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系高级工程师，退休以后随子女移居加拿大，至今已经十五年。 他从为什么移民，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起，对所居住的城市，吃、住、行、看病等在加拿大的日常生活及所见所闻所思娓娓道来，如同直白。 他60多岁重返校园学习英语，参观国会山，旁听省议会会议，接触、观察、了解社会，看人们如何享受生活，管理社会，处理社会矛盾，以及反思历史，处理曾经的过错。 加拿大有哪些原住民，他们从何而来？加拿大何以成为一个国家，以及所面临的分裂危险。 在加拿大这个“自由国家”生活有哪些“不自由”？为什么一栋普通农舍会吸引数以百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前往参观？ 华人便利店主为什么烦恼？底层人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没有妇女节和儿童节，但他们对妇女儿童安全的保护细致入微。玩儿在起跑线上的加拿大孩子如何长大成才？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加拿大留学，他们的情况如何？加拿大大学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使其在毕业时是已经有2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并自己解决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部分学费和生活费用？ 他提出一个问题：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令许多人向往。但，它适合你吗？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抗战爆发后，与那个时代辗转迁徙的文人一样，茅盾先后到过香港、新疆、延安、桂林、重庆等地。战火不断，危机四伏，茅盾身处在充满种种矛盾的社会漩涡中，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文艺界的名流。本书以《茅盾全集》为蓝本，讲述茅盾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这一时期与诸多故雨新知交往的故事。他回顾与鲁迅、邹韬奋、沈钧儒等好友的日常琐事，追忆瞿秋白、朱自清、冼星海等故人的壮烈情怀，感念萧红、丁玲、庐隐等女性的跌宕人生，记录萧楚女、马达、孙毓秀等人的奇闻趣事。他们中有的曾一起奔波在逃难途中，有的身处同一文学阵营，有的一起工作过，有的是革命事业的同道中人。与这些朋友的交往，在交往中不断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支撑茅盾在生活逆流中一直走下去的坚强力量。

作者的一生是火热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其有二十多年的军队生活经历，十多年的地方党务工作经历，十多年的企业管理工作经历。本书通过描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反映共和国的日益步与强大，表达自己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喜悦情感。全书内容积极，充满正能量，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是一本励志读物。

这是一套专门献给成年人的故事书。包括世界知名童话《小王子》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的童话集《快乐的小侏儒》。 被生活打压的成年人，想躺平却又无可奈何的打拼者，不妨静下心来读读这套故事集。看似是给孩子的故事书，实际上成年人才能领会其精髓，让自己换个思路面对当下的生活。 《小王子》为世界经典名著，是由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以孩童的眼光来看成人光怪陆离的世界，帮助大人们找回曾经那个知道什么是爱的自己。 书中的文字浅显易懂，富含哲理，自出版以来感动了无数成人和儿童，销量过千万。 可以说，《小王子》是一面镜子，映射了成人世界的荒唐和虚伪，故事间蕴含着对爱与责任的感悟，不仅是给孩子，也是给成人看的童话。 《快乐的小侏儒》精选了文学大师黑塞的多篇经典童话，其中的文字曾伴随一代人的成长。书中既有忠诚和背叛，也有爱与死亡。 在尽量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本书在编译上也下了很大工夫，力求更适合中国儿童阅读。 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让这本书焕发着迷人的光彩，书中的每一篇童话都充满了吸引人的力量，可以由家长读给孩子，也可以由孩子自己来读。

在同样的悲苦命运下，几百年前的弱女子，是屈服还是抗争？三部戏，概括了元代妓女的生活遭际与苦乐悲欢。 赵盼儿：我国戏曲史上个“侠妓”。 杜蕊娘：深情坚贞的青楼名妓，冲破枷锁，终获爱情。 谢天香：“金笼内的鹦哥”。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所谓“风月救风尘”，就是用妓院中追欢卖笑的风月手段解救沦落风尘中的姊妹的意思。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周舍，用花言巧语、假意温存骗取幼稚天真的歌妓宋引章的感情；一旦将宋引章娶到手后，却对她朝暮骂，肆意虐待。清醒老练、机智勇敢的妓女赵盼儿，一派侠义心肠，她巧设圈套，“以周舍之道还治其身”，终于惩治了贪财好色、喜新厌旧的恶少，救得宋引章脱离了火坑。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穷书生韩辅臣与济南名妓杜蕊娘相爱，鸨母爱钱，将两人生生拆散，还谎说韩辅臣移情别恋，使蕊娘由爱变恨；不论韩辅臣怎样苦苦哀求与解释，都得不到她的谅解，以致韩辅臣又误以为蕊娘跟鸨母一样心思。后韩辅臣的好友石好问复任济南，设计使两人和好团圆。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本剧写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和妓女谢天香悲欢离合的故事。钱大尹起初对柳永重妓色轻士夫的行为感到不满，后来惊羡谢氏的才华，假意娶谢氏为妾，使之脱了乐籍，实则秋毫无犯，以便日后柳、谢团圆。而柳、谢不知其计，误会之中，翻起种种波澜。

本书简要地梳理了大连地区古代诗文流变的过程，并对作家、作品做出了初步的评述，为窥其全貌，还选录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笔者深知，挖掘整理本地的文学遗产并做出中肯的评价和总结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

本书收录了《义道记》《黑籍冤魂》《剖心记》《中国侦探案》等多篇短篇小说和笔记小说5篇，以及笑话4种。这些作品皆以原刊物连载为底本整理，即据点校，加以收录。此版本多篇作品为作者辑录、修订并加以续写而成。《剖心记》全采史实，书中所载上谕、奏折、呈词，及一切审讯、检验情形，皆录自原案底稿，无一字杜撰。《中国侦探案》是吴趼人搜集了中国古今奇案数十种，结集而成，被时人称作“中国侦探探案有记事专书的滥觞”。

《传奇西易》既是一部煤矿浮沉史，也是一部家族史、村庄史。从七歪八扭的窑洞到别墅林立的村景，从老牛耕斜阳到科技全覆盖的现代园区，从煤尘飞扬的落后矿区到生态发展的和谐环境，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到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西易村每一个细节的推进，莫不与国家现代化推进的情节相合拍，也是本书要全力再现的内容；西易的发展，是中国前行的坚实脚印之一，也是作者要倾情表现的主题。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是著名诗人朵渔的人文与诗学随笔集。其中既有读书札记及诗学阐发等，也有对中西思想、文学大师的状写。阐述人物命运，阅微艺术精神，所为关切者，依然是艺术家与生活世界的对抗、对人性恶的揭发，以及对黑暗时代的启明。 　　书名源自莱蒙托夫的著名诗句：“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朵渔说：“每每读起这首诗，心中便泛起万千波澜。莱蒙托夫写作这首诗时，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凭借诗人敏感的表皮和神经，准确地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和道德状况”。

本套张晓风经典美文集共《不朽的失眠》《遇见》《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三册，每册均有多篇文章选我国教科书及教辅教材。张晓风的文字总是有种专属于女子的淡淡柔情，柔情中却处处透着那种仿佛知悉了世间所有秘密的理性，就算是生活里*普通的场景，也能让她品出人生；她以情里，出古今，仰视宇宙之大，从喧哗的都市中寻找悠闲生活之美；又有一股畅快的英伟之气和侠士之风，加之不乏女子雅致、凄婉的纤细柔情，用知性来提升感性，视野上亦将小我拓展至大我。张晓风以那双透视生活的慧眼，在琐碎平凡的事物中品出了美丽、典雅、温柔。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对其行训诂、诠释、阐明、解读的学术，自西汉正式诞生，便构成了两于多年来学术文化创建发展的思想背景，从而产生了重大且广泛的影响。古代文论作为古代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古代文论中，大量的思想原理、理论观、范畴命题，都体现着经学的思想精神。立足经学立场展研究，是探索古代文论思想精髓的重要途径。 吴建民*的《经学与古代文论之建构》从经学对古代文论发展建构的促、经学对古代文学理论的制约、经学对文论家的影响三个角度展论述。先以历史朝代为次序，把不同时期产’生的文学理论，放在各自的经学背景中行观照；再从宏观视角揭示经学与古代文论之范畴、命题及学术特征的关系。力图从经学角度透视古代文学理论，把握其思想精髓、价值意义、建构方式、学术特征及发展演变原因。

　　这是一本发掘南京诗意的书。南京，是一座诗的城。自古以来，有太多的人吟咏它、讴歌它、解读它。作者以诗的视角，发现的眼光，描述南京城的往日风景、名人掌故，讲述这座城市的风花雪月，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情调。

　　作者深入梳理了明清时期曲家、传奇作家对曲律的不同认识，分析了明清昆曲作品中曲律的实际遵守情况和当代新编昆剧在曲律运用方面的得失。作者还根据新时期的创作需要和舞台艺术需要，抓住传统曲律对营造艺术美感的本质贡献，制定新的昆曲曲律规则。可以为剧作家创作新编昆剧，在曲调的填写方面提供帮助和参考。

本书辑录李鸿章致家人的书信百余封，并行释读与评析。 所录书信以李鸿章给哥哥李瀚章、儿子李经方的书信为主，以时间顺序排列。书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军务、政事、家事。通过这些家书，我们能够察识晚清的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 每封书信后增加“释读”文字，对书信大意和所涉重要人、事行解读。文献严谨翔实，释读内容丰富可信。

这是一个美人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美人失去了标识性和真实性的苍白时代：美人在以可怕的速度迅速消亡。因此我们更标榜她们：个性而热烈存在着的女人们。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充满缺点，甚至不配好的命运。但她们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而活在喧哗世界的别处。她们永远是另一个。无论是贵为“”的宋美龄，还是一代名伶胡蝶、天才作家张爱玲，抑或是当代的普通女子爱苏，她们的情感、命运都是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作者在不经意间的三言两语，都显出其文字和思想的新颖、鲜辣、智慧和厚道。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耳目所皆是水》精选与汪曾祺家乡印记有关的文章，并配有作者行走家乡时的照片和创作的绘画书法作品，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这位有生活气息的文学大家，带领读者感受水一般的家乡对作者的深远影响，以及作者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情。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17岁时，她独自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 　　在异国他乡，她面对的是什么？ 　　她心吗？她苦恼吗？ 　　她有什么失落，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90后作家顾文艳在留学期间写给母亲的信，展示了她初到美国、逐渐适应，再到英国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体会与感受，其中有新奇和兴奋，有迷惘与困惑，有泪水，有欢笑，而让父母欣喜的莫过于女儿内心的蜕变和心灵的成长。

旅游看什么？ 看山，看水，看风景；看人，看人们的生活；看社会，看文化，看历史。 在看的时候，心里自然会做一些比较，论一下短长。有时会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进化论》是对的，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各地的猴子好像区别不大，为什么变成人类后，人类社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原因何在？ 例如，有人说，有证据表明，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过美洲。一个欧洲人对我说，中国人到美洲，一看这蛮荒之地，不愿停留，便回自己的温暖家园，再也不愿去那里。而欧洲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却络绎不绝去了那个新大陆。 这本游记记录的都是我国以西的国家（除了尼泊尔以外）的见闻，所以取名《我的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