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自由电子书

栖身文明秩序的现代人并未获得“步”所允诺的安宁。取代蛮荒险境的，是密不透风、限制重重的行动网络和愈加超越个人掌控的大型危机。在本书中，斯塔福德·比尔将我们的社会组织置于系统科学的聚光灯下行考察，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关键的控制论原则，而揭示诸多社会机制崩坏的原因——这个由层层叠叠机构和制度所构成的、外表精密无比的运行系统，因其官僚化的错误组织方式而成为制造威胁、压迫人性、毁坏自由的庞大机器，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衡与崩溃。尤为致命的是，几近失效的状况下，自我维护的倾向却使其失去了内部修复的可能。作者呼吁，整个体制必须被再次设计，并归于人民。 尽管技术背景已迥然有别，这些文字和观仍然尖锐地指向我们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至为珍贵地为我们展示了反思之迫切与行动的可能。   关于“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时代，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的“老大哥”的普遍统治并没有出现，但赫胥黎所预言的《美丽新世界》却欣然降临，人们生活在感官刺激的消费景观中，而自己也欢乐地成为这景观的一部分却不自知。 300年的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步，许多过去年代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但它的问题却也伴随着这些步同时裸露出来，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摆脱的困惑。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1961年起，加拿大广播公司、阿南西出版公司和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共同发起了“梅西公民讲座”项目。围绕全球经济、家庭、债务与财富、生物生态、伦理、民主社会、公民权利等与当下公共利益关切的议题，“梅西公民讲座”邀请到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做客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观》（Ideas）节目，就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展面向公众的演讲。虽然所涉领域广泛、问题驳杂，但在根本上，这些简洁、犀利、普适的讲话无一不致力于探究：当下的我们被什么样的观所形塑？我们又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类？ 在阿南西出版公司的支持下，这些演讲以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下来，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可惜这一系列公民读本迟迟未被系统性地引中国。三辉图书几年前始陆续推这一工作，从中选取了对今日国内读者尤有启发的首批12本，组成这套“现代人小丛书”系列的*部分。作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我们没有将其定位为一套传统的公民读本。它也并非是对某一学科内部基础常识的梳理，而是针对现代社会中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却具威胁性的事物或状态提出的批判性思考。它们讲述的是即便人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权之后，现代社会依旧没有摆脱的工具理性的“铁笼”命运，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命运。 如今，我们了一个愈发复杂、分裂、充满困惑的时代，彼时的洞见和警醒却未显过时。在充满困惑和迷雾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以及，更重要的，保持并回归自我的本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无需等待立刻去做的事情。 这里有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知道的一切。   三辉书系·现代人小丛书 已出： 1《画地为牢》（多丽丝·莱辛） 2《技术的真相》（厄休拉·M. 富兰克林） 3《无意识的文明》（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4《培养想象》（诺思罗普·弗莱） 5《偿还：债务和财富的阴暗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6《历史的回归：二十一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詹妮弗·威尔什） 7《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罗伯特·弗尔福德） 8《效率崇拜》（珍妮丝·格罗斯·斯坦） 9《现代性的隐忧》（查尔斯·泰勒） 10《设计自由》（斯塔福德·比尔）本册 11《必要的幻觉》（诺姆·乔姆斯基）<br/>【推荐语】<br/>“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以“控制论”为背景，本书所要探讨的却绝非一个流行于局部的科学概念，也并非在技术与人文交汇的模糊领地中搬弄观念的道具。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是一系列现代社会中至为真切的关键性问题：在表面所宣称的社会目标之下，官僚制度如何昼夜不停地致力于它的根本目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复制；新生的秩序为何一再陷旧秩序的夹缝；技术不知不觉沦为权力的臣仆，修缮世界的工具被用来编织出更精巧的枷锁。正是当我们沿循系统科学的逻辑对社会组织行拆解，这一切向我们展露出它们的真实面目。 尽管来自一个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书中的讨论却有着惊人的应时性。应该说，那些作者以一位系统理论研究者的敏锐目光在信息社会的初生之年便捕捉到的危机，在今日愈加“智能”的时代已然尤为深刻地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与政治彼此缠绕的演化程本身也是一台飞速运转中的机器，因而，每一个“现在”，就是我们启审思的*时刻。 从参与式决策到放社区，比尔带着珍贵的热忱探索了理想社会的诸种可能。我们能看见其中的一些所得到的实践响应，自组织理论等思想资源的潜力则更是远未枯竭。 延续梅西讲座的一贯风格，作者以生动晓畅的语言，令控制理论变得简明可解。 斯塔福德·比尔是控制论、运筹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被誉为“管理控制论之父”；曾任二十余国政府顾问，所参与的智利“协同控制工程”项目，在控制论的发展历史乃至现今的“大数据”早期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本次演讲的时间恰在智利政变令“协同控制工程”戛然终止的同年。因此，对于这一颇具野心的、带着浓重时代印记的计划而言，比尔的讲述也是一份*鲜活的记忆。   编辑手记： 20世纪40年代初到1960年在纽约召过一组影响深远的科学会议，作为一系列跨学科的盛会，它们邀集了来自数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学、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议题同样涉猎广泛，但其中*为突出的，乃至占据了1946年至1953年间十次会议核心的，便是控制论——正是在此期间的1948年，这个名字由维纳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中正式地提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论所捎带的那种“一切就此不同”的讯息，是它在不同身份与会者心里激发出的兴奋和期待，促成了这组会议的盛大延续。一个小小的巧合是，这组会议也是由一个梅西基金会所资助，因此被称为“梅西会议”。 英籍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在1973年的梅西讲座上提出了借助于控制论来检视乃至改造我们的社会系统的想法。这一时间在今日看来似乎有些遥远，它却又是那个对拓控制论应有的无限可能仍怀抱热情的时代的尾声。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热情已渐近冷却。这并非因为控制论本身的无效，而或许更多地由于它的过度庞杂——许多由控制论衍生的研究支线规模已经大到足以支持自身的自主发展——随后则又被人工智能夺去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经费）资源。 相比之下，比尔的分析框架其实是简约明晰的。作为管理控制论领域先驱，比尔借助的核心概念是“阿什比多样性法则”——多样性吸收多样性。具体而言，对社会系统来说，维持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有良好的反馈机制和足够的灵活度，使它能够及时应对不断产生的变数。当然，它还有另一些选择，比如抑制变数的产生、比如用僵化的模块和静态的数据来简化实际问题、比如用滞后的反馈来制造逃避，在比尔看来，这正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正在采取的办法。至于那些原本能够用以解决麻烦的新工具，却总是被用在了制造麻烦上。就这样，这个外表精密无比的系统因其错误的运作方式而成为制造威胁、压迫人性、夺取自由的庞大机器。更加糟糕的是，它是致力于生产自己的活力系统，其内在目标便是自身的生存，而非每个人的福利。这种自我维护的内在倾向使得它既严重失衡、濒临崩溃，又似乎坚不可摧。它在每一个危机时刻允诺做出改变，“只要不涉及实质的改变”。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在填补系统的裂缝之上，只是为了这些裂缝的再次出现，而自由本身在此过程中日益遭受侵蚀。如比尔所说，“自由就是这样失去的，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旨在遏制自由的系统的产出……我们奢谈繁荣的增长，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暴政、战争、酷刑和压迫这四件可怕事件的增长却更为真实。” 比尔因此呼吁，系统的再造刻不容缓，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将科技归于人民，让它们真正成为创造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的有效工具。在比尔看来，在一个自由得到真正释放的社会，社区应当是放的，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教育、卫生、福利等各种社会服务，受或拒绝当地创新者的举措；工人应该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作，学生（每个人都是学生，一生至死）应该自由组织自己的学习。 这些呼吁也并非虚无缥缈的纸面宣言。在管理控制论的问题上，比尔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1971—1973年，他受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之邀前往协助建设计算机网络工程，用于构建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国民经济的管理。项目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就在1973年，它随着阿连德在政变中遇害而终止。因此很遗憾的是，项目的实际效果未能得以检验，但它不失为一次大胆尝试。 应该说，引起这类研究自觉的不只有认知方式上的步，还有危机迫近的巨大焦虑。我们的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见也不可测的庞然大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抗已然转换为不知不觉间陷的债务压力、种族灭绝或核武的威胁。比尔痛心疾首于科学正被用来摧毁人类，而这样的危机感在加速涌现的技术包围之下只能说更为深重了。无须赘述更多实例，因为这里的重在于，相比应对一个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它们是如何被产出的？于是，就像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在争取科学为自身权益所用的道路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正是用好那个能够借以发现结构问题的科学工具。而认识问题，是我们朝向那个“现在就可以要求的未来”的*步。  <br/>【作者】<br/>著者简介： 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1926—2002） 英国理论家，生前任曼彻斯特商学院教授与顾问，以其在运筹学、管理控制论等领域的著作而闻名，曾担任世界系统与控制论组织主席。 比尔曾在联合钢铁公司建立并领导一个运筹研究团队——运筹学与控制论研究部，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控制论为研究核心的研究部门。20世纪70年代，比尔参与了智利生产发展公司主导的“协同控制工程”，尽管该项目因智利政变未能完成，但比尔留在了南美洲，继续担任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政府顾问。比尔晚年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地生活，并成为三十余所大学的访问教授。     译者简介： 李文哲，美国林肯大学病毒分子生物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实验医学系博士后，临床诊断企业高管。<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