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书中讨论了印度佛教传与当时玄学、儒家、道家的关系和争论，介绍了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思想，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没有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战争的内外原因，考证了与佛教相关的部分文献等，并收了作者对《心经》的通俗讲义。书中注重从佛道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佛教，展现出佛教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

《周易尚氏学》是对《易经》、《易传》全文的注释。尚秉和继承了象数学的传统，故重在以象释《易经》。其在“说例”节写到：“故读《易经》者，须先知卦爻辞之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全书二十卷，均在诠释《易经》之卦爻辞由何象而来之经过，是近代易经学的经典著作。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精)》为南怀瑾先生四十余年旧体诗作品合集，收录他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等地创作的*句、律诗、长短句共计五百五十余首，根据不同时期，分别命名为《西行集》《海屋集》《海东集》《掩关集》《美京集》，同时又附录其佛门诗偈、楹联及佚诗数十首于后，可谓诗笔琳琅，洋洋大观，充分展现了南先生超拔敏锐的思想见地和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从哲学家的生平轶事出发，用幽默有趣的方式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书经由“后楼梯”，穿堂室，呈现的不是正襟危坐的教科书知识，而是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作者像与老朋友聊天那样，不拘一格，怀畅谈，将他有关哲学的所思、所想娓娓道来，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哲学的殿堂，感受哲学的魅力。

全书分四编。编考察儒、道对政治义务的看法。“政治义务”是西方政治哲学使用的概念，主要追问“人可否独立于国家之外？”这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体现为所谓“君臣之义”。儒家为政治义务行辩护，而道家不认为存在政治义务这样的东西。第二编讨论孝道难题。儒家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亦即“孝”），而道家不承认有这样的义务，道家还对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整体持一种消极评价。第三编介绍儒、道关于女性的看法。儒家以阴阳模式说明两性关系，阴（女）与阳（男）既有互补的一面，同时，阴（女）对阳（男）又有服从的一面。道家同样用阴阳模式理解男女关系，但更推崇阴（女性）的力量。第四编介绍儒、道对动物的态度。虽然儒家与道家都诉诸“自然论证”，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前者认为自然赋予了人类使用动物的合理性，后者却反对人类使用动物。

《老子永远不老：〈老子〉研究新解》一书，收了12篇曹峰近年来发表的《老子》及道家研究论文，约二十万字。其中有对具体章节如三十六章、三十九章的新解读；有利用出土文献对《老子》首章作出的新诠释；有对老子生成论和幸福观的新思考；有对老子“道”与“天道”关系的新衡量；有对老子“无名”“有名”论述的新考察；有对黄帝与老子关系的新辨析；有对老子政治哲学的新总结。还有对近代日本老子现象的一些研究。这些论文涉及老子研究的各个方面，发表后大多在学界引起重要反响，被广泛引用和转载。这也证明了老子永远不老，老子思想常谈常新。此书的出版相信会对老子及其道家研究产生实质性推动。

儒家政论核心依据经典，“天人合一”学说始祖文本。 《春秋繁露》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即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建立起“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的唯心主义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即“大一统”：一是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于皇帝；二是思想上的统一，统一于儒家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

梁漱溟先生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在北大哲学系设“孔家思想史”课程，其弟子数人曾将课堂笔记汇总编辑并油印出版。今由梁漱溟长孙梁钦元将油印本重作整理，并根据梁漱溟之本意，更名作“孔学绎旨”。 本书内容鲜明地体现了梁漱溟对待孔学的态度，即认为孔子之学、儒家之学应当是一种着眼于自己生活的“自己学”。油印本原分七个章节，梁漱溟在辨析了课程的命名、范围、取材、方法及孔家思想的来历之后，选取了十三、十四个态度展讨论了孔学，最后附以一章专论孟子。

　　本书是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所著的思想复杂、影响深远而又毁誉不一的“巴黎手稿”的深度解读和分析。“巴黎手稿”指的是马克思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创作的、与单纯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巴黎笔记”相区别的、大量正面阐述和论证其思想的著述，它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过去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影响了对这一手稿复杂思想理解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为此，本书根据历史考证版（MEGA）及大量权威资料，将“巴黎手稿”作为一个文本个案行了深度研究，从文献疏证、内容解读、思想阐释、逻辑论证多个方面一一给予悉心的探讨，再现了这一著述的原始面貌、深邃意蕴和思想史价值。

在当代英美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哈维、卡利尼科斯、施韦卡特、马尔库塞、伊格尔顿、弗洛姆、柯亨、威廉斯、罗默、吉登斯、福斯特、詹姆逊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比较系统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思想维度在当代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极大拓展。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述中吸取伦理思想智慧，对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行伦理审视和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道德性和西方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道德生活状况，并就如何消解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道德性以及如何改善当代西方人的道德生活状况建言立论，从而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英美哲学园地里占据了重要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易学大家余敦康先生关于易学的历史文化与易学的现代价值的门性读物。 《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功能，《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周易》与中国政治文化、伦理思想的关系，这些易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唯有在本书作者这样的大家处理起来才举重若轻。 书中关于易学对于今天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智慧、易学的管理思想的精到讨论，也使易学本身的日用性得以道破；书中对易学史的脉络以及现代中国哲学家对易道的探索的梳理，则凸显了历史的厚重与延续。

　　本书用现代科学观，面向广大读者，通俗讲解墨学研究史和墨学精华，包含墨家的逻辑学、哲学、科学和人文学，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是作者近年在海峡两岸高校和机关演讲墨学的录音整理稿。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思辨哲学新探》不拘泥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一般评述，而是根据作者的眼光，就其具有合理意义的一些方面加以剖析。首先，作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受到启发，进而把这种启发叙述出来，以求与读者共享。在这些叙述中，不仅包含了作者受到启发的合理思想，而且尽可能地按照这些合理思想的发展趋势加以发挥。

　　《比较与争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论、问题与实践》一书基于问题意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来源、产生、发展与内涵上的本质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比较了两者在中西方的不同境遇。本书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诸多问题、集体主义面临挑战的问题、个人主义日益强势的问题都做了分析与解答，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发展和完善集体主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气。

对朱熹来说，先圣是儒家神圣价值在世的典范，并为后世儒者提供了效法的“原型”，需要不断地回溯和体认。朱熹对先圣的特定信仰，以及对祭祀、鬼神和祈祷等观念的特别认知，在祭祀礼仪的特定氛围下交织建构起一个独特的意义空间，使之成为“遭遇先圣”的神圣时空，在其中，朱熹获得的价值体验，是通过精神反省和超越的真实过程而实现的自我转变，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同时，基于“道-圣-经”三位一体的价值信念，这种与先圣相遇的真实经验，对朱熹回到生活面对道学事业，有着极具根本性意义的影响。经由思想和生活的这种交互呈现，本书希望说明，在朱熹这里，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其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不仅是用以界别自身与异端的价值根基，更是其实践成圣工夫的意义基础，从中清楚可见朱熹对于神圣价值的信仰和守护方式。正因如此，信仰、礼仪与生活的复杂关联，在朱熹祭祀孔子的实践中获得了很好呈现，由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儒者生命实践的深层意涵及其展方式。

本书面向青年讲述马克思主义，在重温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人生之旅中激励青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世界青年和中国青年的历史渊源中启发青年，在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引领青年。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青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历史使命等方面解读马克思的青年观；中篇重阐释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阔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下篇重解读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青年观，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考青年的使命担当与价值引领，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对青年的思想引领。 本书蕴含宽广的视域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青年的成长奋斗相互交织的壮阔历程，既有严谨的学术探索，又有鲜活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体现了青年学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时代担当。

本书对《孟子》做了全面的注释和翻译，注释尤为重视重要概念的辨析，讲究整体思想的逻辑性。书前有长篇《绪论》一文，介绍了孟子的生平、著作和他与孔子、子思的关系，以及孟子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本书观新颖独特、鞭辟里，语言凝练雅致、清新脱俗，是一部引人胜的《孟子》普及读本。 ?

我们行哲学思考的原因与旅行的原因是一致的：为了看得更清楚，为了看到更多不同。作者埃里克·韦纳穿越了数千公里，沿着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足迹，在世界上多个城市之间穿行，将自己对哲学的热爱与旅游结合在一起，带读者领略了数千年来塑造人类精神生活的宝贵思想遗产，展了一场探寻生命意义与智慧追求的朝圣之旅。

本书是一本哲学科普书。全书以“辞典”式的结构，依首字母顺序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成功、烦躁、年龄增长、抱负、友谊、意义等或具体或抽象的概念作为索引，逐个进行哲学解释。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生活是不是就会好过些？ 自古以来，人们都在问应该如何生活？哲学家们也都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智慧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本书作者——哲学科普家朱利安·巴吉尼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哲学顾问安东尼娅·麦卡洛，从包括丧亲之痛、运气、自由意志和人际关系在内的众多主题中，引导读者了解有史以来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从斯多葛学派到萨特，将呈现上百位哲学家的思想精华。 本书将会回答你即将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

《法义》是柏拉图*长的著作，以探讨“政制与礼法”为主旨。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德性等根本问题。本文集选编了潘戈、拉克斯等著名学者的十一篇论文，集中探讨柏拉图《法义》关于立法与德性的问题，主要关注柏拉图这几个方面的论述： 首先，立法不应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和财富，亦即基于*的和片面的德性（勇敢）。克里特和斯巴达之所以如此看待立法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将诸城邦间的战争、人人皆敌视为自然状态，从地理性和物质性的“自然”来解释立法的目的，而非依据诸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 其次，真正的立法旨在获得完整的德性：理智、明智、节制、正义和勇敢。立法以完整的德性特别是以理智为目标。因此，柏拉图暗中将哲学设定为立法的基础，也就改变了立法的目的：立法由培养勇敢和追求财富转向追求整体德性和人的完满，立法更应关注灵魂的优异而非身体的需要。 *后，在每一种法律中，都会存在某种德性观，立法的意图应尽量从*的德性转向完整的德性。在此意义上，哲学对立法和政治始终有鉴照作用。指向德政的立法可彰显现实城邦的不足，引领其走向完善。  

More’s “Utopia” was written in Latin, and is in two parts, of which the second, describing the place ([Greek text]—or Nusquama, as he called it sometimes in his letters—“Nowhere”), was probably written towards the close of 1515; the first part, introductory, early in 1516. The book was first printed at Louvain, late in 1516,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Erasmus, Peter Giles, and other of More’s friends in Flanders. It was then revised by More, and printed by Frobenius at Basle in November, 1518. It was reprinted at Paris and Vienna, but was not printed in England during More’s lifetim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this country wa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de in Edward’s VI.’s reign (1551) by Ralph Robinson. It was translated with more literary skill by Gilbert Burnet, in 1684, soon after he had conducted the defence of his friend Lord William Russell, attended his execution, vindicated his memory, and been spitefully deprived by James II. of his lectureship at St. Clement’s. Burnet was drawn to the translation of “Utopia” by the same sense of unreason in high places that caused More to write the book. Burnet’s is the translation given in this volume. The name of the book has given an adjective to our language—we call an impracticable scheme Utopian. Yet, under the veil of a playful fiction, the talk is intensely earnest, and abounds in practical suggestion. It is the work of a scholarly and witty Englishman, who attacks in his own way the chief political and social evils of his time. Beginning with fact, More tells how he was sent into Flanders with Cuthbert Tunstal, “whom the king’s majesty of late, to the great rejoicing of all men, did prefer to the office of Master of the Rolls;” how the commissioners of Charles met them at Bruges, and presently returned to Brussels for instructions; and how More then went to Antwerp, where he found a pleasure in the society of Peter Giles which soothed his desire to see again his wife and children, from whom he had been four months away. Then fact slides into fiction with the finding of Raphael Hythloday (whose name, made of two Greek words [Greek text] and [Greek text], means “knowing in trifles”), a man who had been with Amerigo Vespucci in the three last of the voyages to the new world lately discovered, of which the account had been first printed in 1507, only nine years before Utopia was written. Designedly fantastic in suggestion of details, “Utopia” is the work of a scholar who had read Plato’s “Republic,” and had his fancy quickened after reading Plutarch’s account of Spartan life under Lycurgus. Beneath the veil of an ideal communism, into which there has been worked some witty extravagance, there lies a noble English argument. Sometimes More puts the case as of France when he means England. Sometimes there is ironical praise of the good faith of Christian kings, saving the book from censure as a political attack on the policy of Henry VIII. Erasmus wrote to a friend in 1517 that he should send for More’s “Utopia,” if he had not read it, and “wished to see the tru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evils.” And to More Erasmus wrote of his book, “A burgomaster of Antwerp is so pleased with it that he knows it all by heart.” Sir Thomas More, son of Sir John More, a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 was born in 1478, in Milk Street, in the city of London. After his earlier education at St. Anthony’s School, in Threadneedle Street, he was placed, as a boy, in the household of Cardinal John Mort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Lord Chancellor. It was not unusual for persons of wealth or influence and sons of good families to be so established together in a relation of patron and client. The youth wore his patron’s livery, and added to his state. The patron used, afterwards, his wealth or influence in helping his young client forward in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