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长江、嘉陵江交汇，擎起天造地设、特色独具的山城和渝中半岛。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郡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系其中之一，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半岛）迄今已两千三百多年。在封建王朝，渝中半岛一直是川东道、重庆府和巴县衙门所在地，辛亥革命重庆督军府，民国初期刘湘一统全川时的省会办公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军政的中枢，解放后中央决定西南局首脑机关落子于此，这里是自重庆建市以来党政军机关驻地。细溯历史它的重要地位亘古未变，弹丸之地的渝中半岛三度荣膺中央直辖办公地殊荣。 一个多甲子前，国家经济尚不发达、交通不便，城市面貌依然保持着解放前的大格局，莫说远道的北碚，就是隔条江的南岸、江北，即便有公路相连的沙坪坝、九龙坡，人们到渝中区，统统说叫进城。市级领导机关、职能部门、重要商业、名食名店、金融中心、重点学校、文化娱乐、交通出行等优势因素叠加于此。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此书主要截取第五十一回薛小妹之灯谜，对其中数首谜底行探索和揭示。作者从解民间灯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与红学专家、红学爱好者不同的见解，角度新奇，有一定可读性。从展示民间《红楼梦》爱好者观的角度上看，有一定的视窗价值。排版上采用小本，配以红楼梦版画，双色印刷，阅读轻松。

　　17岁时，她独自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 　　在异国他乡，她面对的是什么？ 　　她心吗？她苦恼吗？ 　　她有什么失落，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90后作家顾文艳在留学期间写给母亲的信，展示了她初到美国、逐渐适应，再到英国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体会与感受，其中有新奇和兴奋，有迷惘与困惑，有泪水，有欢笑，而让父母欣喜的莫过于女儿内心的蜕变和心灵的成长。

《圣经》出于卓越的先知之手，他们把古老的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感悟与现实而浪漫的创作紧密地贯穿在一起，形成神与人合一的精神纽带。 在这条精神纽带的风景线上，每一个字眼，便是一个顿悟；每一个纽带，便是一个感叹；每一个异象，便是一个令人讶然的灯火阑珊处。 如果人生当真只有一次顿悟的话，那么《圣经》的文学、 文学的《圣经》，就是值得我们去驻足，去顿悟的殿堂。 《圣经文学二十讲》是对推崇上帝、推崇耶稣的这部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学经典的神往追寻、求证。虽然，求证在希伯来人看来是多余的，在信基督的人看来也是多余的，但对许许多多的尚未涉足这一领地的读者来说，则是不可或缺的指归。 因此，我们在讲解《圣经》时，每每极尽信、达、雅、的旨趣，以期使读者能流连忘返于这人类精神及灵魂的源泉。

《滴天髓》是古代中国命理学著作，相传为宋朝人京图撰，也有人说是明初刘基所作。清代道光年间，任铁樵毕生研究命学，针对当时命理学偏离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正理，混乱芜杂，偏重于格局和神煞的问题，结合一生命理实践分篇增注，阐微发隐，正本清源，并以大量时人之命造作为例证，这才扫除迷误，使命理学返回大道，并更加成熟。

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

昔黄帝始创奇门，四千三百二十局法，乃岁按八卦分八节，节有三气，岁大率二十四气也。

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赵树理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戏曲、诗歌、杂论等200余万字。他的小说，大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代表作有《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2019年9月23日，赵树理长篇小说《三里湾》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为了反映赵树理的文学成就，拟出版《赵树理文集》8卷。 《谈兴趣》为赵树理的文艺评论集，取其中一篇《谈兴趣》为书名。这本文艺评论集收录了《集思广益》《平凡的残忍》《编小报的回忆 》《平凡的残忍》《谈兴趣》等七十余篇赵树理的文艺批评作品。这些作品创作于1927年至1948年，是赵树理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赵树理的作品大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皇极经世》是宋代学者邵庸毕生研究周易而自创的经天纬地之预测学。根据河洛数理，周易阴阳皇极经世，天地物理，人类进化的推衍，创立了“元、会、运、世”一套有规律的预测方法。元会运世各有卦象表示，每年亦有卦象表示其天文、地理、人事发展变化。只要洞其玄机，用其生化之理，天地万物之生命运程，皆了然于心，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皆未卜先知矣。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图书象数之学显于世。

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

《夜航船》用较为浅显的文言叙述四千余个文化常识段子，该书讲述了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等二十大类125个小类的学科知识。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本草纲目》广泛涉及医学，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 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各归其属，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泄、伤寒、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十九大类重予编次、注释。编撰体例取法皇甫谧《甲乙经》，而无编辑害义之失。

此书为火珠林卦法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火珠林法的经典。明清术士莫不奉之圭臬。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必须遵从社会的生存规矩。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皇帝有皇帝的生存规矩，官员有官员的生存规矩，百姓有百姓的生存规矩，每一个人都在当时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里挣扎着，生活着。

《莺莺传》是唐代文学家元稹创作的一篇传奇，这篇传奇讲述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起始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他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