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书中自述了八十多载人生岁月中亲历的很多深刻的、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其中不乏有趣且引人思考的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呈现了一个个充满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对社会、对国家无私奉献的精彩画面，折射出一位中国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高尚思想和良好精神风貌。全书叙述生动翔实，语言时而轻松，时而严肃。一个女性的人生，和一个国家的发展，跃然纸上。

本书根据《潮安饶氏家谱》影印，上卷影印1991年香港重印本，下卷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全书由饶锷于民国年间主修，分总纲、遗像、世表、坟茔、祠宇、蒸业、家传、艺文、丛录九卷，由郑国藩作序，潮安大街斲轮铅印行世。家谱从潮始祖一世载至十九世，时间大致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可从中了解饶宗颐家族传承。

本书收录了胡越、王勉三、梁启超、太虚法师四位民国大师的文章和著作。胡越和王勉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王阳明的生平经历；梁启超和太虚法师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王阳明的学说精髓。本书是集王阳明平生事业与思想要旨于一体的权威读本，此四位民国大师对王阳明本人及其思想、学说的阐述，能使读者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了解到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王阳明。

《我的前半生》，成稿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它真实地呈现了溥仪在狱中接受改造的精神风貌从文字记录当时就有的评价和后来成稿链中产生的地位而言，它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争罪犯事业的伟大功勋发轫。其内容，前半部分有许多后来的《我的前半生》未使用的生活史料，以*人称的方式记叙伪满洲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也是后来《我的前半生》中没有的。

生而为人，就是要做一点事情。那么如何做？ 褚时健说：“干事，就是把事情干成，只要认真，就干得好！”这句话是他的生存哲学，那就是做事要认真，还要做成。 褚时健一生大起大落，辉煌无数，但他做事始终有一股子夯劲，这其中有他对事业的热爱和乐观，有他在做事过程中的钻研和专注，还有他面对问题时的认真和执着。本书通过对褚时健生活和工作中有代表性事件的解读，为大家展现了他做事时的热情、专注和执着精神。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褚时健的精神，可以为你所用！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的一生与他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从的谈话和写作艺术中，可以折射出所从事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说与写的语言艺术是很有魅力的，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就是到今天，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毕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一位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伟大领袖，他所说所写的，都是雅俗共赏的，都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的主要的特之一就是：大众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且富有哲理，这种语言风格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作为曾被梁启超先生评价为“明代政治家”的张居正，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有低谷时期，有高光时刻；他为明王朝贡献了“万历中兴”这名垂青史的重要改革；拖住了走下坡路的明王朝的脚步，同时毁誉参半的政治生涯也伴随他的后半生，即使在去世后仍余波不休。本书力求完整展现张居正的一生，贯穿其少年傲骨、初朝堂、归隐田园、再江湖、锐意改革、立新求变并终站到了权力的制高上，以自己的卓识扭转了大明的国运。本书为明代政治家刻画立体显影，呈现出一个在皇权中斡旋、既有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也私德有亏、毁誉参半的明朝高官、大政治家的完整形象。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太祖朱元璋是这句话*有力的诠释者。他出身于贫穷布衣之家，他是一个从历史的夹缝中钻出来的英雄。苦难童年，曲折传奇的情爱，铁马金戈，他政治家的谋略与风采以及运用权谋的无奈……这些曲折起伏的故事在历史的平台上演绎着命运的悲欢离合，大喜大悲。让我们廓清历史烟尘，通过起伏波折，大开大阖，震撼心灵的故事，把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发掘出来，从而去探索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历史传奇……

这是一位足踏北斗天赐神勇的传奇英雄；这里勾勒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图画、各具性情的人物图画、绘声绘色的风俗图画及柔情蜜意的感情图画。这里充斥着野心、杀戮、权谋、奇情。从血染黄沙的征战搏杀，到春意躁动的闺中逸闻；从皇亲贵胄的权力斗争，到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从女真部落的繁衍兴盛，到明廷的腐败没落。一代帝王努尔哈赤用他的铁血柔情演绎着历史的兴衰，广袤的大地中埋藏了多少忠魂，是谁伫立在斑驳的城门口忘穿了春秋……

一千多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对神秘繁华的大唐盛世充满谜团，而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无疑是*为隆重的一笔。他幼年熟读兵法，少年投身行伍；隋末群雄逐鹿，他与父兄推翻了隋末的残暴政权，建立李唐王朝；“玄武门之变”继而夺取得皇太子的地位，从此君临天下。他一生心系万民，勤奋工作。他的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勤俭治国的作风更堪称历代帝王的典范，从而开创了大唐盛世。让我们带着景仰去了解这位神秘的千古大帝，了解隋末唐初风云变幻。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年11月17日－1976年3月25日），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之一，1943年，参加攻占西西里和登陆意大利，1944年统率盟军进入法国，6月6日指挥盟军进攻诺曼底，取得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胜利。后晋升陆军元帅，受封子爵，1946-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出生于山东蓬莱。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 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护法军政府。吴佩孚是中华 民国史 上北洋系政治军事集团统治时期的佼佼者。他于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以秀才的英姿投入沙场军界，并逐渐跻身将帅，位极人臣。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约翰·列侬》是披头士乐队主创的编年影像传记，这本经典画传完整地回顾了约翰 • 列侬的一生，收录了他从童年生活到披头士黄金时代，始单飞生涯到参与社会运动的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故事，以及留下来的有关成长、生活、创作、情感经历的珍贵影像，展现了他对音乐、艺术、生命、爱与和平的不懈探索。对于世界来说，他可能仍处于迷雾之中，但只要还有理想主义在，他就将永远承载着人们的怀念，摇滚的信仰永不熄灭。

1938年初，谭友林奉命由延安赴洪湖重建党组织，与沙市朝阳学院进步女大学生邱云相识，并与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一起介绍邱云入党，随后谭与邱相恋。谭友林身份暴露后与邱云在荆江边吻别，由武汉转道赴豫东，加入新四军。邱云留在洪湖地区，利用父亲的诊所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谭友林到延安参加七大时，与同来参加七大的钱瑛相遇，钱瑛告诉谭友林，邱云赴重庆执行任务时在船上被日军发现跳长江牺牲了。后谭友林在邓颖超、胡耀邦、陈赓等的关心下，与邓颖超干女儿鲁方相识、相恋、结婚。其实邱云并未牺牲，荆江边长大的她水性极好，跳江后游到岸边，后赴新四军找谭，经彭雪枫安排去延安，刚到延安边区，便得知谭已结婚，遂找消去延安的念头，而留在边区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并改名韩雨。此后60多年，韩雨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谭的人生轨迹，关注着他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将对他的爱深藏心底，终生未嫁。1986年6月，谭友林夫人去世，韩雨第二次动了找谭的念头，1987年清明节她由上海来北京，打听谭友林的联系方式时，由昆明军区司令员张至秀处得知谭友林即将再婚，邱云随即离开了北京。2006年谭友林去世后，年近90的邱云于九华山出家。

屈全绳近几年来所写的“将军系列”中短篇纪实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已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有的没有发表。这些开国将军故事，都是屈全绳所接触到的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工作、生活情形的琐记。 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西陲将星》，是军旅老作家、成都军区原副政委屈全绳历时3年为读者奉上的呕心之作，也是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之作。这部作品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7位开国将领的工作、作风、生活细节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

本卷收录了十五位特奥体育教练访谈, 他们大多触特奥运动多年，有训练特奥运动员的实际经验，熟悉中国特奥运动在基层的发展情况。教练们是特奥运动和智障孩子、家长联结的纽带，孩子们通过在特殊学校的学习，通过教练的训练，能够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能力。他们秉持着“改变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的信念，为所有智障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平台，让社会通过体育运动看到智障人士的能力，并愿意纳他们。同时，在群体生活和特奥运动中，培养孩子们的自立能力，使他们获得成功，获得发展，寻找生命绽放的机会。本书通过采访特奥体育教练，既可以了解了当代中国特奥体育事业的发展现状，也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智障人士发声。

李贽（1527—1602），又名李载贽、林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历任辉县教谕、国子博士、姚安知府等职位，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书。李贽出生于明代中期港口城市泉州的商贾家庭，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想持比较开放的观念，对传统道学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是明代中后期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文学家。本书用一组小故事，展示这位文化人物一生中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