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驱。面对中国遭遇的民族危难和社会矛盾，他勇猛无畏地投身革命，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改造，并在剧烈的古今之变、中西之争的文化冲突中，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行了深刻反思，建立起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2019年是章太炎诞辰150周年，杭州师范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社科院近史所、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了“章太炎和他的时代”学术研讨会，本书即为该次研讨会的优秀论文结集。

卡尔·伊坎，美国富豪，被《财富》杂志称为“这个星球上成功的投机者”，1987年电影《华尔街》的主角原型之一。他的名字前常被冠以“企业狙击手”“企业掠夺者”“无情投机商”这样骇人的头衔，早在1985年，他就因对环球航空公司漂亮的恶意收购，成为 “企业掠夺者”的代言人，让华尔街上各大公司的高管胆战心惊。 在这本富有戏剧色彩的传记中，一直以来神秘莫测的卡尔·伊坎将和畅销商业作家马克·史蒂文斯联手，带领我们看到一些美国公司历大交易的幕后故事：伊坎对菲利普石油公司的突击，塑造了他的威胁者形象；对德士古石油的大胆突袭，让他赚到了5亿美元，这也是有史以来纽约证交所的单交易；他对环球航空公司的惊人收购让他大捞了一笔，然而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他无疑是不合格的。 从这本书出版后至今，伊坎的战绩更加辉煌彪悍，仿佛一匹狼王，笑傲华尔街。

冯至，被鲁迅称赞为“中国秀的抒情诗人”，他努力搜集资料，试图“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杜甫传》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他也成为继闻一多之后的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致力于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他是中国文学研究家，治学严谨认真，与其诗歌风格一样，抒情而不恣情，凝练而不怪异，《杜甫传》即此一特点的具体体现。《杜甫传》于195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引起广泛的影响。1980年3月出了增订版，附录了三篇文章、一篇小说。本次补入一些具有文献价值的材料。

这本书写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领导过学运，工运，农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在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会师后，建立了中央红军，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遵义会议上，他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指挥岗位，并率部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后”，他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导演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指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后胜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他擎画了三大战役，抒写了一曲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此外，书中写了他多次遇险的传奇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书中也写了他马背吟诗，为民高唱的诗人情怀，新中国成立后，他浓墨重新地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大厦，为新中国未来的蓬勃发展铺下了坚实的基石；“文革”后期，他一举粉碎了林彪集团妄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可谓惊心动魄，他是一矗高高的丰碑，他是一座巍巍的大山，他是一位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

本书主要研究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间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本书主体部分分为5章，分别介绍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或高级军官，医护人员，从教育、经济、难民救助等各个方面帮助中国抗战的人士，参与反战活动的被俘日军官兵，各种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人的典型代表。本书是广大读者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良好读物。作者采用大量的资料和生动的描述，为读者再现了那段光辉的历史。

★史上*双料帝王传记：他是国皇帝，也是中兴之主！ ★他起于微末，却赢得了天下、兄弟和爱人！没有人比他的人生更成功了！ 本书叙述刘秀建立并中兴东汉的历史。空有汉室后裔名号的刘秀，自幼种田为生，于乱世之中横空出世，一统天下，创建不可磨灭的功勋。 刘秀自南阳随兄长刘縯起兵，大败昆阳四十二万朝廷精兵，不料为他人作嫁衣。自此韬光养晦，以其文武才德、宏韬大略，先得云台二十八将毕力辅佐，令河北世族、百姓归心；而后平定王朗百万大军，立足于幽州、冀州天地之间；其后龙归大海、凤鸣九天，收铜马、灭尤来、诛檀乡、败赤眉、讨梁王后裔；终于扫荡割据中原之张步、董宪、秦丰，耗尽心力西陇原、南破巴蜀、北伐匈奴，令天下复归大一统，功臣宿将皆得善果，百姓安居乐业。 传奇帝王刘秀一生坎坷，却始终不忘初心，终得以文成武就。且看本书对东汉国历史的详细解读：各方霸主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文臣武将横扫千军万马，让人热血沸腾；热血儿郎重情重义，为报一恩不顾身家性命；刘秀韬光养晦，终成大业；刘秀与爱妻阴丽华两情缱绻，终成眷属……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本书详尽地讲述了曾国藩的一生，从他1811年诞生于湖南一乡下村庄，到1872年他魂归故里，逐年逐月，事无巨细，完整记录。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名臣”。他资质庸常，甚至些许愚笨，却克己勤奋，苦学不断，终于步入仕途；他出身寒微，为官之初，了无背景，却以诚待人、以敬示人，终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创造了清廷官场的奇迹；他奉朝廷之命，创办湘军，却被太平天国打得接连败北，甚至一度想跳江自杀，但他后来反省自我，坚忍不拔，终于击败叛军，解救清朝于危难之际……曾国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通过砥砺心性、修炼己身，终于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曾国藩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推崇他的人把他与孔子、王阳明并列，称其为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讨厌他的人称他为刽子手，对外投降，对内疯狂革命，在处置天津教案和对抗太平天国中血腥残酷、杀人如麻……在历史的烟雾背后，曾国藩的面孔逐渐复杂而模糊。 翻开这本书，跟随作者的笔触，清晰、真实地再现曾国藩六十一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这是一本通过人物专访形式讲述当代清华学子的书籍，分为“学古探微”“水木秀钟”“行健不息”“万悃矢忠”4个章节，一共45组人物。本书展现了清华学子的多样化成长。无论是勤奋有加、学业优秀的特奖“学霸”，还是专注兴趣、各领风潮的校园达人，无论是携笔从戎、勇立战功的军人，还是心系人民、夺赴基层的赤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阐释着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责任。

张巡 ，唐朝中期名臣。安史之乱时，起兵守卫雍丘，抵抗叛军。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使叛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江淮，保障了唐朝东南地区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被俘遇害。本书用一组故事，描绘了张巡勇毅、忠贞、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郡阳都县人。 诸葛亮出身于官宦世家，父母早亡，少年时为躲避战祸，辗转流落荆州。后在隆中度过十年隐居生活，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为仕。 为报刘备知遇之恩，诸葛亮殚精竭虑，为刘备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占领荆州，夺取益州，下三分天下的基础。 刘备病逝之后，诸葛亮肩负托孤之重，心无二志，全心全意辅佐刘禅。为巩固帝业，兴复汉室，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连北伐，虽无功而返，仍矢志不渝，终命殒五丈原。 诸葛亮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伟大的发明家。他推演兵法，制作出八阵图；还革新连弩，能连续发射十支羽箭；又制作木牛流马，为山地军事运输做出重要贡献。 他一生谨慎务实，为政至公，兼有君子之德与忠臣之节。因为他的功绩和忠心，千百年来，广受世人称颂。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至今仍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本书用一组故事，写出了这位政治家的不凡一生。

《落下闳研究文选》精选1911年以来关于国内外知名学者撰写的关于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的落下闳研究的经典文章，汇集老中青三代学人，展现每一代学人在研究思路、方法和路径上的推陈出新。同时所选论文涵盖历史、考古、文学、科技等多个学科，以此梳理和综合多年来学术界对落下闳的研究成果，并由分册主编精心撰写导读、研究综述和研究目录索引，为后学研究提供指引。

《曾国藩家书》内容广泛，是曾国藩一生主要的治家、治学、育儿、孝道等方面的生动反映。此次新版收录文章如下：其一，曾国藩写给其祖父母、父母、叔婶的全部家书，计76封，体现了曾国藩的孝道思想；其二，教育子女修身、学习、处世等方面的书信，即“家训”，计188封。曾国藩所写家书有1500余封，百余万字，我们从中精选了264封。本书是曾国藩所写家书中的精华。

文天祥，江西吉州庐陵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文天祥抗元被俘，拒绝招降，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过零丁洋》。后被解至元大都，拒不投降，慷慨赴义。文天祥的故事，对培养青少年爱国、坚韧、不屈的品格，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书拟用十余个小故事，展这位民族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

《大西庇阿：胜过拿破仑》是关于古罗马著名军事天才西庇阿的传记。西庇阿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败迦太基统汉尼拔而著称于世。本书刻画了西庇阿的神机妙算和用兵如神而讲述了西庇阿自出生至逝世的传奇经历；以严谨的写作态度，参照作为西庇阿忠诚部下的朋友波利比乌斯留下的作品，从难以寻觅的少量关于西庇阿的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挖掘每一个历史的滴滴，以真实的史料和有理有据的分析还原西庇阿的精彩人生。

《人类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人类历史上的15个关键时刻，包含拿破仑滑铁卢之战的失误，托尔斯泰人生临终之年的出逃，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送上绞刑架临时被赦免的惊险经历，列宁冒着叛国罪名回到俄国发动十月革命…… 茨威格以艺术家的视角和诗歌般的语言，在尊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创作了这一精彩绝伦的作品。15个历史瞬间的特写，展现的是人类的渺小与伟大，旁观者的共情与悲悯，以及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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