助。不过后来故宫的职员个个都成为专家，无人能出其右。因为往后的日子，文物在中国各地移动，那志良等人得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

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仅有故宫的东西，一起搬走的，还有放在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颐和园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而国子监则是自元朝以来的图书馆。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

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运动。“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有人这么认为。那志良等职员也接到言论偏激的威胁电话：“小心没命了，老子在运送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当时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

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从北京出发。那志良即将远赴南方，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给他说：“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的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攻击，热河后来也被划入满洲，成为它的一部分。

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那志良等职员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

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当这些离开北京、辗转一千七百公里、历经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准备好要搬进去南京分院时，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8月时发生淞沪会战，江南一带情势极度紧迫，日军攻击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这个阶段称为“西迁”，主要分为三条路线。

曾运到英国展出的故宫精华文物八十箱，八月时首先被送达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志良等人搭船从长江逆流而上到湖北省汉口，再走陆路进入长沙。从南京一起运到长沙的还包括政府重要文件，因此一度有流言传出，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打算把首都从南京移到长沙。

不过当时大部分的文物还放在南京的仓库，随着战况愈来愈吃紧，高层下达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长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赶回南京的急电。第一批送到长沙的八十箱文物也要继续往西送，并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从南京被运到汉口，运抵汉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是走陆路，到西安西边的陕西省宝鸡。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谓是千钧一发。事实上运到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而已。情况危急，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在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

七千二百八十八箱走陆路到宝鸡的文物，被安置在城隍庙和关帝庙两处。这两座庙都是地方的宗教设施，在地方小镇上，佛教道教的建筑是当地最豪华和最坚固的，这在中国并不稀奇。

从宝鸡往东走就是大城市西安，而且不知道何时会变成日军的攻击目标。那志良负责护送陆路的文物，由于担心文物的安全，他将文物运到离西安更远的陕西省汉中郊外的宗营镇。

虽然是战时，但那志良还是设法让地方政府调来二十台搬运用的卡车，将文物从宝鸡往宗营镇接连不断地运送。但是正逢冬季天候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缺乏粮食，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长沙的八十箱文物被运到贵阳，再被送到离贵阳约一百公里远的安顺洞窟。走水路到汉口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被运往四川重庆，走陆路到宝鸡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经过汉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汉口被日军攻击，重庆也危在旦夕，重庆的文物只得再往西迁到乐山，成都的文物则再往西迁到峨眉，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日中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

重庆的文物从长江逆流而上来到长江支流的岷江，再运至乐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陆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挥运送、分配卡车及捆装文物。

当时所有的文物都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组飞得很高。”

从成都到峨眉直线距离超过一百五十公里，但是道路崎岖险峻，载着文件的卡车也曾经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没有被损坏。那志良说：这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

运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负责重庆到乐山的运送。护送队伍人手严重不足，本来随文物疏散的故宫专门人员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文物种类及捆装技术的更少。那志良等职员可说是过着不眠不休的日子。

那志良诉说搬迁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调度粮食特别困难”。在四川省想找米饭，就只有夹杂着砂和稻壳的灰色东西。买馒头也只有黑的，“实在很难下咽”。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阶段，还有更加危险的事情正等着那志良他们。走水路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但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与船相连的绳索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没有翻覆搁浅上，人命和文物都没有损失。

为了保护文物，卡车都行驶得很慢，因此一百公里的路程有时要走上半天或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即使走水路，分散于各小船的文物也经常遇到危险。不过虽然如此，这些文物在运送途中几乎没有遇到破损或遗失。

从北京出发，历遍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困难，坚持护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在这个过程秉持着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到现在故宫仍传承着这句话，不难想象，故宫职员在守护国宝度过每个危机的一瞬间，脑海里会自然涌出这句话。

文物疏散工程结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场与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军的攻击始终未到达峨眉或乐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暂且过着安宁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数回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

来源：《两个故宫的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