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是著名诗人朵渔的人文与诗学随笔集。其中既有读书札记及诗学阐发等，也有对中西思想、文学大师的状写。阐述人物命运，阅微艺术精神，所为关切者，依然是艺术家与生活世界的对抗、对人性恶的揭发，以及对黑暗时代的启明。 　　书名源自莱蒙托夫的著名诗句：“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朵渔说：“每每读起这首诗，心中便泛起万千波澜。莱蒙托夫写作这首诗时，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凭借诗人敏感的表皮和神经，准确地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和道德状况”。

　　《耳目所皆是水》精选与汪曾祺家乡印记有关的文章，并配有作者行走家乡时的照片和创作的绘画书法作品，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这位有生活气息的文学大家，带领读者感受水一般的家乡对作者的深远影响，以及作者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情。

这是一个美人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美人失去了标识性和真实性的苍白时代：美人在以可怕的速度迅速消亡。因此我们更标榜她们：个性而热烈存在着的女人们。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充满缺点，甚至不配好的命运。但她们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而活在喧哗世界的别处。她们永远是另一个。无论是贵为“”的宋美龄，还是一代名伶胡蝶、天才作家张爱玲，抑或是当代的普通女子爱苏，她们的情感、命运都是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作者在不经意间的三言两语，都显出其文字和思想的新颖、鲜辣、智慧和厚道。

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剧中描写蒙太古之子罗密欧和凯普莱特之女朱丽叶一见钟情，他们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敢于不顾家族的世仇，甚至以死殉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的悲剧，也是倡导自由平等、婚姻自主的颂歌。

长江、嘉陵江交汇，擎起天造地设、特色独具的山城和渝中半岛。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郡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系其中之一，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半岛）迄今已两千三百多年。在封建王朝，渝中半岛一直是川东道、重庆府和巴县衙门所在地，辛亥革命重庆督军府，民国初期刘湘一统全川时的省会办公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军政的中枢，解放后中央决定西南局首脑机关落子于此，这里是自重庆建市以来党政军机关驻地。细溯历史它的重要地位亘古未变，弹丸之地的渝中半岛三度荣膺中央直辖办公地殊荣。 一个多甲子前，国家经济尚不发达、交通不便，城市面貌依然保持着解放前的大格局，莫说远道的北碚，就是隔条江的南岸、江北，即便有公路相连的沙坪坝、九龙坡，人们到渝中区，统统说叫进城。市级领导机关、职能部门、重要商业、名食名店、金融中心、重点学校、文化娱乐、交通出行等优势因素叠加于此。

这是一本散文式的记实文学作品，是一位从教四十年的教师所写。在这本书中，她用记实性的手法，叙述了她七十二年的人生：民国末年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工作、改革开放、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为祖国作贡献……这一连串的历史行程中，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以及她的家庭所经历和反映的是这段历史时期整个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她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这些人，在她的故事中，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自己的身影。作者以满腔的爱、真诚与热情，讲述了她的故事。用生动、有趣、幽默、恢谐的语言让这些故事栩栩如生，富有吸引力。好多已经读过纸质书及在“简书”平台上读过该书部分文章的人都反映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让他们感动和奋进。作者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挫折与痛苦，但她没有沉溺在其中，而是用坚韧的意志和毅力克服困难，直面人生，进而磨练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将一切“悲剧”转化成了“喜剧”。 由于作者有近四十年从幼童直至研究生的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以及社会办学、中外合资办学的经验，本书也融入了大量有关教育的思考，理论研究的表述和实践经验的表述。这些，对于各种层次的教育工作者有一定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同时，作者年轻时代的自学经验，对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作者在大学工作到六十三岁还没完全退休之时，连遭小中风、高血压、心脏病、抑郁症、癌症等多种疾病的袭击，在“大爱”及所有亲人同事朋友的关爱下坚强地战胜疾病，站立起来。本书讲到她战胜疾病的过程，对疾病所作的较为深入的思考以及对“另类疗法”的体会；因此，对陷干疾病和困境中的人们应该有所借鉴和鼓舞。 对于音乐、美术及其它艺术的爱好让作者倾心把美的元素织入本书，书中有不少名画作为插图，并写及或提及不少的中外名曲。 用爱、真诚与激情来呈现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真、善、美；用一个人的梦想与情思去点燃年轻一代的梦想与情思。这，便是作者的《梦想与情思》！ 愿大家喜欢这本书！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本书辑录李鸿章致家人的书信百余封，并行释读与评析。 所录书信以李鸿章给哥哥李瀚章、儿子李经方的书信为主，以时间顺序排列。书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军务、政事、家事。通过这些家书，我们能够察识晚清的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 每封书信后增加“释读”文字，对书信大意和所涉重要人、事行解读。文献严谨翔实，释读内容丰富可信。

　　17岁时，她独自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 　　在异国他乡，她面对的是什么？ 　　她心吗？她苦恼吗？ 　　她有什么失落，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90后作家顾文艳在留学期间写给母亲的信，展示了她初到美国、逐渐适应，再到英国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体会与感受，其中有新奇和兴奋，有迷惘与困惑，有泪水，有欢笑，而让父母欣喜的莫过于女儿内心的蜕变和心灵的成长。

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1939 年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戏剧，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以自己真实的家庭成员为原型，运用四幕剧的篇幅将各个角色的漫长人生悲剧浓缩于1912年8月的一天，将一个处于爱恨交织、抗争无望之中的家庭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此，依照作者本人的要求，这部作品直到他去世三年之后才首次上演。

    中华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是“中国人得意的文字盛典，穿越千年依然至美的风景，流传百代依然至纯的盛情”。     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交流，尤爱中华古诗，并多有研究，平日里也爱读读诗，写写诗。作者独创了一套中华格律诗创作的“工业生产标准”，稍有汉语常识的普通国人，只要稍加学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古诗的创作要素，迅速门。写一首流芳百世的好诗是难，但写一首符合标准的古诗你也可以哦。

此书主要截取第五十一回薛小妹之灯谜，对其中数首谜底行探索和揭示。作者从解民间灯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与红学专家、红学爱好者不同的见解，角度新奇，有一定可读性。从展示民间《红楼梦》爱好者观的角度上看，有一定的视窗价值。排版上采用小本，配以红楼梦版画，双色印刷，阅读轻松。

旅游看什么？ 看山，看水，看风景；看人，看人们的生活；看社会，看文化，看历史。 在看的时候，心里自然会做一些比较，论一下短长。有时会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进化论》是对的，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各地的猴子好像区别不大，为什么变成人类后，人类社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原因何在？ 例如，有人说，有证据表明，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过美洲。一个欧洲人对我说，中国人到美洲，一看这蛮荒之地，不愿停留，便回自己的温暖家园，再也不愿去那里。而欧洲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却络绎不绝去了那个新大陆。 这本游记记录的都是我国以西的国家（除了尼泊尔以外）的见闻，所以取名《我的西游记》。

《行吟山水间》是作者公开出版的第4部旧体诗集。《行吟山水间》是一部具备“景远、心远、意远”而寄情祖国山水、感赋山川风物、吐纳人文风景的游历诗篇，是一本游览观胜、咏史感怀、触景绘心的专题性特色的诗稿。集子里收入旧体诗152题、225首，全系以游历诗作为主，兼顾咏史抒怀和绘景寓情的诗作，为简省而称为“旅游诗章”，粗线条分为“江山胜迹”“家乡山水”“咏史述怀”和“冥想偶得”等小辑。野渡无人舟自横，短笛无腔歌独吟。作者无心做诗人，每有所作，多系即兴感怀，“王公”吐哺，言为心声；作者无意于格律，近年所作七言、五言皆系旧体诗词，与“格律诗”不在同一调式靠平仄。《行吟山水间》的旧体诗，涵容竹枝词之遗风，承袭山（民）歌之乡韵，安心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田园乡居生活，熔铸诗情画意于《行吟山水间》。

　　《曲人鸿爪》，百岁张充和（“合肥四姊妹”之小妹）倍加珍藏的曲人本事。 　　一位文化曲人独特的世纪回忆，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浸润她六十年来海外移居的生涯，记录众多曲人以曲会友的盛事，荟萃他们丹青墨韵的精华，这就是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珍藏至今的纪念册《曲人鸿爪》（三大集）：集存藏抗战前后吴梅、杜岑、陆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间，身在美国的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成舍我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后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等作品。 　　书画诗词的赏心乐事，曲人生涯之余韵流风。今依据百岁高龄的张充和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曲人本事，钩沉演艺传承，再现当年沙龙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并对《曲人鸿爪》各家题词和画幅做出画龙点睛的诠释和导读。此外，在2010年初版之后，2013年增订版特别更新了张家旧影、张充和事略年表及题字存目。全书文字书画，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张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谁家庭院。

不要轻易打开这本书──乐音响起，时光倒流记忆将瞬时汹涌，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是我们…… 四年前，詹宏志曾专文推荐马世芳本书《地下乡愁蓝调》，他说马世芳彷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写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找出那些歌，一遍遍重听；他写往事，让我们想起曾经沸腾亦或荒凉的青春，不能自拔。他的广播，两岸乐迷逐集录制珍藏，甚至盗版私卖；他的文字，总在我们记忆深处，涌动着时代的潮声。他为音乐找到深情的语言，没有马世芳，台湾的音乐语言将多么失色，多么失温。2010年，即将四十岁的马世芳献给等待已久的读者第二本书《昨日书》，这位台湾六年级跨音乐、广播、文字创作等文化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第二本散文辑中收录他从2002年以来的文字四十余篇，并配置三十余帧珍藏的流行音乐相关物件照，写音乐、写回忆、写个人生命与时代的交响。 曾经相信的那种永远不能遗忘的深刻情感，终究还是被遗忘了。时移事往，当我的文字终于刊载在十七岁那年只敢遥遥仰望的版面上，世界和我都已经改变。或许悲伤的部分是在梦想成真那一刻你才发现自己对它早就不在意，并且发现它的实相其实跟生命中诸多猥琐细节毫无分别。而在此之后，你再也无梦可做了。 ——马世芳 马世芳像很晚才“发育”的年轻人，就像我读他的书感觉里面含含糊糊的、心有不甘的，断断续续的写，我都觉得他的意思好像是：“我都已经快四十了，我的花，怎么还没有开？我的人生，怎么还没有奔放呢？” ——陈升

曾经，一首歌也能埋伏启蒙的咒语，穿透我们无力描述的世界，预言我们不忍逼视的未来。世界如此喧哗，还好有马世芳由音乐深入书写这个时代，那些被遗忘、被屏蔽，却犹然美丽的大小声音。 《耳朵借我》是马世芳本专讲“中文世界”的音乐文集，成文于二○一○到二○一四之间。在书中，马世芳记录下不止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李泰祥、侯德健、罗大佑、李宗盛、伍佰……也努力挖掘音乐背后，曾经被遮蔽、被遗忘的人与事，曲折与辛酸，音乐与社会、政治的纠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吹不同的风、喝不同的水长大的我们，或许曾为了同一首歌流泪、呐喊。马世芳的文字，唤起我们曾经难以忘怀的记忆，也告诉我们不该遗忘的真相。 这片岛屿刚刚历经七○年代的一连串颠簸，正摇摇晃晃迎向一波波更为激烈的大浪。许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释这一切的全新语言，于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启蒙的神谕，一张唱片也可以是一桩文化事件。一个音乐人不但可以是艺术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马世芳 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 ——李宗盛 关于过去四十年两岸三地的原创歌曲，很少人比世芳听得多，听得仔细。 把耳朵借给马世芳吧，听他放一首歌，认识写歌的人和那个年代的故事。 ——侯德健

《韩少功作品系列: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的作者是韩少功。《韩少功作品系列: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共103篇散文，内容包括扑画框、回到从前、笑脸、月夜、红头文件、守灵人、中国式礼拜、乡村英文等。

　　本书以记录死亡为主题，作者从对生命关注出发，忠实平等地纪念了人生中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为人、动物或植物留下遗言。从幼年记忆中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全书以简洁忠实的语言，尽量真切地传达面对死亡的直接体验，努力使这一陌生的经验能够容纳和安放人性，体现在世的艰辛与慰籍。《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不止是九十九位逝者的死亡记录，还是还原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的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史。

2011年底，木心先生去世，2012年底，先生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文学回忆录》经整理出版，引起读书界巨大反响。许许多多普通读者开始关注木心，走近木心的文学世界，木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但阅读木心，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始。他留给时代的问题，留给艺术的问题，还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探讨。年来从读书界到学界，关于木心文学创作的研究评论文章越来越多，有感性表白，有理性对话，我们从大量的评论和纪念文章中，选取值得记录保存的，合编为《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 　　特辑共分五辑，并配以相关图片和若干木心先生的珍贵照片。辑一收入了木心先生的遗稿两篇，辑二、辑三刊载了海内外读者、学者的多篇文章与座谈会的文字实录，辑四选录了台湾文化界十余位知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关于木心的谈话录，以及《文学回忆录》出版一年来大陆读者的阅读反馈，辑五刊载了木心先生的亲友、学生的纪念文章，还有从未发表的木心先生晚年与青年读者的谈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