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为大学生参加日语大赛活动的指导用书，为日语实战方法与范例经典。《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由概念篇、理论篇、实训篇、实践篇4个篇章组成，从日语大赛的相关理念到实践，从题目的确定到大赛稿的要求、评分标准以及取胜的诀窍、技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对日语大赛流程、参考题目、日语大赛作品选录等都做了详实的实例讲解和分析；还有日语作文大赛、演讲大赛、配音大赛的实例呈现。知识拓展、能力提升通过实训模拟而贯通结合。《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适用于日语专业的大学生（包括非日语专业而选修日语的大学生），以及有一定日语基础并有兴趣提升日语水平的读者。

本书收录了博尔赫斯在哈佛大学任职期间与理查德?伯金所作的著名访谈，他曾说，“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访谈中，他给出了针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学作品的真知灼见，并谈到了现在常常为人忽略的诸多政治主张。而辞世前几日，博尔赫斯和好友莱库比曾行过一次私密的访谈，涉及他的生活、爱以及对自己作品和国家的种种思考，也是真正意义上“*后的访谈”。这几次贯穿博尔赫斯写作生涯的访谈，为读者了解这位20世纪*著名的文化巨擘窗口。 博尔赫斯 x 理查德?伯金 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时，我与理查德?伯金有过很多次愉快的交谈。事实上是自我坦白，坦白的程度更甚于那些我在孤独中怀着过度的忧虑和戒备写下的文字。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连我自己对我真正的生活都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博尔赫斯 x 《巧妙的回避》 与博尔赫斯面对面交谈，就是要沿着一座由他过往经历和情感体验构成的迷宫去追踪他。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绘着千奇百怪图案的围墙，它们可能是线索，也可能只是迷惑人的岔路。我们不能指望每次找到的都是同一个博尔赫斯。那里不仅仅只有一个博尔赫斯，而是许多个。 博尔赫斯 x 格洛丽亚?洛佩斯?莱库韦 失明之前，博尔赫斯*后能看到的颜色是黄色，而他生来*眼看见的颜色就是虎皮的金黄。他曾说失明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却又坦白：如果还能看见，他不会离屋子半步，他会待在屋里读手边满满的书。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写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改名“知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兰波——一个神话般的名字——他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一样非同凡响。 他重新引领了诗歌的程，首先深刻影响了法国诗歌，继而是世界诗歌。 一个多世纪以来，兰波的“通灵”诗学及其实践拓展了作家意识的边界。 事实上，他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文学”的一个象征。 伊尼德·斯塔基博士是牛津大学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兰波的研究，随着新的手稿材料和其他信息的发现，她三次修订了这部兰波传记。

本书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之一种。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著有《澹园集》《焦氏笔 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成为苏东坡》是作家赵海峰全新的历史传记作品。与此前他的“历史的沸”专注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不一样的是，此次作家把笔墨集中在了苏轼身上，在对苏轼苍茫一生的追述中，终又把一个处于变革和固守纠缠中的北宋中期呈现在读者面前，实现了与此前“历史的沸”系列的某种汇通。 苏轼的一生是官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互相交织的一生，也是大江南北游历体验的一生。赵海峰在《成为苏东坡》中再次为读者梳理苏轼所经历的这些坎坷起伏时，所紧贴的主线是苏轼那些被太多人经久传诵的名篇佳作的创作。作家耐心为读者讲解这些名篇佳作创作时苏轼的现实状况和内在心境，乃至难以疏解的困境，这样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和共鸣苏轼“豪放”背后的艰辛，以及跨越这艰辛之后的豁达与澄明，同时，这也将阐释苏轼是如何在一次次的被贬和一次次的创作内省中成长了苏东坡。 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被人们一遍遍地谈起，是因为他所跨越的这些人生难题，至今，所有人仍需面对，苏轼用实践所启示的人生态度与处理方法，对所有面对取和逃避、成功与失意、危急与平淡等一系列考验的人，仍旧有效。我们需要读苏轼的作品，更需要了解苏轼的人生。

《纳兰容若词传》在详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用优美异常的文字，带我们回到清初，吟诵清婉的饮水词之间，用一帧帧剪影，连缀出一代豪门公子、清朝*词人凄艳矛盾的一生。 他本是平步宦海的达官显贵，但他对仕途不屑，对富贵轻看，超然尘外。他本以为和卢氏“一生一代一双人”，却不想沉浮人生，只能恨天地无情……如果他是个普通人，也许会过得更幸福，然而他是文武双全的英才，怎不让天妒？ 不禁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济慈，浪漫主义诗人的典范；菲茨杰拉德，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典范。两个人的人生宿命般地充满巧合：过早离世，嗜酒如命，饱受肺病折磨，初恋情人的身影挥之不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写作引领文学前往以解放、实验性、感性为基因的新时代。而在他们的一生中，写作、阅读一直是支撑他们对抗孤独与绝望的良药。 在这本书里，作者以“平行人生”的穿插手法，将相邻世纪两个闪亮而充满悲剧性的人生联系在了一起，通过精选的一系列轶事、关键时刻和生动场景，直二人生活的本质，揭示他们艺术创作的源泉，让人深刻感受到，美的力量、文字的力量能够穿透时间、超越死亡，成为永恒。

本书是“世界名人名传”丛书中的一种，是法国文学研究大家、翻译家柳鸣九生前主编的最后一部传记，丛书所选图书为著名作家、科学家的畅销传记或自传。《马尔罗传:幻梦与真实》由法国著名作家夏尔一路易·弗隆撰写，详细描写了法国文坛传奇人物安德烈·马尔罗的一生，记录他为弘扬和传播法兰西文化与艺术所作的巨大努力与贡献。本书对研究马尔罗的生平，了解其文学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犁研究专家郭志刚毕生心血的全新呈现 特别收录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以及郭志刚的《岁月之恋——我的怀念》等文。 1988年，孙犁研究专家郭志刚撰写的《孙犁传》，至今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这本书，选了我社“中国现代名家传记插图本”丛书，我们专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联芬教授行了细致修订，并特别收录了孙犁先生的著名文章《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并请杨联芬教授撰写了《曲终奏雅 大道低回——孙犁的最后十四年》作为附录。 一本书读懂孙犁的简淡隽永。

本书旨在描绘“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他本是远赴日本的医学生，却因一张幻灯片而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疗救沉睡的国民。从《狂人日记》的*声呐喊，到阿Q“精神胜利法”的深刻解剖，再到晚年匕首投枪般的杂文，他用笔墨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全书、追溯了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左翼文坛主将的战斗足迹，旨在让读者理解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

路遥的短暂人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光焰，其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然而，英年早逝的路遥的人生状态始终像谜一样地困扰读者。《路遥传》的作者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路遥文学馆馆长以及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之一，掌握丰富的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路遥不为人知的往事，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展现他的写作精神。 《路遥传》出版十年，销售逾12万册，备受广大读者好评，一直是走近路遥、理解其不朽文学精神与生命密码Z权威、Z贴近的窗口。十年沉淀，全新修订，珍贵史料公，为您呈现一个更真实、更深刻的路遥世界

本书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传记作家、鲁迅的同乡挚友许寿裳所著。许寿裳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精神的*深刻的理解者，他用真切的事实和朴实的理解迅速找到了鲁迅精神的闪光点。在现存的鲁迅回忆录中，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回忆*为真实，因而*具权威性，受到读者一致好评。许广平说：“回忆之文，非师莫属！” 本书收录了许寿裳先生所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两部回忆录，时间跨度长，内容翔实，范围广博，感情真挚，文笔醇厚。依民国原作排印，新增21张鲁迅生活、交友、创作老照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封面元素为国内版画大师刘春杰先生的版画作品《勇气》，再现了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刚毅与平和。

“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亲是遗少，给予的是冷漠；母亲是新贵，给予的是客气。这段刻骨的童年时光，作为底色浸入了张爱玲的文字间。雨打浮萍的江湖，她只能依靠自己，但她相信她是天才。少时的她，可以做的便是天才梦。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读胡适，先从徽州开始。夕阳西下，我来到了这座城。在那山峦深处，碧溪两岸，古老徽州古朴的神韵弹拨着让人心醉的旋律。南方将落的阳光，竟可以这样柔和，恍惚在铂金色的光晕里，于幽幽窄巷中的古民居中，恍若走进了诗经的故乡。

这是武侠一代宗师还珠楼主的绝笔之作。全书11回，讲述了“诗圣”杜甫曲折潦倒的一生。由于作者善写武侠，尤其擅长讲故事，而杜甫的生平又与作者自身的身世很有相似的地方，因而这部书写得相当引人入胜和富有感染力。作者通过描写唐玄宗统治后期黑暗腐败的政治以及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将国家的不幸与杜甫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写出了一个处于世运变换时期的伟大诗人沉沦穷困的命运，尤其写出了乱世中百姓的苦难。本书文字优美简洁，结构紧凑有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诗圣”生命史诗。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

作为诗人的李白，他曾经和不少青年才俊一样，追求仕途名利。他曾经心怀朝廷，矢志成为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梦想成为辅佐君王、达济天下的人物，但他的仕途生涯从未平坦过，在生活的重重打击下，他依然豪迈，依然自信。

张爱玲，似一个华贵迤逦的民国梦境。她有着显赫的家世，在镀金的背景下开始传奇人生。生命辗转，她见识了繁华，也体会了繁华逝去后的颓唐。她是傲然于世的海上花，才华横溢，惊艳文坛，却在遇见爱人时低到了尘埃里，卑微地绽放着幸福之花。百转千回的人生路上，她在世俗中精致地活着、爱着、痛着、执着着、悲伤着……思想与磨难碰撞出花火，所有情绪在笔下生发出闪光的灵魂。她将心绪泼墨于纸上，晕染开来，成了一段段爱恨交织的人生故事。这本书中文字流淌的，便是她真实的生命。当你见证她的传奇，亦会聆听到自己灵魂的歌舞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