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老舍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这种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的作品中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 　　《赵子曰 离婚》收录的就是老舍先生的两部长篇力作：《赵子曰》和《离婚》，非常值得一看！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早期作品，初载于1926年的《小说月报》，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是老舍独特艺术个性形成的一个起点。主人公老张是旧北京的一个恶棍。他身兼“兵、学、商”三种职业，信仰“回、耶、佛”三种宗教；他信奉的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人生哲学。所谓“老张的哲学”，其内涵和实质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小说以老张为自己抓钱而不惜采取恶劣手段拆散两对恋人的情节为主线，批判了这种市侩哲学。 《猫城记》是老舍喜剧作品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完成于1932年。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其所构设的荒诞世界反映了老舍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影射了“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很能代表老舍创作中所显示的“文化批判”的思想。 《老张的哲学猫城记》收录了上述两部作品。

《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马南邨(本名邓拓，马南邨乃其笔名)，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

《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马南邨(本名邓拓，马南邨乃其笔名)，自1962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

《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马南邨(本名邓拓，马南邨乃其笔名)，自1964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

《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马南邨(本名邓拓，马南邨乃其笔名)，自1965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

《泰戈尔诗选》收入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诗集：《新月集》和《飞鸟集》。《新月集》是一部以儿童生活和情趣为主旨的散文诗集。诗人将自己的灵魂穿织于诗章词篇里，使诗句充满了灵性的芬芳。《飞鸟集》富于哲理、充满意蕴，共收录诗325首，将情感与自然融为一体，语言清新亮丽、耐人寻味。

本书包含： 《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中文导读英文版)》、 《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中文导读英文版)》、 《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中文导读英文版)》。 米歇尔·德·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后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是一位人类感情冷峻的观察家，1572年开始撰写被称为"16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的《随笔集》。《蒙田随笔》问世400多年来，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作为一部哲理散文，《蒙田随笔》不仅在法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散文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蒙田随笔全集》共3卷，107章。全集不仅卷帙浩繁，而且使用古典法文写成，其中近1200条的引语，都是用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语言，行文中还频频跳出斯科涅方言、拉丁语的冷僻字眼。理解与翻译《蒙田随笔全集》无疑对翻译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本书包含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笔记卷、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书信卷、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抒情小赋卷

《马尔智蜜月日记》是1925年夏天，美国马尔智夫妇在杭州西湖度蜜月期间的日记。这对年轻人，在西湖边筑就温暖的爱巢，他们一通泛舟湖上，行走于街巷，用镜头记录下这座江南城市的美丽风姿。八十多年过去了，尘封的照片虽有些泛黄，故事却更显得温馨，反复开启了一坛陈年的女儿红，弥漫着幽怨浓郁的文化芳香。东亚艺术史专家马尔智，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次难忘的人生经历，我们不妨称之为《蜜月日记》吧。人们可以一边阅读“日记”，一边读着“老照片”，与他们一起回到1925年的那个夏天，共同解读西湖的前世今生。

　　本书讲述了发生在整形室里的二十一个故事，作者以一个整形业内人的角度，记录了整形室里的那些奇人窘事，或匪夷所思，或啼笑皆非，或热泪盈眶，每一位整形者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而她们追求美丽的执念，若替代电力，可供全世界照明一百年。

文学经典(套装共3册)分别由《培根随笔》、《瓦尔登湖：世界上修心的地方》、《爱的教育》组成。

《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录了安妮一家以及另外四名犹太朋友为逃避纳粹迫害，藏匿在“密室”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生活。作为成长中的少女，安妮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并表达了自己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日记展示了安妮出色的写作才华，也引发人们对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以及对“密室”青春的爱怜。

这是一本有滋有味的，关于食物与生活的随笔集。童年时的一碗蛋炒饭，青春时代和他吃过的烤串儿，回家时母亲端来的鱼头汤，男闺密擅长的油爆辣子，给亲爱的人做的“美味”煲仔饭……它们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随着味蕾记忆的绽放，让人念念不忘。文中对美食的精彩描绘，勾起口腹之欲，一段段故事和种种体验感受，更是一场心灵的饕餮盛宴。

B君在宿舍中，沉闷极了；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几种书籍，翻了这本又去翻别一本；他没有多大的心绪看书，只是把那些书籍的插图略略看了一下，便抛在旁边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金业交易所里边挤满了红着眼珠子的人。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清华文学社活动。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5年出版**本诗集《夏天》。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拮据，只发行了两期。192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教于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外文系。1933年12月5日，他从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投海身亡。

萧红是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从1933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到1942年病逝，其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9年，但是创作的作品竟达百余万字，既有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又写了许多散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

曙光还没打定主意惠临到窗子上，韦公听见爆竹到处响，就不管昨晚摩麻雀、掷骰子闹得太晚，连眼皮还不曾合拢一回，便也从温暖的被里挣了起来。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后呼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极限的思索，让人晓得自己其实可以更好。 　　尽头，常在远方，有时候却是现实。 　　探究尽头，为的是眺望远方与抵达远方的喜悦，是试图超越此时此地此身的努力。 　　以尽头为坐标，反观现实，则可发现我们身处何时何地，我们遗忘了什么，错失了什么。 　　作家唐诺，将萦绕多年的念头付诸笔端，以独有的诗性而思辨的语言，铸成四十五万字的鸿篇巨制。关于远方，关于写作，更关乎我们身处的现实。 　　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 　　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 　　——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