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曾经弱小的人民军队已经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国家武力,过往的屈辱也已不可能重演。然而,在这样的日子里回望中国近代史,无疑更令人感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国力所限,中国的百年外交史几乎变成了一部订约、修约的屈辱史,而不平等条约也成为国人心中的一根刺。但是,一条条的条约对弱国何尝不是一重秩序性的保护?那一重重以掠夺为目的的“圈套”又给固步自封的老大中国带来了多少“开眼看世界”的契机?自然,这种言论说不得会被“爱国者”口诛笔伐,可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任何人的情绪而有半分的改变,而非理性的爱国带给这个国家的,也只能是伤害。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否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作为后人,作为近代历史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我们对于近代外交家的种种努力不应该以意识形态的差别,或是新朝旧国的立场局限而做出种种并不公允的简单评判。然而,时下的现实却并非如此。经过灌输式的宣传放大之后,国人对近代各个政权的外交努力,往往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便斥之外卖国,而对于现实中的对外交往,则秉持着简单粗暴思维模式,仿佛任何事情只要大炮一响,便百鬼辟易了。当然,这份爱国激情确实值得赞赏,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份激情显露出的无知与我们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前辈相比,其实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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