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嘉陵江交汇，擎起天造地设、特色独具的山城和渝中半岛。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郡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系其中之一，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半岛）迄今已两千三百多年。在封建王朝，渝中半岛一直是川东道、重庆府和巴县衙门所在地，辛亥革命重庆督军府，民国初期刘湘一统全川时的省会办公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军政的中枢，解放后中央决定西南局首脑机关落子于此，这里是自重庆建市以来党政军机关驻地。细溯历史它的重要地位亘古未变，弹丸之地的渝中半岛三度荣膺中央直辖办公地殊荣。 一个多甲子前，国家经济尚不发达、交通不便，城市面貌依然保持着解放前的大格局，莫说远道的北碚，就是隔条江的南岸、江北，即便有公路相连的沙坪坝、九龙坡，人们到渝中区，统统说叫进城。市级领导机关、职能部门、重要商业、名食名店、金融中心、重点学校、文化娱乐、交通出行等优势因素叠加于此。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这是一个美人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美人失去了标识性和真实性的苍白时代：美人在以可怕的速度迅速消亡。因此我们更标榜她们：个性而热烈存在着的女人们。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充满缺点，甚至不配好的命运。但她们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而活在喧哗世界的别处。她们永远是另一个。无论是贵为“”的宋美龄，还是一代名伶胡蝶、天才作家张爱玲，抑或是当代的普通女子爱苏，她们的情感、命运都是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作者在不经意间的三言两语，都显出其文字和思想的新颖、鲜辣、智慧和厚道。

本书辑录李鸿章致家人的书信百余封，并行释读与评析。 所录书信以李鸿章给哥哥李瀚章、儿子李经方的书信为主，以时间顺序排列。书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军务、政事、家事。通过这些家书，我们能够察识晚清的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 每封书信后增加“释读”文字，对书信大意和所涉重要人、事行解读。文献严谨翔实，释读内容丰富可信。

此书主要截取第五十一回薛小妹之灯谜，对其中数首谜底行探索和揭示。作者从解民间灯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与红学专家、红学爱好者不同的见解，角度新奇，有一定可读性。从展示民间《红楼梦》爱好者观的角度上看，有一定的视窗价值。排版上采用小本，配以红楼梦版画，双色印刷，阅读轻松。

　　17岁时，她独自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 　　在异国他乡，她面对的是什么？ 　　她心吗？她苦恼吗？ 　　她有什么失落，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90后作家顾文艳在留学期间写给母亲的信，展示了她初到美国、逐渐适应，再到英国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体会与感受，其中有新奇和兴奋，有迷惘与困惑，有泪水，有欢笑，而让父母欣喜的莫过于女儿内心的蜕变和心灵的成长。

《行吟山水间》是作者公开出版的第4部旧体诗集。《行吟山水间》是一部具备“景远、心远、意远”而寄情祖国山水、感赋山川风物、吐纳人文风景的游历诗篇，是一本游览观胜、咏史感怀、触景绘心的专题性特色的诗稿。集子里收入旧体诗152题、225首，全系以游历诗作为主，兼顾咏史抒怀和绘景寓情的诗作，为简省而称为“旅游诗章”，粗线条分为“江山胜迹”“家乡山水”“咏史述怀”和“冥想偶得”等小辑。野渡无人舟自横，短笛无腔歌独吟。作者无心做诗人，每有所作，多系即兴感怀，“王公”吐哺，言为心声；作者无意于格律，近年所作七言、五言皆系旧体诗词，与“格律诗”不在同一调式靠平仄。《行吟山水间》的旧体诗，涵容竹枝词之遗风，承袭山（民）歌之乡韵，安心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田园乡居生活，熔铸诗情画意于《行吟山水间》。

    中华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是“中国人得意的文字盛典，穿越千年依然至美的风景，流传百代依然至纯的盛情”。     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交流，尤爱中华古诗，并多有研究，平日里也爱读读诗，写写诗。作者独创了一套中华格律诗创作的“工业生产标准”，稍有汉语常识的普通国人，只要稍加学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古诗的创作要素，迅速门。写一首流芳百世的好诗是难，但写一首符合标准的古诗你也可以哦。

旅游看什么？ 看山，看水，看风景；看人，看人们的生活；看社会，看文化，看历史。 在看的时候，心里自然会做一些比较，论一下短长。有时会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进化论》是对的，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各地的猴子好像区别不大，为什么变成人类后，人类社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原因何在？ 例如，有人说，有证据表明，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过美洲。一个欧洲人对我说，中国人到美洲，一看这蛮荒之地，不愿停留，便回自己的温暖家园，再也不愿去那里。而欧洲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却络绎不绝去了那个新大陆。 这本游记记录的都是我国以西的国家（除了尼泊尔以外）的见闻，所以取名《我的西游记》。

《滴天髓》是古代中国命理学著作，相传为宋朝人京图撰，也有人说是明初刘基所作。清代道光年间，任铁樵毕生研究命学，针对当时命理学偏离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正理，混乱芜杂，偏重于格局和神煞的问题，结合一生命理实践分篇增注，阐微发隐，正本清源，并以大量时人之命造作为例证，这才扫除迷误，使命理学返回大道，并更加成熟。

昔黄帝始创奇门，四千三百二十局法，乃岁按八卦分八节，节有三气，岁大率二十四气也。

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

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内篇20篇论述神仙吐纳符篆勉治之术;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 。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朝东汉时期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皇极经世》是宋代学者邵庸毕生研究周易而自创的经天纬地之预测学。根据河洛数理，周易阴阳皇极经世，天地物理，人类进化的推衍，创立了“元、会、运、世”一套有规律的预测方法。元会运世各有卦象表示，每年亦有卦象表示其天文、地理、人事发展变化。只要洞其玄机，用其生化之理，天地万物之生命运程，皆了然于心，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皆未卜先知矣。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图书象数之学显于世。

载其著述之目。而独不及此书。魏郑公偶未之见耳。唐宋艺文志。亦不著录。岂早逸于彼欤。书中所论。皆阴阳五行之事。不过汉儒余论。然其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

盛赞成氏"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经)、素(问)、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

《重访加勒比》内容简介：《重访加勒比》是诺奖得主奈保尔的游记作品，堪称纪实文学典范之作！在《重访加勒比》中，我们看到的是典型的奈保尔：他用准确、敏锐的洞察力，写下了他对这部分世界真实的印象。 奈保尔重访家乡特立尼达和另外四个加勒比国家和地区。一路上，他目睹了特立尼达的繁华与落后、英属圭亚那的热情与冷漠、苏里南的多样与空洞、马提尼克的偏见、牙加的茫然…… 这些急速转型中的国家和地区充满变化，却又停滞不前。奈保尔用惊人的报道技巧和敏锐的历史思维冷静地再现了这里“毫无创造”的文化。他关注的是这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处境。在他看来，这里的人是模仿者，生活在借来的文化中，是一群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 《重访加勒比》为“美洲三部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