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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研究书系：郑振铎年谱（修订本 套装上中下册）》主要内容包括上册，中册，下册，附录一 郑振铎笔名别名一览，附录二 郑振铎著译编校书目，附录三 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2008年修订版郑尔康序，2008年修订版著者后记，2017年新版后记。

不读卡彭特，不识托尔金。 J.R.R.托尔金，现代奇幻之父，《霍比特人》《魔戒》的孕育者，中洲世界的缔造者。 托尔金幼年失去双亲、寄人篱下；少年与初恋被迫分离又重聚；青年在“一战”战场经历九死一生，失去人生知己……战后，他把所有对母亲、对妻子、对失落的家园、对挚友未竟理想的爱与激情，都倾注在对中洲世界的想象与描绘里。 汉弗莱·卡彭特采用朴素的线性叙事，让托尔金日复一日的“静”，成为栩栩如生的“动”。他是唯一见过、采访过托尔金本人的传记作者；他能不受限制地查阅托尔金家族文献；他与多位托尔金亲友交谈；他对托尔金满怀爱意，又保持着批判性距离。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的艺术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

南京师范大学已经历了百年沧桑，其前身可追溯至1902年由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而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上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南京师范学院又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不仅是学校的优势学科，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被称为江南文枢，东南重镇，以人才荟萃著称，形成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优良学风。已故的著名学者孙望先生、唐圭璋先生、段熙仲先生、钱仲联先生、杨白桦先生、徐铭延先生等，都曾在本专业任教过。1981年本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博士点之一，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成为批博士生导师。薪火相传，几年后又涌现出一批学术精湛、各有专攻、成果丰硕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郁贤皓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990年他被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评定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其年11月，唐圭璋教授不幸仙逝，于是郁贤皓先生当时就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当时他不仅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政府首批重点学科，1996年又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梯队。现在已成为江苏省优势学科、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文科基地、“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的骨干学科。

作为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体、影响了几代人。他也是重要的报人和社会活动家，热心社会事务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保存传承。金庸将近百年的一生，与他笔下的武侠世界一样，充满故事性和传奇性，堪称一代“文化大侠”。 《金庸评传》是金庸研究专家刘国重参阅数百种资料撰写的全新金庸传记。本书从金庸的家世、求学、办报、写作等方面着笔，细致微地呈现了金庸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并结合金庸生平，对他如何创作出十五部杰出的武侠小说，做了大量新颖且合理的分析。

· 目前学术界公认*权 威详实的狄金森传记 · 艾米莉·狄金森——美国现代诗先驱者、西方* 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博尔赫斯的偶像，她是一个谜，而本书试图揭开她传奇人生的谜底 · 兼具严谨的历史考据和可读性，《出版人周刊》称其达到了文学传记的* 高水准 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艾米莉·狄金森大概是* 受人喜爱的伟大诗人之一，同时也是难以索解的谜——她是博尔赫斯唯 一公开表达欣赏的女作家，诗坛地位与惠特曼比肩，却在25岁之后逃避公众生活，只留下上千书信和诗作。 这个奇特的女性究竟有怎样的一生？生活中的遭遇，不同寻常的个性，激情与愉悦，失望与冲突以怎样的方式走进了她的诗歌世界？ 当代学者阿尔弗雷德·哈贝格以时间为序追随着狄金森的脚步，用信实*且深入的文献资料向世人展示他揭开谜底的雄心，带我们尽可能地接近这位诗人——这位天才的、隐居的、自命不凡的、令人深感困惑的诗人——饱满热忱的创作，及其非同寻常的一生。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我们找寻的梭罗不在任何一本书中，所以我才写下这本。当梭罗走在康科德的街道时，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梭罗属于我们的时代和所有的时代。 ——劳拉·达索·沃尔斯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诗人及思想家。生前鲜为人所知，20世纪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于日记，绝大部分都在死后才出版，生前只出版过两本书——《瓦尔登湖》与《河上一周》。 梭罗的一生，见证了美国从一个充满农民和工匠的社会，转变成了熙熙攘攘、相互联结的商业国度。而梭罗的形象从未被之前的传记完全捕捉，他过于天马行空，过于特殊且多面。本书对梭罗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行整理，追踪了他生命的全部轨迹，通过梭罗所有的奇特与矛盾之处，复活了他完整的一生。

全书以简洁优雅的笔调，重现余秋雨先生从出生到成名成家的人生经历。 少年时，受到家乡民情风俗的滋养，懂得了中国民间的人伦物理。在成长中，于饥饿和灾难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冷冽，而在半山老屋中的苦读古籍和在外文书库中的冒险翻译，让他遍历中西传统经典，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重要著作，在人文领域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评价。 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研究，是余秋雨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经历了许多磨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代价。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他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对中国人集体文化人格的确认，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侧重于阐述、分析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特色和价值，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对于读者了解余秋雨先生的生平、创作以及当代文学史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书。

《鲁迅传》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五十多年研究鲁迅的心血之作，凝聚一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心得感悟，书写一个可信、可亲、可敬、可爱的凡人鲁迅。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始，吴中杰研究鲁迅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作为学院派研究专家，吴中杰用力尤勤，成果丰硕。吴中杰挖掘现有的全部史料，将所有引文根据权威版本核实一遍，以事实为根据，不堆砌、 不臆想轻盈客观地书写鲁迅出生绍兴、留学日本后，在北京、厦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把经历、行状、思想和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行考察，在风雨如磐的宏大背景中展示了一个热切而孤独的灵魂。 全书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二百余幅黑白民国照片上色修复，全行业首次还原百年前的颜色并投印刷，只为读者体验身临其境、触摸历史之感，看清鲁迅的微笑与细纹，让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场景也有近在咫尺的落泪感动。 “写完《鲁迅传》，我的鲁迅研究工作也告一段落了。”——吴中杰

林贤治先生的这部鲁迅传记，问世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重印，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是鲁迅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为更新版本。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了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界的两大巨擘。他们早年从求学到学术研究的阶段，正是近现代中国东西方学术与文化交融的密集期，他们置身其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历程的复杂和艰辛。期间他们的往来书信由夏志清先生珍藏六十余载，经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授权，苏州大学季教授注释整理，首次向外界披露。?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收录夏志清、夏济安兄弟二人从1955到1959间的通信共110封。夏志清在美国努力寻找教职。在此过程中，他四处迁居，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但在学术上成果辈出，完成了重量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期间，夏济安有幸来到美国交流访学，兄弟二人得以聚首；在台湾期间则一心栽培文坛新力量，对后来的台湾文学影响深远。他们在这个可贵的和平时期谈学术、谈艺术，规划事业、联络友人，在学术和感情上互相扶持，继续人生之路。这些精心保存下来的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深具意义。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那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

《郑振铎传（修订本）/郑振铎研究书系》共有60万字，从郑 振铎的家世求学、文学创作、文学编辑、大学执教生 涯、学术研究、考古、社会活动与组织等方面，立体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展示了他多方面多领域的贡献与成就。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于其被迫流亡的1939年至1941年间的个人传记，也是一段风云变幻的欧洲历史。茨威格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融为一体，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记录了欧洲社会一代人的命运浮沉，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时动荡的半个多世纪，欧洲逐渐从精神的高地坠落到道德的深渊，和平与人性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从前那个平和、包容、友善、自由的文明欧洲，消失殆尽。 茨威格目睹了这一切，始成为一位不情愿的见证人，在生命沉黑暗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珍贵而残破的昨日镜像，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灰暗年代发出的绝望抗议。

黄仁勋的故事是关于梦想、决心与创新精神的典范。他出生于中国，后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在经历了文化冲和语言障碍后，黄仁勋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技术的疯狂热爱，在商业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书讲述了黄仁勋从出生至今六十余年的人生历程：初到美国，他如何适应环境，突破自我，考俄勒冈州立大学；创业之初，举步维艰，他如何解决包括资金短缺、市场竞争与技术挑战等一系列困难；他如何激励团队，推动创新，并且与商业对手行智慧的较量：历时三十余年，他如何将英伟达从一个小型的图形处理器公司发展成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 本书不仅是一部科技企业家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取得成功的指南。通过黄仁勋的故事，读者可以了解到科技行业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领先。 这本书适合所有对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感兴趣的读者，无论你是科技行业的专业人士，还是对科技充满好奇的普通读者，都能从黄仁勋的故事中获得启发和动力。

鲁迅传套装(现当代传记文学经典，细腻的笔触描摹出鲁迅先生并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套装分别包含： 《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锦言录》是一本十多万字、撷取鲁迅著作精华而成的集子，由著名学者、资深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选编完成。全书共包括“论中国人”“论旧中国”“辩证法”“论文化”“论人物”“谈人生”这六个相对独立而内在联系紧密的主题。它比语录周全，比文章浓缩，就如同置身于鲁迅著作的dianfeng绝顶，能将其中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确能收顷刻之间，借一斑而略知全豹之效。尤其适合当下碎片化阅读的时代里，亲近充满睿智、富于哲理的鲁迅经典著作，充实自我。 《鲁迅传》是许寿裳回忆挚友鲁迅先生的作品集，完整收录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两部分内容。作为鲁迅精神当之无愧的深刻的理解者，许寿裳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力图描述一个真实的鲁迅。文笔淳厚，内容翔实，感情深挚，在鲁迅传记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作为鲁迅35年的挚友，许寿裳的回忆文章，对于研究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弗兰茨·卡夫卡是20世纪*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摸不透、含糊不清、既吸引人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的化身。这部传记把卡夫卡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放在1880年至1920年这一时期各重要文化思潮的相互联系之中加以考察。它展现的是游手好闲者和孤独者，旅行者和胆怯者，禁欲者和爱恋者，心醉神迷者和怀疑者，恐怖专家和讽刺大师……人们可以从卡夫卡作品在犹太神话和欧洲现代派之间的特殊地位中，获得对其艺术特性的新的认识。 本书将卡夫卡性格的多面性与独特性同其作品的深奥性与神秘性放在20世纪欧洲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考察，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和民族学，以及布拉格的地域文化传统，描绘出一个立体的、轮廓鲜明的、背景清晰的、完整的卡夫卡。

　　《老人与海》：一个倒霉透顶的古巴老渔夫，独自出海鱼，八十四天来一无所获。第八十五天，他依然决定早起出海。这次，他将船驶深海，终于钩到一条前所未见的马林鱼。大鱼很有劲，拖着小船整整漂流了两天两夜。在无边大海中，在日升日落中，老人渴了，饿了，手抽筋了，背勒伤了，但他一直与马林鱼对峙着，坚持着。终于，在马林鱼筋疲力尽溜圈结束后，老人奋力将鱼捕获，拴在船头。胜利返航中，流血的马林鱼不断引来鲨鱼们的袭，一场无可避免的灾难就此发生。疲惫的老人继续与鲨鱼战斗，但终马林鱼还是被鲨鱼们吃个精光，老人只拖回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故事几乎全发生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除了头和结尾出现的小男孩对老人的照顾之外，配角几乎都是海洋生物——马林鱼、飞鱼、鲯鳅、鸟、鲨鱼。老人以海为生，他爱那些鱼，但他又必须捕食它们。对此，老人想：  “杀掉鱼，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并卖钱食物，杀了它是为了荣耀，因为你是一个渔夫。它活着与否你都爱它，如果你爱它，杀了它便不是罪过。”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一个突出的硬汉形象，即使面对不可逆转的失败，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本书由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老师》三本书以及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编译而成，完整系统地介绍了海伦?凯勒丰富、生动、真实而伟大的一生，许多文字还是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本书是一个人的奇迹，也是所有人走出困境的方向和信心，它使所有声得见光明的人能够重新领悟到生存之于生命的价值，生活之于人生的意义。      《爱的教育》：本书是一部伟大的爱的经典。作者把师生之爱，父子之爱，同学之爱，对祖国的爱都写得感人至深。全书包括发生在安利柯身边各式各样感人的小故事，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戒启发性的文章以及老师在课堂上宣读的精彩的“每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