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于2020年9月18日因病去世，引起全球关注和广泛报道。这不仅因为金斯伯格一生的卓越贡献，还因其司法立场对美国政治版图和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金斯伯格是出类拔萃的法学家、法官、律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先锋人物。面对历史的惯性、社会的成见、判例的束缚，她披荆斩棘，通过切身行动，一步一步改写了美国司法史，改变了美国女性地位，也为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平权做出非凡贡献。金斯伯格是司法正义的代表，其坚韧传奇的一生使其成为国民偶像和文化符号，广受尊敬与推崇。同时，金斯伯格也因为其鲜明的立场与“异见”而受到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 本书结合15年的长期研究、访谈，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述了金斯伯格的生平，以史学家的洞见、通俗流畅的文笔，展现了美国社会和司法机制的变革，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生经历对金斯伯格人格和毕生信念的塑造。作为一名女性犹太裔大法官，金斯伯格前无古人地成了青年争相追捧的时代偶像，她对司法正义的追求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精神长存于世。

杜甫是唐朝著名诗人，被尊为“诗圣”。杜甫抱负远大，忧国忧民，却一直怀才不遇，最高不过担任过左拾遗。安史之乱中，他颠沛流离，四处迁徙，最后在成都草堂过上了短暂的安定生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病逝于湘江舟中。 杜甫的诗歌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传统儒家道德理念的追求，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学风格。他的诗歌表现了社会动荡时期的滴，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带来的动荡与人民的疾苦，被称为“诗史”。

韩愈，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从年轻时就积极谋求仕，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抱负，却屡遭贬谪。但他依然不改初心，在从朝廷到地方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任事，并且大胆敢言。这些经历和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文创作。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的散文创作主张，又有“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诗歌创作理念，使当时的文坛气象一新。

她是多情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也是民国第一个被离婚的女人；她是乖巧懂事、万般顺从的好儿媳，也是曾名震上海滩的女企业家；她是前夫口中的“乡下土包子”，也是引领上海滩时尚潮流的服装店女老板。她，就是张幼仪。? 当世人艳羡着才情洋溢的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浪漫恋情，欣赏着徐、陆二人挑战传统的勇气时，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本书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她生长于传统中国家庭，受西式教育，在她的追问下，张幼仪娓娓道出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传统的一面，但她还是家里第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孩，一个在传统框架下奋力向学的青年，一个在怀孕三月被丈夫遗弃在英国沙士顿小镇时选择在海外独力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除了对严肃的外表和性格，她还有对爱人、亲人的一腔热情；除了“诗人弃妇”的头衔，她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她在大学教过书，还拥有自己的成衣品牌和独特的审美力……也许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张幼仪，一个常人眼中不曾看到的闪光女性。 平实的叙述中，蕴藏着张幼仪面对时代之变、婚姻之叛、丧子之痛，仍能坚守自我，向上生长的坚韧，以及摆脱传统桎梏的勇气。回顾自己的过去，张幼仪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纵横》自1983年创刊以来，以亲历、亲见、亲闻的视角，努力发掘众所周知的任务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跨越时空的广阔视角，纵览百年历史风云，横观人生社会百态。本书是对《纵横》杂志所收文章进行碎片化整理，汇集了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故事，通过其独特侧面来述说历史。《孙中山传》1866年一个彻底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人出生了，这个人创立兴中会、同盟会；建立共和体制、成立国民党，开创*；尊为“*国父”，他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她身上散发着古典诗意之美，性格却有着荡气回肠的洒脱；她痴缠于时光里的情爱，也在面临背叛时决绝；她写尽了民国乱世里的“众生相”，自己则是独立于繁华外一缕青灰的月色。 她就是张爱玲，近代极具才情的女作家。有人说，她绽放一生的光彩，是用文字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而她的一生远比她笔下的故事更令人唏嘘。 本书以小说的叙事，散文的笔调，描绘了张爱玲爱情与才情交织之下传奇的一生。几经起落，几经辗转，她从未放弃笔下的倾诉和对真爱的追寻，而她毕生所求也不过是与胡兰成婚书上的那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1984年起，郑树被推荐担任了近 14年的浙江医科大学 校长，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培养了成千上万名优秀的临床医 生、药学专家和医学工程技术人才，并在医学教育领域进行 了很多大开大合、开合有序的探索：*早开展临床医学七年 制教育，选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科带头人

《长安顶流》将带你领略唐朝文艺的辉煌岁月，揭开他们的创作故事与诗歌背后的文化底蕴，让您沉浸在古代文艺的魅力之中。一段恢弘壮阔的历史，一首触动心灵的诗篇，将带您重拾对美的热爱和追求。 本电子书产品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波审定。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不仅在史学领域，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家。而他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品格，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诚一之德”，也感动了天下之人。本书细述司马光一生的事迹和他身处的时代，探析他的政治作为对宋王朝的深远影响；以《资治通鉴》为中心，揭示他伟大的史学成就；并深阐述司马光中和、和合的哲学思想，和平、统一的政治思想以及“华夷如一，华夷两安”的民族思想。 此外，本书还附录《司马光简谱》，列举司马光生平大事和著作撰写时间，是很实用的文献资料。

沧桑平遥、风情丽江、烟雨周庄、古雅苏州、水墨乌镇……都是因为一位老人的守护，其初样貌与生活气息才得以原汁原味地被保留至今。“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等护城故事，写就了他的传奇人生。面对日渐消亡的古城古建，他痛心不已、奔走呼吁，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文化遗产与都市文脉，也守护着建筑所承载的人们的乡愁。 他，就是古城卫士——阮仪三。

本书为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之一，为柳志杰、成贻宾的合传。柳志杰是安徽潜山人，1927年春考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步兵科，同年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潜山县革命 委员会军事委员兼军事训练班主任、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1933年任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秘书、参谋长。1934年因潜山共产党人案在南昌被捕，同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成 贻宾青少年时代曾就读于省立如皋师范附小、省立扬州实小、宝应县中学、南京模范中学。1947年考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4月1日，在参加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时， 惨遭军警特务殴，致使脾脏破裂，不幸牺牲，年仅22岁。

《我的前半生》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侧面反映了那段巨变的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Z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1912年2月，他跌下皇帝宝座的时候年仅六岁，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我的前半生》中，溥仪从自己的家族背景写起，回顾了宫做皇帝、遭遇辛亥革命、清朝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混战、出宫、客寓天津、做伪满洲国皇帝、逃亡，直至解放后受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经历。全书真实地呈现了溥仪在狱中受改造的精神面貌，对了解溥仪的思想转变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这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定历史中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体现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于其被迫流亡的1939年至1941年间的个人传记，也是一段风云变幻的欧洲历史。茨威格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融为一体，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记录了欧洲社会一代人的命运浮沉，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时动荡的半个多世纪，欧洲逐渐从精神的高地坠落到道德的深渊，和平与人性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从前那个平和、包容、友善、自由的文明欧洲，消失殆尽。 茨威格目睹了这一切，始成为一位不情愿的见证人，在生命沉黑暗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珍贵而残破的昨日镜像，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灰暗年代发出的绝望抗议。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执政期间北伐匈奴、经略西域、南平两越、东定朝鲜，先后将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岭南、闽越、东北、西南等地纳中央直管辖，极大地拓展古代中国的疆域。然而对于汉武帝的功过评价却有着千古争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批评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伟业，所付出的代价几乎与他创造的历史功绩一样巨大。

贝多芬激励人心的乐章，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米朗琪罗留给后世的不朽杰作，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 托尔斯泰在小说里描述的万千生灵，是他对真理的痛苦求索…… 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上去顶礼，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将充满战斗的勇气！ 本书为傅雷经典译本，并特邀中学语文名师，编写中考学习手册！通过名师阅读指导、七大考解读、近年中考真题解析、中考模拟训练、传记写作演练，带你掌握传记阅读核心方法，拿下中考传记阅读全部考，彻底学好人物传记！

经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大分裂、大动乱后，中华民族在唐朝重新崛起，走向辉煌。 从唐高祖李渊到唐哀帝李柷，21位皇帝历经大唐289年跌宕起伏、威武雄壮。 本书以21位皇帝的人生为主线，理清大唐兴衰脉络，还原人物真实面目，透视历史底层逻辑。大唐皇帝从来不是乾纲独断，而是处于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中。这些力量有后宫嫔妃宦官，前朝宰相大臣，地方藩镇诸侯。本书详细为您讲述皇帝们如何在前朝、后宫、地方关系网中借力力，辗转腾挪，突出重围。皇帝的破局经验，足以为我们当下的复杂关系提供解决之道。

鬼谷子，是历史 上极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教育家，是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 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

阿道夫·希特勒（德语：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至1945年为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统帅。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是生活在万千臣子的眼皮底下，事情大到登极称帝、经天纬地，小到临幸嫔妃、喝茶观戏。汉光武帝刘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又大度。他擅长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西汉灭亡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他乘机起兵，打败了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声威大震。建立东汉王朝后，致力于整顿吏治，但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却多方限制。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治。本书详细的介绍了刘秀的生平，从侧面给读者旁敲了久远年代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让我们摊开这一幅传奇的历史画卷。

中国历史 上在汉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平民皇帝，马上得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历时*长的帝制王朝。这个人就是西汉高祖刘邦。群雄逐鹿，他捷足先登，在许多人看来刘邦打败了项羽简直是个奇迹，于是直到战争结束很多人还在疑惑，那个流氓出身的刘邦赢了吗？那个破釜沉舟，雄壮无比，而且见人感冒就能痛哭流涕的霸王输了吗？在历史的卷宗中到底演绎着怎样的真相。刘邦的机智，项羽的勇猛，韩信将兵，张良运筹……波诡云谲，英雄辈出。让人捧腹，让人感叹，让我们再现楚汉风云变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