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韩复榘电子书

序言

第1章 河北韩复榘

父亲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喳喳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

父亲严禁家中仆役称呼主人为“老爷”、“少爷”。于是，我们弟兄三个分别被称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一次，父亲偶然听到一个仆役管我二伯叫“二爷”，立即尖刻地训斥他：“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二爷”变成“二先生”。

当年横七竖八缝在西北军军装上的那些写着各式标语口号的小布条儿（如，“我们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一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军队须是民众武力”等），统统被废弃。

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十分推崇国术（武术），每天早上练太极拳、行意拳半小时，雷打不动。他不仅自己练，还规定公务员和部队官兵都要练。父亲建立“山东省国术馆”，自兼馆长，诚邀李书文、于化行、窦来庚等国术大师任教。

第2章 主鲁七年轶事

我曾亲见父亲陪同蒋介石夫妇在池边凭栏观鱼，一边信手将身边备好的小馒头抛入池中，只听“噗喇”一声，浪花起处，馒头竟被跃起的大鱼整个吞掉，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片惊呼声……这已成为一项传统的娱宾节目。

“五凤楼”，共两层，楼上空无人居，传说有狐仙出没。我曾上去“探险”，空荡荡的，满地尘土，有许多蝙蝠飞来飞去，却有点瘆人。早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其生母也曾居住五凤楼。袁氏次子袁克文在其遗作《洹上私乘》中曾述及此楼，也说楼上有狐仙，并亲眼目睹其出没云云。

到了会议室前院，才知道是蒋介石偕夫人来了。我见蒋先生站在会议室里，正背着手看墙上那张巨蝎照片，父亲在一旁对他说些什么。父亲见我来了，遂命我打一套太极拳。我精神过于紧张，本应是节奏舒缓的太极拳，被我打得飞快，两分钟就完事了。蒋先生点头微笑，父亲却瞪了我一眼，罚我再练一套大刀。那可是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很有点分量。这次我不敢再偷懒，认真练下来，累得浑身大汗，没等父亲摆手，我便逃之夭夭了。

一次，我们评论中国名人谁的名字起得最好。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名字，父亲都不以为然。我们请他说一个好名字。他说：“我看‘徐向前’这个名字就起得不错。走得慢，却不停向前走，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

有人把《效坤诗钞》中的几首“打油诗”说成是父亲所作，大加嘲笑，显然是把他与张宗昌（字效坤）当成一人了。那几首诗虽选自《效坤诗钞》，其实也并非张宗昌所作，而是由张的老师、前清末代状元王寿彭代笔，乃文人的游戏之作。在那个时代，文人、武人写“打油诗”是一种时尚，追捧者大有人在。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有公务员对如此规定很不以为然，他们自嘲说：“我们这些人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

父亲最痛恨官员贪污受贿，在山东，公务员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一次，父亲视察章丘监狱，发现监中设有虐囚用的小木笼，很是气愤，遂将章丘法院院长关在小木笼里待了一会儿，说：“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父亲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在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病逝北京医院，我应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灵床上梁老遗容清癯，如同生前一样，头戴一顶瓜皮小帽，遗体上覆以白布。那天，我见到李先念也前往吊唁。

由于父亲对该社新编京剧情有独钟，加之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与赵太侔又是北大同学，受赵太侔之托，也从旁美言，父亲于1934年拨出专款，恢复剧院，定名为“山东省立剧院”，仍由王泊生任教务长。

山东各地诸如“张黑脸”、“郭马蜂”、“黑老五”、“小老八”、王子明、衣来好、徐荣章、刘永荃、郝明珠、杜宗良、刘式南、常学进、李进运、“王二麻子”、“杜二麻子”、“小白龙”、“草上飞”、“云中风”、“八千岁”、“海砂子”等大大小小的土匪也都被一一解决。至1935年，山东匪患基本肃清。

父亲判案有很大随意性，其个人的喜怒好恶，往往影响对案犯的判决。他最痛恨土匪，凡土匪头目皆难逃一死。他最痛恨烟毒，对吸食烟毒者，一律送戒烟所戒断；凡贩卖大烟者，一律科罚；凡贩卖毒品者，一律枪决。他最痛恨贪污，主鲁七年杀掉不少贪官污吏；他对“车”、“行”、“店”、“脚”、“牙”等一干人素无好感，每逢案涉此等人物，先打后问。

1935年的洪水一直流入江苏，江苏省官方在徐州以北九十里处筑堤堵水，又在运河入境处堵截，如此便将大水全部堵在山东境内，数十县尽成泽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自度理亏，先汇寄十万元，作为帮助山东堵口之协款。实际上，是时七八月间正当雨季，黄河水量最大，尚谈不上堵口。父亲忍无可忍，即调兵一团，协助当地灾民强行扒开截堤，方使部分黄河水顺运河注入长江。据说在灾民扒堤时，军队还开了枪。

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当冯走投无路时，也只有父亲不怕得罪南京，一次又一次把冯接上泰山。这就是父亲的性格。

蒋介石骑马检阅部队，父亲以右手执蒋氏坐骑之缰绳，侍立一旁，以示效忠。宋美龄与他的二夫人纪甘青结拜为干姊妹。

一次，我随母亲来北平住东绒线胡同，见到吴佩孚的夫人。那时吴先生早已下野，在北平做寓公。那天母亲正在厅堂闲坐，忽报吴大帅夫人到。母亲赶紧跑出门去迎接。吴夫人是乘人力车来的，她五十来岁，身材修长，腰板笔直，穿着黑色旗袍，发髻梳得高高的，一双大脚，黑布鞋，像是个满族女佣，却雍容尔雅，气度不凡。母亲上前鞠躬致意。她点头还礼，径直步入厅堂，略事谦让后便居中端坐。母亲忙命献茶。彼此寒暄了十几分钟后，她就起身告辞了。

我父亲下车与王先生等合影留念，在返回车厢的路上，吩咐副官赏军乐队八百块钱。副官以为自己听错了，又悄声问了问钱数。我父亲极不耐烦地一摆手，登上了车厢。副官无奈，只好将钱如数交给军乐队长。那队长也吓了一跳，一共才十二名鼓号手，怎么赏了这么多钱！

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的，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据说，当会谈进行到最机密的议程时，韩、宋避开众随从，二人单独到村外一片僻静的坟地，立谈多时。南宫会谈双方未签署任何书面文件，以免被有关方面侦悉，授人以柄。

我1945年在重庆看望时任国民政府兵役部长的鹿钟麟，他请我吃饭。饭间，鹿先生酒至半酣，感慨说：“其实，你爸爸是我的人哪！”接着又说起他和我父亲一起南征北战的往事：“要论带兵打仗，石汉章（石友三）那是没说的，可他有个毛病，只要一打仗，不管打得赢打不赢，他都嚷着要增援。……石汉章在西北军里天不怕，地不怕，不知为什么，他就是听你爸爸的。”

石友三见到我母亲后放声大哭，说：“嫂子，你看我成了这个样子！”当时我就在旁边，见他又黑又瘦，头发很长，确实有点狼狈。深夜，父亲回家，石又大哭一场。父亲将石藏在后花园里一座僻静的二层小楼上。

被抓获的贩毒日、韩浪人屡屡被日本领事馆保释，父亲恨极，密令侦探队长刘耀庭率队员夜闯日商洋行，绑架毒贩，拉到山里就地活埋。

第3章 枪声响起

父亲应蒋电召赴南京开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

大姐：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父亲在文电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据说，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父亲丢了山东。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只听他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两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第4章 家属离乱

郑洞国师长是乘汽车来的，穿一身棉军装，扎一条皮带。他见到母亲，先敬一个军礼，然后说：“我是郑洞国，奉命来看望夫人。”母亲请他进屋落坐，稍事寒暄后即吩咐随员把携带的箱子全部打开，请他检查。

郑洞国又说：“现在有人胡说什么我给你们家十万块钱，有这种事吗？”我说：“那十万块钱是蒋介石发给我们家的抚恤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原来蒋介石曾以父亲“身后萧条”为名，给我母亲十万元抚恤金，并指定由“山东民生银行”拨款。

当时武汉流行一段“顺口溜”，曰：“一等难民逃欧美；二等难民逃南洋；三等难民逃香港；四等难民逃租界；五等难民逃后方；六等难民留在沦陷区。”

我初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比香港要高出一个档次。以我一个孩子的眼光观察，上海大楼的电梯普及率比香港高；上海家庭电冰箱的拥有率也比香港要高。当时的上海不愧是“远东第一大都市”。

在那个时代，外出闯荡的人，若一身“短打扮”回家，即便是军装，也是很没面子。

老师所说的名人就是陈独秀先生，他住在东厢房里，房侧有株大榕树。陈先生坐在树下的竹椅上与同学们聊了半个小时左右，至于说了些什么，谷一之也记不清了。

“司令”派了个喽罗领我们到了源潭镇，那里果然驻扎国军一个团。团长热情接待我们，摆酒压惊。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团隶属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二十九师（师长荣光兴），正是父亲原来的嫡系部队。

他感慨说：“其实，你父亲是我的人哪！”鹿先生请我吃饭，喝“茅台”酒。他说：“你父亲很能喝酒，我喝不过他。”

母亲有点犹豫，说：“共产党来了不会找咱们事吧？”我说：“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咱们也没干过什么，总不至于搞株连吧。”

有战士在会上说：“我出身不好，小时候家穷，没念过书……”我就立刻予以纠正：“你说得不对，这叫出身好……”大家都笑了。

上面还有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批示：韩复榘因抗战不力而被处决，虽罪有应得，但终非奸逆，其房产应予发还。

我们刚踏上朝鲜的土地，美军的传单就从天上撒下来了，上面画着一名美国大兵，正端着卡宾枪在瞄准，旁边一行汉字：“中共六十四军，我们等着你！”

有一次过年，俘虏和我们一样，都吃饺子。饭后，一名俘虏找到我，很认真、很郑重地说：“以后我们要天天吃‘这个’。”我笑了笑，没理他。心里话说：得了吧您，我们一年才吃这么一回。

据“群众揭发”，我说过某条路修得不好，坑坑凹凹的，对不起老百姓，被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1961年，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也轻松不到哪里去，因为“摘帽右派”又成了一顶新帽子。

十年“运动”下来也是有张有弛，有紧有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黑五类”紧张，“走资派”松弛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紧张，“黑五类”松弛了；等到“造反派”之间大打出手时，“黑五类”和“走资派”统统都松弛了。

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出席。傅瑞瑗对侯先生毕恭毕敬，口口声声“老长官”，侯先生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对他悄声说：“恁还说这个作（发“zòu”音）啥！”

大哥性格从小就有些古怪。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近乎苛刻的作息时间表，并严格执行。我们弟兄一起正玩得高兴，他一看用功的时间到了，立即停止游戏，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三弟解放后因为有一段国民党军校的历史，很长时间没有一个正式工作，换了几个学校教书，都是临时的，最后在西安运输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不尽如人意。

1949年，六弟16岁师从“意拳”（“大成拳”）创始人、国术大师王芗斋先生学艺，为其关门弟子，并长期受业于师兄姚宗勋先生。

附录一 韩子华自述：我所了解的父亲韩复榘

附录二 韩复榘家的数学天才

附录三 韩复榘生平大事记

附录四 韩应徵家族表

附录五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附录六 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