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又称《诗》、《诗三百》，与《周易》、《尚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并列，为“五经”之一。《诗经》是我国古代部诗歌总集，按“风”“雅”“颂”顺序记录不同地域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汉代毛亨早为该书做注，是为“毛传”，郑玄在毛传基础上踵事增华，做进一步疏解工作，是为“郑笺”，由此，毛传郑笺随《诗经》原文代代流传，成为历代注本的基础。我们现推出该书（含毛传郑笺）的线装本，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阮籍流传下来的87首诗中，其中有85首题名“咏怀”，这是一个乱世诗人的悲苦写照。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时代的诗人。当时正处于魏晋之交，社会上一群文士从外表上看放浪、恣纵、旷达、不守礼法，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份内在的悲哀和痛苦。阮籍的诗寄托深远，而其志气狂放、纵逸，幽微、深隐，蕴藉深厚，在痛苦无人可诉的时候，把零乱、悲苦的内心感情用诗文表现出来。叶嘉莹先生细腻深挚地解读了阮籍脍炙人口的十七首咏怀诗。

《江村诗稿》，收录陈鸿先生所撰古体诗九十余首，现代诗二十余首，其中有咏怀古迹，有歌颂自然，有感怀历史，有记录生活，不同的场景、各异的情绪，都行诸笔端，流淌成诗，饱含真情实感。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清代经学极盛，注释《春秋谷梁传》，有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柯劭忞认为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不免于肤浅，钟文烝《补注》无裨传义，所以自己重新作注。 柯劭忞以宋衷“三科九旨”之“九旨”为全书纲领，勘正文字，纠正前人说解，会通《谷梁传》传文义例，对《春秋谷梁传》作了通注。柯氏重视汉魏经师遗说，广辑刘向、郑玄等人经解，又能利用新出敦煌钞卷进行校勘注释，时寓对晚清时局的讥评，盖志于通经而致用，是一部晚出而益精的力作，牟润孙赞誉其可以与杜预《左传集解》、何休《公羊解诂》并驾齐驱。中华书局上世纪60年代向学界征求“十三经清人注疏”的整理选目时，杨向奎即建议收入《春秋谷梁传注》，较钟文烝《补注》为优。 《春秋谷梁传注》有1927年初印本和1934年定本，定本对初印本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订。此次整理以定本为底本，通校初印本，增改之处均写为校勘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初印本上，又发现有大量的柯氏批语和过录的柯氏批语，复作释读和通校。本次点校完整呈现了柯氏改定其著作的经过，清晰梳理出柯氏前后学说的变化。由于定本排印于柯氏身后，校雠不精，错讹颇多，整理者作了细致的核订，校改审慎，必明所据，并指出柯氏偶疏者，可谓柯氏之功臣。 本书附录柯劭忞1927年发表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上的一篇关于《谷梁》学的演讲录，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谷梁传柯氏释例目录叙》两篇相关文献，以供读者参考。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是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历来影响极大。本书是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对“四书”的白话翻译。全书起首有“前言”一篇，交代“四书”这一概念的定型和《四书》对后世的影响。正文部分则是各自独立的四部经典，每篇都有一个引言，接下来是文白对照和加上序号的原文和翻译。

本书汇录宋金时期各类曲体文学作品，包括法曲、大曲、鼓子词、转踏、散曲、诸宫调、戏文、乐语八大类，附录明清曲谱和元明曲集所收宋金词、剧曲目录。本书从音乐体制入手，重加整理，体现各类曲体的发展源流及相互关系，角度与《全宋词》不同，所录作品与文字亦与之多有不同。对曲文及宋金戏文的时代考辨、文字校订，亦有创获。

　《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套装全241册）》讲述了，“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yi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校本“二十四史”，是*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极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极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行校订，加上标，是为标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抗战时期敌后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的发展提供史料依据，丽水市档案馆与云和县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抗日战争档案汇编·浙江省铁工厂卷》。全书收录了1938年至1947年间，与浙江省铁工厂相关的馆藏档案129件，474页，档案来源于云和县档案馆、丽水市莲都区档案馆、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全书分设勘基建厂、日常事务、与地方协作、撤厂结束四大部分。主要内容为铁工厂的生产经营相关材料，包括购置土地、采购物资、征集原料、招收艺徒、武器生产、协助地方建设、土地房产物资移交等内容，反映了浙江省铁工厂在抗战时期艰难的环境下，从草创到发展，再到结束撤离的过程中，在浙江省政府、地方政府、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下，克服原材料不足、交通运输不便等困难，开展军工和民用机器的生产，为浙江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陈与郊《方言类聚》是明代一种《方言》校注本，将《方言》原文条目依《尔雅》篇目重新编为《释诂》《释言》等十六门，使以类相聚。郭璞原注则总附每节后，低一格以别之。间有双行夹注，为与郊所考订。此次整理以万历刻本为底本，用其他明本校对《类聚》所引《方言》正文，用陈与郊校语所引源文献校其按语，同时断句标。 《扬雄方言零札伍种》辑录孙诒让《札迻·方言校记》、王秉恩《宋本方言校勘记》、王国维《书方言郭璞注后》、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方言郭注辩证》、吴予天的《方言注商（附补遗）》五种《方言》条校条释材料，这些成果虽然零碎，但并不缺乏价值，一些条目的考订甚至很值得重视。我们为这些材料各自选择善本行录排校，以期方便学界的阅读与研究。 书后附《方言》原文条目与《类聚》、《五种》条目对照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本书以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手校戴震《方言疏证》、《方言疏证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王氏父子全部传世著作为辑录范围，选择各部著作版本，在逐字逐句阅读中辑录其中校勘《方言》的成果和引用《方言》的内容，分列于《方言》原文相应条目之下，条内按王氏著作时间顺序编次。所辑内容均加以断句、标，并核校引文。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戴震是清代位对郭璞注《方言》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他的《方言疏证》考辨《方言》的作者，校订传本《方言》中大量讹脱衍倒、误连误分、内容窜乱等问题，同时对《方言》原文逐条行疏通证明，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成为后来者使用和研究《方言》的重要基础。 本书稿整理者深耕《方言》及其注家数十年，在深调查《方言疏证》存世版本的基础上，以《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版为底本，以四库系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遗书系的微波榭丛书本、安徽丛书本对校，校正文字、复核引文、断句标均严格按照古籍整理规范行。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周易本义》是朱熹的重要著作，也是易学目前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提出的“《易》本是卜筮之书”的易学观，《本义》卷首的九图，至今仍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就无从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直至当代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本书以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本为底本行校。此次推出的是简体横排精装本。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指南方边远地区，在日之南，北边的窗户朝着太阳，即北回归线以南，概指今天的岭南地区。本书是作者在广州时所撰，记载了岭南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与中原不同之处，奇形异状的草木、果蔬、虫鱼、羽毛之类，以及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等，性质与张华的《博物志》相类似。书中征引文献亦极博洽，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等书，今皆散佚，可以藉此书略见一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作者段公路极有可能是《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次子，载的许多内容可在《酉阳杂俎》中觅得踪影和来历，可以视为《酉阳杂俎》的续篇。 许逸民先生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作校勘、笺注，在考证本事与用典，引据书证力求与详备，书末附有《书目著录与版本序跋》及《主要征引书目》，以备覆案参考。

本书将《孟子》七章分作十四卷，详加注释，并作了全译，对文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考证。书末附有《孟子词典》，与《译注》相辅相成。本书作为一部通俗的古典名著读本，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抱朴子内篇》与《外篇》同为东晋葛洪撰述。作者认为道本儒末，《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内篇》论证神仙的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各种道教书籍；是对战国以来、直至汉代的神仙思想和炼丹养生方术所作的系统的总结，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道教经典。此次，我们约请业内专家，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勘本《抱朴子内篇》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精心解题、注释、翻译，以飨读者。

本书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之一种。《墨子》一书是由其门人后学记录辑集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略晚于《孟子》。《墨子》原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家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本次约请专家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新编诸子集成》所收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并广泛参考了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翻译。

认识中华文化，要抓住其要义。而掌握中华文化要义，必须基于中华文化自身立场，遵循中华文化自身演的逻辑，回到经典文本，探其源，析其流，弄清中华文化究竟讲了什么。作者基于这一立意，选取中国文化史上z具代表性的文本，包括《论语》《易经》《孟子》《道德经》《庄子》《坛经》等，阐释儒家、道家、佛家及中医的主张、思想，提炼出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蕴含着beyond时空的大智慧，给予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力量。

本次修订重 一、 ? 广校诸本 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二、 ? 新撰校勘记 　　原校本使用方圆括号表示文字增删，未撰校勘记以说明理由。修订组复核了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三、 ? 订补疏误，后出转精 　　修订本对原校本的分段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纠正讹脱衍倒。全面检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确立引文的精确起讫和来源。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同时还订正原校本排印错误数百条以上。 四、 ? 尊重底本、优化完善 　　金陵书局本由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甚夥，是清末以来*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修订本一仍校本《史记》选用清代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尊重、保留金陵书局本、校本的整体面貌和优秀成果。依据当代《史记》研究成果和读者需要，修订本对于金陵书局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重新恢复其原来面貌。保存文献，方便读者。《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所缺部分补相应篇目，《三皇本纪》作为附录增补于书末。 五、 ? 多领域专家协作 　　校本《史记》修订同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幷约请多名文献家、史学家审读修订稿，提供专业审读意见，以供修订者参考、吸收，以期完善。

孽海花》三十五回，清末曾朴撰，为著名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以晚清苏州状元金昀（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赛金花）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败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小说集中呈现了当时上流社会达官名士的生活风貌与精神历程，书中所涉及数百名人物中有二百七十多人可与当时历史人物一一对应。作者以真人真事为依据进行创作，笔笔生动，鲜活亲切。全书结构工巧，主次配合，各个故事层层推进，形成整体，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在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影响，成为晚清小说中当之无愧的巨擘。

书稿分为《论语》原文及大意两大部分。本书是诵读《论语》的较好的诵读本，适用于学生、教师、家长、老年人、传统文化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