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传》是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的传记，描述了拿破仑叱咤风云的一生中经历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及其辉煌的军事成就，通过翔实的史料，真实记叙了拿破仑的伟大魅力和历史功过。传记大家路德维希以其生花之笔，将这个时代的神韵、将拿破仑的人格魅力和文治武功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拿破仑传》自出版后长销不衰，被誉为“影响历史程的书”。总而言之，《拿破仑传》是一部探究伟人心路历程的命运史诗。

套装共4册，分别为《女皇武则天：权力*的女人》《才情天子南唐李煜传》《大宋宰相陈尧佐》《大清*廉吏于成龙》

这是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历史，更是一部成吉思汗的个人征服史。 他9岁丧父，又连遭族人、部众的抛弃，从贵/族之家坠痛苦的深渊，险些在荒原中饿死； 六七年后，被死敌泰赤乌人生擒，死里逃生，重回流/亡之路，几年的积蓄毁灭殆尽； 41岁时，早已统一蒙古部落的成吉思汗却再次溃败，只剩下19人追随左右…… 然而，成吉思汗却凭借他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次失败的，每次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榨取敌人的经验、力量，以更强大的自我卷土重来；通过不断的浴血奋战，以ji少的病例横扫欧亚，创建了世界上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  翻本书，在热血沸腾的世界征战中，领悟一代天骄朴实的征服之道。

本书详述了明代国皇帝朱元璋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代表作品。从朱元璋少年时家破人亡不得不乞讨度日起，到他青年时郭子兴帐下暗中夺权四处征战，再到他中年一统天下登顶帝位，蕞后老年时殚精竭虑为子孙铺平道路为止，吴晗通过梳理、考订、辨析各类翔实的历史资料，用通俗、生动、情感丰沛的语言将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复杂多面的帝王细致微地展现了出来，并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行了中肯的评述。另外，吴晗还讲述了朱元璋的家庭生活，分析了他的性格养成与变化，从侧面一步丰富了朱元璋的形象，还原了一个被历史迷雾遮蔽着的活生生的人。

她能文能武，奉行儒教，也奉佛、道；她大仁大义，她心狠手辣；权力野心下，她排除异己，终荣登大宝；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临终遗言，去帝号，立无字碑，留下千古疑团……武则天，中国历史上*正统的女皇帝，作者从0岁写到83岁，在历史的基础上，构建了栩栩如生的场景，再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传奇故事。

谪居龙场，顿悟圣道；巡抚闽赣，平匪诛藩；回乡守制，光大心学；总督两广，保境安民。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自始至终都在践行“知行合一”的学说，真正地做到了“三不朽”，从而超凡圣。不论是遭逢困厄，还是身处顺境，他都凭借着心学的智慧，不悲不喜、无宠无惊地泰然处之。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因为他的心学智慧永不过时，他的人格魅力光照古今。

《李白诗传》是著名李白研究大家安旗先生代表作，带你走近大唐李白跌宕起落、赤忱洒脱的一生。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时间为经，结合诗文，系统讲述李白的一生；下编以文学为纬，贯通古今，深赏析李白的作品。详实严谨，文辞优美。特别附录《长乐坡前逢杜甫》，抽丝剥茧，悉心梳理天宝十二载李白与杜甫在长安的重逢。 从崭露头角、意气风发到理想破灭、满腔悲愤；从漫游解忧、抨苛政到再次参政、流放夜郎、死于当涂。他曾纵酒高歌、斗志昂扬，也曾磕磕绊绊、孤独苦闷，却始终自信豁达、坦荡不屈，如同大鹏，恣意翱翔于广阔天地。 愿你从中得到走出逆境的勇气和力量，乘长风、破万里浪，活出自信洒脱的快意人生！

《纵横》自1983年创刊以来，以亲历、亲见、亲闻的视角，努力发掘众所周知的任务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跨越时空的广阔视角，纵览百年历史风云，横观人生社会百态。本书是对《纵横》杂志所收文章进行碎片化整理，汇集了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故事，通过其独特侧面来述说历史。《孙中山传》1866年一个彻底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人出生了，这个人创立兴中会、同盟会；建立共和体制、成立国民党，开创*；尊为“*国父”，他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这是一本有温度、有态度的传记，记录了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女神——林徽因，从容坚强、传奇丰沛的一生。作者以岁月的流逝为经线，以历史的变迁为纬线，向我们娓娓道来林徽因那既温柔又坚强的一生。她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在建筑与文学上都为后人留下了珍宝。将这本书献给温柔美好、独立自在的你，愿你懂得：生活从来不容易，倾我所能去坚强。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经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大分裂、大动乱后，中华民族在唐朝重新崛起，走向辉煌。 从唐高祖李渊到唐哀帝李柷，21位皇帝历经大唐289年跌宕起伏、威武雄壮。 本书以21位皇帝的人生为主线，理清大唐兴衰脉络，还原人物真实面目，透视历史底层逻辑。大唐皇帝从来不是乾纲独断，而是处于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中。这些力量有后宫嫔妃宦官，前朝宰相大臣，地方藩镇诸侯。本书详细为您讲述皇帝们如何在前朝、后宫、地方关系网中借力力，辗转腾挪，突出重围。皇帝的破局经验，足以为我们当下的复杂关系提供解决之道。

2021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以其主持的熙宁变法而为人所重，其生前身后，遭到无数异说纷纭的评价。本书详细叙述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生平与政绩，勾勒出其不同于众的思想，揭示其在“经世致用”与“归隐山林”之间的挣扎，以“天上的研讨会”/“微信朋友圈”的形式介绍了后世对王安石的不同意见。本书的特色，尤在于结合王安石的诗文叙述其一生面对外界不同意见时的艰苦卓绝，显示其在所谓举世“浊流”中傲然独立的风采，反映了王安石这位千年之前一代名相与旷世大儒波澜壮阔的人生。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目前的有名诗人，也是思想文化目前的巨人，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他的意义早已文学、历史的界限，而成为一种蕴涵丰富的文化现象。 陶渊明是不慕荣利的隐士、饮酒赏菊的田园诗人、带月荷锄归的农夫，也是看透世情的智者、率性任真的达者、金刚怒目的傲者。陶渊明的作品及其人生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言说不尽的魅力。

　　作为曾被梁启超先生评价为“明代政治家”的张居正，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有低谷时期，有高光时刻；他为明王朝贡献了“万历中兴”这名垂青史的重要改革；拖住了走下坡路的明王朝的脚步，同时毁誉参半的政治生涯也伴随他的后半生，即使在去世后仍余波不休。本书力求完整展现张居正的一生，贯穿其少年傲骨、初朝堂、归隐田园、再江湖、锐意改革、立新求变并终站到了权力的制高上，以自己的卓识扭转了大明的国运。本书为明代政治家刻画立体显影，呈现出一个在皇权中斡旋、既有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也私德有亏、毁誉参半的明朝高官、大政治家的完整形象。

作为首个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学生； 首个罗斯律师事务所女性合伙人； 首个在联邦法院大陪审团前作证的"diyi夫人"； 首位竞选公职的夫人、纽约州女性参议员,在以前"diyi夫人"身份走进美国国务院后,希拉里又开始了角逐总统的历程。 本书通过探寻希拉里每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生细节,编织与众不同的人生节点,勾勒出客观真实、主观倾向的希拉里,旨在带你认识不一样的美国,了解人前人后真实的希拉里。

苏东坡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他终不改乐观的天性。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发展慈善事业，创办公立医院，堪比和煦春阳，带给世界无尽生机和温暖。他襟怀苍生，却无奈生活寄于风雨，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可亲可敬，堪称人世间完美的理想人格。

本书传主为金佛庄，记录了金佛庄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金佛庄，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乡良渡村人，家境贫寒，但幼时便吃苦好学，1918年，金 佛庄中学毕业，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他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始投身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年加中国共产党，是浙江省早的党组织——中共杭 州小组的成员，党的"三大"代表之一。历任黄埔军校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教导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军师第二团党代表、团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等 职。1926年12月2日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

本书为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之一，记叙了陈子涛烈士的一生。陈子涛1920年出生于广西玉林。1938年，初中毕业的陈子涛到桂林投考广西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抗战胜 利后，陈子涛应邀到上海，参加由中共党员黎澍主持的《文萃》杂志编制工作。1945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以尖锐的文风，大胆揭露与抨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 策，因此受到。1947年3月，《文萃》周刊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了迷惑敌人，主编陈子涛改16本为32本，以丛刊形式秘密发行。不幸的是，同年7月，陈子涛被 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仍拒绝交代半个字。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被活埋于南京雨花台，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的前一天。

本书通过对赵芳芳、盛慧、彤子、洪永争、陈映霞、刘凤阳、刘荒田等十二位广东作家的访谈，呈现了作家各自的特，清晰地展现了他们的成长轨迹与精神蜕变的历程，看到他们在写作道路上的奔突游走及由此获得的经验、造就的梦想与生出的困惑，也看到当下文学生态网络中一个个鲜活的“节”。

《梁启超家书》主要收录了 1898—1928 年间梁启超写给妻子和子女们的书信，字里行间表 达了他对妻子和子女的深切关怀。从一百多封家书里，我们可以窥见梁启超是一位和蔼开明的慈父，关心子女的情感生活；是一位颇具智慧的导师，指导子女的学业理财；是自立自强的民族脊梁，培育的子女个个成为精英。其中建筑学专家梁思成、考古学专家梁思永、火箭专家梁思礼被评选为院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其中不乏个人因素，但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他的教育理念，对当今中国家庭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及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