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与赛金花
刘半农早在一九三四年进行学术考察到内蒙等地患上了“回归热”病殁。但在八十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先生堪称是一员骁将。
赛金花又是何许人也，与刘半农先生有何关系？赛金花是一位名声很响的妓女。传言，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西太后逃亡而去，倒是赛金花直接与联军将军瓦德西接触，使侵略者的淫杀行为有所收敛。从一些文章中见到，在赛金花年老珠黄、穷困潦倒之际，张学良将军曾偕赵四小姐探望过她，如韩复榘、张竟省、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知名人士也都是尽其所能接济过赛金花。一九三六年赛金花病逝，刘半农为赛金花作传，在当时的文坛比较轰动，胡适曾有“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之句。但作为性情中人的刘半农，只要他想干的事，别人是很难阻挡得住的。他写赛金花，无非是想把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尘女子的坎坷经历记录下来，但不知为何在《赛金花本事》中没有署刘半农之名。
最近，偶翻藏书，见到一本日文版的《赛金花》，署名为刘半农著，内中收有赛金花少年、中年时期的照片和速写像，还收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时的入城场景等，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幅赛金花的手迹：“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署名“赛金花”，字写得一般，但内容却让我感慨。难得刘半农先生为她作传．
提到赛金花，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皱眉头的。鲁迅在《这也是生活》里以他惯用的冷刻讽刺道："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妓女虽然不是光彩照人的行业，沦落花街柳巷，实乃生机所迫。更何况赛金花也曾利用这一特殊的身份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也正因如此，不少人对她的评价中也多了几分赞誉。苏曼殊在《焚剑记》里说："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写道："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賽金花(1872—1936)，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光绪十三年(1887年)嫁给前科状元洪钧为妾。洪均死后，被迫重操旧业。庚子之后，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遣返苏州原籍，后重返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逝于北京。
当初，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然后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传说她曾以使节夫人的身份去过柏林，懂得一些德语，还与一名年轻的陆军尉官瓦德西发生过一段浪漫的故事。后来八国联军统帅便是她的老相好瓦德西，她正是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吹了许多枕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使之没有被焚毁。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记者采访，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也不太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站另一边。她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断谁是义和团成员。他们认为凡是不肯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的人，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里面供的是关老爷，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靠她那“稀松得很”的德语，也不知是如何解释的。
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矛盾就是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并且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个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李鸿章、立山、荫昌、孙家鼐等。“赛二爷”的称呼，据说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而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就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的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她的说法，历史的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过，我们情愿相信她曾有过类似的善举。她也可能见过瓦德西，和德军做过生意，劝过联军不要随意杀戮，但绝没有她后来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不过，许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话给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于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
1932年冬天，刘半农对学生商鸿逵说"听说有人要给她写法文的传，我们先给她写个国文的吧！你有没有兴趣？这个人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了！"商满心欢喜。于是，刘半农先与当时琉璃厂的"星云堂"书店谈妥，由"星云堂"负责出书，条件是对方先支付500元的前期投入，作为支付请赛金花吃饭的饭钱和赠送赛金花的采访费用。
然后，他们一起找到了京城的古琴高手郑颖孙先生，请他出面约请赛金花。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经过商量，赛金花同意每周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在郑颖孙先生家东城隆福寺西口附近接受刘半农和商鸿逵的采访。特殊的职业特点，赛金花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于是，他们把访谈都定在下午，汽车接送，每晚备有晚餐。谈了八、九次，采访算是完成了。
关于赛金花的传记，刘半农给商鸿逵定下了一个原则：这本传记一定要采取赛金花口述、他们笔录的形式，突出传记的真实性，力戒不合实际的推理和过分的夸张，力求保持传记的真实性。大约类似于时下流行的"口述历史"吧！但传记的真实性取决于传主的叙述，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本身就无从稽考。就连刘半农自己也将信将疑。她的女儿刘小蕙在《我的父亲刘半农》中回忆说："记忆中，父亲刘半农曾说过，赛（金花）的叙述不尽可信，有令人失望处。"
刘半农病逝后，商鸿逵对这件事也不知所措，因为即便在当时学术极端自由的氛围下，堂堂大学教授为一个妓女作传，也有辱斯文，所以书迟迟没写出来，而欠下"星云堂"500元也无从归还。无奈之下，商鸿逵只好请示胡适先生，胡适闻听此言，惊异常："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但还是让他实话实说。商鸿逵这才按照刘半农生前定下的提纲，写成了《赛金花本事》一书。
1934年夏天，刘半农在西北考察途中染上疟疾，不幸辞世。他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纱前往吊唁，并送了一幅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乃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拜手司马文章"。旁注曰："不佞命途崎岖，金粉铁血中几阅沧桑，巾帼须眉，愧不敢当，而于国难时限，亦曾乘机自效，时贤多能道之。半农先生，为海内文豪，偶为不佞传轶，其高足商鸿逵君助之，未脱稿而先生溘逝，然此作必完成商君之手。临挽曷胜悲感。魏赵灵飞拜挽。"刘半农长女刘小蕙女士称其"词意恳切哀伤，催人泪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的家里，时年64岁。赛金花去世后，被葬在陶然亭香冢和鹦鹉冢之间锦秋墩南坡上。墓为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高1.8米的花岗岩巨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后在“文革”中遭破坏，现存墓碑，陈放于慈悲庵石刻陈列室内。她的墓表，原拟请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是有许多人愿意给这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1939年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己，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