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为朱熹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对《四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战国至五代期间1300多年的历史，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成就，是古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典籍。国学文库本以点校本为基础，改为简体横排，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阅读的可靠版本。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篇幅宏博，价值极高的一部编年史，宋代司马光等修撰。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于盈积简牍之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其中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堪称巨制。由于全部用当时的文言写成，今天的多数读者阅读起来会有困难，因此，由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对其进行翻译，以便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部历史巨著。翻译底本为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七次印刷的《资涌通鉴》标点本，与已出的20册标点本相对应，译文较为准确、流利、生动，以对译为原则，间有个别语序调整和意译。并采用文白对照的方式，以展开面的形式出现，即左页为原文，右页为译文，以为读者提供阅读上的便携。

本书是“新编诸子集成”系列各本的一个集合，根据《隋书？经籍志》分类，是儒、墨、道、法、名、兵、杂各家诸子经典著作的权威注释与整理本之集成，是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参考书。具体书目如下：儒家类包括《论语集释》、《孟子正义》、《四书章句集注》、《荀子集解》、《新语校注》、《新书校注》、《春秋繁露义证》、《盐铁论校注》、《法言义疏》、《太玄集注》、《白虎通疏证》、《潜夫论笺校正》、《颜氏家训集解》、《刘子校释》；墨家类包括《墨子间诂》、《墨子校注》、《墨辩发微》、《墨子城守各篇简注》；道家类包括《老子道德经注校释》、《老子校释》、《帛书老子校注》、《庄子集释》、《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列子集释》、《抱朴子内篇校释》、《文子疏义》；法家类包括《管子校注》、《管子轻重篇新诠》、《商君书锥指》、《韩非子集解》；名家类包括《公孙龙子悬解》、《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兵家类包括《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孙膑兵法校理》；杂家类包括《吕氏春秋集释》、《淮南鸿烈集解》、《淮南子集释》、《论衡校释》、《抱朴子外篇校笺》。

契丹曾是一个雄霸北方的游牧民族。然而却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后，骤然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张正明教授的心血之作，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秘面纱，关于契丹的部落形成、组织结构、社会制度、文化艺术、分裂变迁等等，尽在此书中。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近五千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十三余万首诗篇，2208万字，分装68册。*册有总目，每册有细目（包括诗题），zui后一册有《全元诗》所收诗人索引（笔画、拼音）。《全元诗》的完成，对今后元代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本次修订重 一、 ? 广校诸本 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二、 ? 新撰校勘记 　　原校本使用方圆括号表示文字增删，未撰校勘记以说明理由。修订组复核了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三、 ? 订补疏误，后出转精 　　修订本对原校本的分段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纠正讹脱衍倒。全面检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确立引文的精确起讫和来源。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同时还订正原校本排印错误数百条以上。 四、 ? 尊重底本、优化完善 　　金陵书局本由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甚夥，是清末以来*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修订本一仍校本《史记》选用清代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尊重、保留金陵书局本、校本的整体面貌和优秀成果。依据当代《史记》研究成果和读者需要，修订本对于金陵书局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重新恢复其原来面貌。保存文献，方便读者。《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所缺部分补相应篇目，《三皇本纪》作为附录增补于书末。 五、 ? 多领域专家协作 　　校本《史记》修订同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幷约请多名文献家、史学家审读修订稿，提供专业审读意见，以供修订者参考、吸收，以期完善。

　　《读书指南（第三辑）/跟大师学国学》是梁启超先生《国学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合集。前者介绍中国基本典籍，说明各书特、读法，文字浅显简明。后者为他在清华学校教授“群书概要”的讲稿，印行前就已“各处纷纷函索传钞”，深受青年学生欢迎；对《论语》、《史记》、《左传》、《诗经》等经典行了系统介绍，对诸书作者、成书年代及过程、内容真伪及篇次、价值及读法、校释书优劣等问题一一细究，予人以翔实有用的指导。 　　梁启超先生谈了许多切身的读书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次出版，附录收《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等四篇文字，希望有益于读者。

《圆觉经》是一部非常能够体现中国佛教注重“妙有”思想特色的佛经。该经主张一切众生都具足圆觉妙心，本当成佛，无奈为妄念、情欲等所覆盖，才于六道中生死轮回；如能顿悟自心本来清净，此心即佛，无须向外四处寻求。该经所明为大乘圆顿之理，故对华严宗、天台宗、禅宗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书选择宋代至清代较为重要的丛书一百种，举凡常备参考之古籍，大致包罗其中，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方便实用。全书共4107种，4000册。由于印量有限，现在市面已经很难寻觅得到。此次重印，统一开本，合订精装，更加方便收藏、取用。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散文诗体写就的杰作，以振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智慧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教条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上帝死了”，“超人”诞生了，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令尼采饱受非难道言论“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便是出自此书。只有深入理解了尼采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怪论。

孽海花》三十五回，清末曾朴撰，为著名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以晚清苏州状元金昀（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赛金花）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败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小说集中呈现了当时上流社会达官名士的生活风貌与精神历程，书中所涉及数百名人物中有二百七十多人可与当时历史人物一一对应。作者以真人真事为依据进行创作，笔笔生动，鲜活亲切。全书结构工巧，主次配合，各个故事层层推进，形成整体，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在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影响，成为晚清小说中当之无愧的巨擘。

　　《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包括《明史（1—28）》共28册。《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332卷，记载了明朝自建国到灭亡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的整理，以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原刊本行标分段，以《明实录》、《明史稿》、《明会典》等近十种明代史籍行校勘。

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一千卷。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人参加编纂。共收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清宫原藏有《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其编者为陈邦彦)，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下令重编。该书即在这一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它汇集了唐朝及五代的文章，为学者查阅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本书的《札记》中(见劳著《读书杂识》、岑著《唐人行第录》)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

本书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之一种。《墨子》一书是由其门人后学记录辑集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略晚于《孟子》。《墨子》原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家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本次约请专家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新编诸子集成》所收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并广泛参考了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翻译。

《抱朴子内篇》与《外篇》同为东晋葛洪撰述。作者认为道本儒末，《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内篇》论证神仙的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各种道教书籍；是对战国以来、直至汉代的神仙思想和炼丹养生方术所作的系统的总结，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道教经典。此次，我们约请业内专家，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勘本《抱朴子内篇》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精心解题、注释、翻译，以飨读者。

《后汉书》今本120篇，分为130卷，是一部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原书只有纪传，北宋时把晋代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与之相配，成为今本。此点校本以绍兴本为底本，通校了明汲古阁本和清武英殿本。

《五灯会元》取《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及《嘉泰普灯录》等五种佛教灯录，汇辑了从“七佛”(包括释迦牟尼)起到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名僧关于教义的记述和故事，是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资料。

本书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著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

《饮冰室合集》编于1929年梁氏逝世后，是梁启超授权的著述集成，堪称梁氏思想文化探索与贡献的集大成之本。虽然在此前后出现过众多梁著版本，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合集》的典范意义。该本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密切联系和长久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