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一部以三峡工程建设中移民工程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深入11个省市采访，以丰富翔实、鲜活生动的事例，向人们展示了移民搬迁这一难题在中国是如何得到很好解决的，讴歌了党和政府对移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心，赞颂了移民干部认真落实党的移民政策，为移民排忧解难的感人事迹，介绍了移民群众自力更生、二次创业、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作品夹叙夹议，描写细腻，语言流畅，现实感强。

这是一本散文式的记实文学作品，是一位从教四十年的教师所写。在这本书中，她用记实性的手法，叙述了她七十二年的人生：民国末年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工作、改革开放、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为祖国作贡献……这一连串的历史行程中，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以及她的家庭所经历和反映的是这段历史时期整个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她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这些人，在她的故事中，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自己的身影。作者以满腔的爱、真诚与热情，讲述了她的故事。用生动、有趣、幽默、恢谐的语言让这些故事栩栩如生，富有吸引力。

《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是一本医学人文图书，集合了奋斗在中国肿瘤临床一线的17位女医生在行医生涯中的见闻和感想，感人至深。每一位肿瘤科医生都是一部生命故事存储器，尤其女性对生命有着更加独特的感知能力。参与本书的17位女医生，都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工作二十年以上，临床经验丰富，成熟、理性，日复一日面对各种癌症患者和家庭，对人生的理解也会与众不同、更加深刻。 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观察社会和人性的窗口，没有哪一种职业像医生这样直面生老病死，直面悲欢离合，也直面真假善恶。而癌症更是一块试金石，既照见医生、患者，也照见患者身边每一个相关的人。在癌症阴影的笼罩下，每个人都脱下了伪装，真实展现积极求生的一面、绝望害怕的一面，但不管哪一面，都是病房中上演的人间真情故事。 在这本书中，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令讲述者难忘。它将肿瘤科女医生的心历路程真实而充分地展现出来，希望每一位读者能从中看到人生的光与热，看到生命的可贵与不凡，看到医患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辅相成，更感受到人间温情。 我们在人间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癌症是生死战场，是婚姻、爱情的战场，是人性的战场，也是一场生命主权的战场。面对癌症时，如何选择？只有了解真相，才有选择！

佳城举办首届“青春风采大赛”，佳丽如云，轰动全城。一时间，“美丽有价”成了街谈巷仪。佳城饭店老总席杰、海星广告公司老板刘成、梦丽时装厂厂长林珊等诸多商界大亨，都想利用这次“选美”达到宣传企业的效果，于是，围绕着“美丽”与“金钱”展了精彩的故事，商战与情

在人的一生中，四年，也许不算太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四年则更是只能算作短暂的一瞬。然而，有时候，短暂的一瞬，却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周恩来在重庆这四年，是中国抗日战争非常重要的年代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抉择的关键的年代。在迷雾笼罩的陪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以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工作，在各阶层人民心目中燃起了一盏耀眼的明灯。于是，就有许多不胫而走的动人故事流传下来……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当弗洛伊德遇见达·芬奇？这听起来像是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但事实上达·芬奇对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在898年写给朋友的信里写着 “也许*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了，据信他没有任何风流韵事。”到了90年，这个有可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终于把达·芬奇这个有可能是*伟大的艺术家放上了自己的分析台 艺术史，创造力，科学冲动，情感生活，以及与时下书《达·芬奇密码》内容相关联的诸多隐喻 当然也有弗洛伊德*拿手的对达·芬奇的自恋症、同性恋、恋母情节、性启蒙与性冲动如手术刀般的剖析。关公战秦琼的结果就是，弗洛伊德用《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又一次颠覆了我们对人性的诸多常识，达·芬奇其实很倒霉，他只是梦见了一只秃鹫，结果就在书里被判定为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和他的母亲有了一腿……“蒙娜丽莎的微笑”究竟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三位女性长辈有怎样的联系?达·芬奇密码前传?心理解密报告?弗洛伊德的研究实验之一?虽然这本书在出版伊始遭到了异乎寻常的谴责和诽谤，但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直到*近还没有一个评论家有把握找出这本书的*弱点。弗洛伊德利用临床精神分析法对达·芬奇的性心理踪迹研究，这是他好一次大规模地涉足传记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他研究的主题 从早年开始的列奥纳多的感情生活，其艺术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他的性心理历史轨迹。同样重要的次主题 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的起源，对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自恋症概念。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邓小平（1904—1997）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进行一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这是一部优秀的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

深爱博爱大爱爱满天下，仇恨怨恨悔恨恨断天涯，喜事悲事家事事实说话

母亲离婚后，托比也随之离开了父亲和哥哥，从此与母亲踏上颠沛流离的漂泊之旅。这对母子在不停迁离的途中，发展出一种超乎寻常、近似心灵感应般的默契。 新一任继父对托比始终有强烈的敌意，托比为自尊反抗，发起各种计划——逃到阿拉斯加，伪造支票，偷车……沃尔夫用好不避讳的细节重现了青春的残酷和挫败感。而关于“我是谁”、“我可以成为谁”，就像车窗外那模糊却持续着的景色，托比正等着它慢慢清楚下来。

传奇的西南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00多位人文大师，170多位院士。 本书作者、著名记者丁元元从2014年始，以近乎侦探的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历史档案、联大校友录等，找到20位在世校友，行抢救式采访。 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联大化工系毕业生赵仲兴；蒋经国铁血救国会骨干、联大政治系毕业生陈志竞……他们亲口讲述的大量课堂细节，让作者触摸到联大精英教育的本质：通识教育、作坊式教学、去官僚化等，为当代高等教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参考。 就在这本书采访、写作的过程中，这批后的联大学子仍在不断逝去。这让本书几乎成为后一份以亲历者集体口述形式，保存联大教育细节的珍贵资料。它同时还补充了很多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新鲜史料。

《以文记流年》是阿来2020年一本全新散文随笔集，这本书由“川酒颂”“读书记”“出行记”“鉴赏记”“怀人记”“《云中记》的记”“演说记”七个部分组成，阿来*次在作品中展现了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有诗与酒，有爱；对语词、对自然之物、对世道、对人，都能兼得，居于城市楼群森林中某单元某层某室也就能如行天涯。写这本散文集，作者是想要和以前的书有所区别，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

再也没有恩怨情仇，再也没有刀光剑影，再也没有昼伏夜行，再也没有狡兔三窟、神出鬼没……他身无分文，也无“背景”，却敢怒敢言、敢作敢当、敢爱敢恨，手握一把“斧头”，吓退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大亨，扬名上海滩；他一次次组织暗杀行动，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叫汪精卫的后背连中数枪，使戴笠屡遭主子训斥，提心吊胆……他作为一条硬汉子、纯爷们儿独往独来，天马行空，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拼杀了一生，风流了一生，奋斗了一生。1936年10月20日晚上，他被军统特务暗杀毁容，尸骨埋在梧州倪庄，像一个孤魂野鬼，一直游荡在千里西江、十万大山

这是一个动了800万读者的真实故事。 30岁出头的杂货铺老板，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眼底黄斑病变。在彻底失明之前，他决定自我放逐：去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野营、去事故频发的318川藏线骑行，去深山盖个小木屋酿酒…… 他似乎已经放弃自己的人生，以此对抗命运的荒诞与虚无。但也正是在流浪的途中，他逐渐摸索到一种全新的生存可能。 作者的经历疯狂、荒诞，讲述却无比真诚、袒露，充满黑色幽默精神，又无比感伤。

《天下黄河》是一部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维度解读黄河的泛文化读本，由人文学者张真宇和水文作家蔺生睿联手奉献，从黄河的起源，河源地到海口数千公里的曲折行旅以及往复循环的河流生命，在亿万年间所创造的华夏文明的不断生长、衍变、传播。从水文的角度，阐述了历代对黄河治理和管护的实践、探索、得失与反思，从文明和科技两条线为读者提供了认识黄河的全新视角

《雪落东京》展现了作者在3年时间里对日本社会的集中观察和思考，内容涉及自然风貌、社会文化、医疗保健、生活习俗和创作体验等方面。有对环境变化的诧异与焦虑，有对城市功能脆弱的担忧和警告，有对社会热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同时对这些问题发自肺腑地提出告诫。

【内容简介】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示省人大扶贫工作队在泗洪与当地干群齐心协力、艰苦奋斗20年的动人事迹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本书集中体现了党对扶贫攻坚领导的决定性和重要性，也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伟大思想。本书是一本集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好书，又是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图书。

 “从哪儿讲起呢，我的宝贝？就从我们一起发明的一个傻傻的游戏吧。对他人，那些游戏毫无意义，对我们，却意味着一切。还有，我们在海滩上。你两岁。这之前，你只见过一次海滩，那时你十四个月大。对你来说，海洋是巨大的，我感觉到小孩子在面对广阔世界时所感受到的敬畏和恐惧。 后来，你大了，不怕了。你心无芥蒂地奔向这个美丽又危险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并没有如我一样给你温柔的回报。” 专栏作家杰森·格林原本和妻子斯泰西、两岁的女儿格丽塔过着平常的幸福生活。直到2015年的一天，格丽塔与祖母在公园里聊天时，附近高楼上的一块红砖突然飞出，砸中格丽塔头部，令她当场失去意识。格丽塔因失血过多、创伤过重不治身亡。杰森于2016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纪念女儿的文章《孩子不会永远活着》，书写丧女之痛。这篇文章动了无数人，他因此以一本书去记录自己和妻子艰难重建人生，与悲伤共处的过程。他希望读者不会把这本书定义成一本关于失去和痛苦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希望和爱的书。

本书为长篇报告文学。以镇江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成立30周年为背景，精选30多件鲜活生动的事例，有各种案件的案发和侦破过程，也有为民服务，救人于危难的感人故事。从中可以了解到110的前世今生，忠诚与坚守、不易和艰辛。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春归库布其》是一部呈现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的纪实之作。以库布其治沙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为篇，全景式叙写了黄河河套弓弦之地蒙汉文化融合时空中变沙害为沙利的艰辛历程和丰饶成果，形象地解读了以政府政策性支持、民企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及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性改善的机制样本如何走向国内外的秘笈，为拓人类生存空间、防治荒漠化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修复提供了国际视野的智慧与经验。作品以宽博苍茫而细微如沙的叙述风格，融自然地理、生物科学认知与历史根脉、社会人文、现实及哲思于一体，是一部纪实与文学言意兼得的生态资源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