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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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集忠、勇、智、仁等美德于一身，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历朝历代都高度推崇的智者和贤者的代表。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演绎和渲染下，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被捧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无所不能的神坛。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却是一个充满谜团，有执着，有无奈，也有失败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北伐未竟、壮志未酬的结局也充满了悲剧性。 本书以正史为据，以诸葛亮的生平为脉络，围绕多个关于诸葛亮的谜团，严谨、客观、详细地梳理了诸葛亮的生平和历史功绩，生动再现了诸葛亮真实鲜活的传奇人生。本书*的特是在吃透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解释了诸葛亮人生故事中数以百计的有趣谜团。这些谜团既有后世传说中应当澄清的讹误，也包括尚有争议的话题，从而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深了解诸葛亮和他的一生。本书深浅出、平易晓畅，是一本兼具历史真实和文学审美的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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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寻的梭罗不在任何一本书中，所以我才写下这本。当梭罗走在康科德的街道时，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梭罗属于我们的时代和所有的时代。 ——劳拉·达索·沃尔斯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诗人及思想家。生前鲜为人所知，20世纪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于日记，绝大部分都在死后才出版，生前只出版过两本书——《瓦尔登湖》与《河上一周》。 梭罗的一生，见证了美国从一个充满农民和工匠的社会，转变成了熙熙攘攘、相互联结的商业国度。而梭罗的形象从未被之前的传记完全捕捉，他过于天马行空，过于特殊且多面。本书对梭罗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行整理，追踪了他生命的全部轨迹，通过梭罗所有的奇特与矛盾之处，复活了他完整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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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的故障诊断与维修是临床工程师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也是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顺利展的重要保障。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于2016年始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医疗设备维修案例，以促临床医学工程人员在医疗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方面的交流与分享。为了更好地传承经验智慧，本书吸纳了5年来所有的优秀维修案例，并按类别分为超声类、放射类、呼吸类、监护和输注类、手术麻醉类、消毒类、检验类、血透类、医用内镜类、牙科专用类及其他等设备，分别行了介绍与案例展示，以期为医工同仁们提供参考，提供维修故障解决的新思路、新方法，促医工同仁们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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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装包含《成为雍正》《雍正和他的甄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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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差，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被誉为大清“中兴*名臣”，且*后全身而退。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 　　他出身平常，家族五六百年没出过秀才，可谓典型的小镇青年。 　　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才中秀才，却以笨功夫成功通了科举之路，顺利翰林院。他一生崇尚笨拙，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 　　他踌躇满志京，面对全国精英，发现自己见识狭隘、观念鄙俗，陷自卑和焦虑。三十而立，他立志学做圣人，研读经典，广交朋友，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在京期间飞速升迁。 　　他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天下大乱之际，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陷人生低谷。 　　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终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结硬寨、呆仗”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位极人臣。 　　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面对与洋人的差距，率先抛弃落后观念，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的基石，*终从笨人到圣人，成为大清王朝的*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后一个偶像。 　　翻本书，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笨拙的精神，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

全书以简洁优雅的笔调，重现余秋雨先生从出生到成名成家的人生经历。 少年时，受到家乡民情风俗的滋养，懂得了中国民间的人伦物理。在成长中，于饥饿和灾难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冷冽，而在半山老屋中的苦读古籍和在外文书库中的冒险翻译，让他遍历中西传统经典，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重要著作，在人文领域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评价。 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研究，是余秋雨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经历了许多磨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代价。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他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对中国人集体文化人格的确认，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侧重于阐述、分析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特色和价值，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对于读者了解余秋雨先生的生平、创作以及当代文学史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书。

《鲁迅传》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五十多年研究鲁迅的心血之作，凝聚一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心得感悟，书写一个可信、可亲、可敬、可爱的凡人鲁迅。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始，吴中杰研究鲁迅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作为学院派研究专家，吴中杰用力尤勤，成果丰硕。吴中杰挖掘现有的全部史料，将所有引文根据权威版本核实一遍，以事实为根据，不堆砌、 不臆想轻盈客观地书写鲁迅出生绍兴、留学日本后，在北京、厦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把经历、行状、思想和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行考察，在风雨如磐的宏大背景中展示了一个热切而孤独的灵魂。 全书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二百余幅黑白民国照片上色修复，全行业首次还原百年前的颜色并投印刷，只为读者体验身临其境、触摸历史之感，看清鲁迅的微笑与细纹，让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场景也有近在咫尺的落泪感动。 “写完《鲁迅传》，我的鲁迅研究工作也告一段落了。”——吴中杰

林贤治先生的这部鲁迅传记，问世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重印，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是鲁迅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为更新版本。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了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本书以中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跌宕起伏，坎坷悲壮的一生为经，以诗人游历各地，抒发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诗史”为纬，构建出了一个立体、丰富而又鲜活的“诗圣”形象。作者以极优美而又极生动的笔触为读者还原了杜甫的一生与大唐由盛转衰的时代画卷，其中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壮阔，也有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悲怆。读懂了杜甫，也就读懂了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精神脉络。    杜甫离我们很远了。大唐王朝也已离我们千余年。杜甫又分明没有走远。他笔下战乱中大唐百姓的哀号，还在他的诗里绵延不绝；他夹杂在百姓中与他们一起逃难的身影，还在他的诗中鲜活跃动；他对大唐统治者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警钟长鸣，到今天还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他属于大唐王朝，又超越那个时代，其精神力量到今天仍然在激励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在吸收近年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力求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将马克思的生平、思想、贡献和影响呈现给广大读者，还原一个将儿子、丈夫、父亲、外祖父、战友、战士、学者等身份有机集于一身的马克思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还原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思想家身份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真实而完整的形象。 在着力阐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该书也考察了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及在东方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伟大贡献，力求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全面性。在实事求是地阐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性的同时，该书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有力驳斥了妖魔化马克思的奇谈怪论。 之后，本书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科学理想。

张永和(1902—1992)，又名张致中，云南省泸西县人。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交通大学历史上*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中共建党初期在云南省传播革命火种的*代共产党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云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地方党组织建立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 ? 本书分为生平传略、著述言论、文献资料摘选、纪念文选四编，并附载大事记和珍贵的历史图片，首次*、立体式地展现张永和的革命人生图景和革命奋斗精神，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保持信念、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做出的伟大贡献。 ? ? 本书的出版，对于沪滇两地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基于作者多年从事光电定位和光电对抗及相关领域的科研项目和教学成果，系统阐述光电定位和光电对抗的相关原理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光电制导、光电侦察告警、目标跟瞄和交叉定位、基于光学成像的单站被动测距、光电无源对抗、光电有源干扰等技术，对光电对抗的评估与仿真，以及典型光电对抗装备的介绍，覆盖了紫外、可见光、红外、毫米波和激光等技术在光电定位和光电对抗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