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脱脱等撰《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是一部官修金朝纪传体正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一卷，记载了从女真族兴起、金朝建立直至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金史》是元末修三史即《宋史》《辽史》《金史》中编撰得*好的一部，记事上起金太祖完颜阿骨出生，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灭金，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史，尤其是志、表部分较为详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金代史料流传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元修《金史》是研究金朝历史*重要的基本史籍。 中华书局校本《金史》是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之一，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北监本、殿本等，择善而从，同时还参考其他多种史籍，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通行本。

　　《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近五千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十三余万首诗篇，2208万字，分装68册。*册有总目，每册有细目（包括诗题），zui后一册有《全元诗》所收诗人索引（笔画、拼音）。《全元诗》的完成，对今后元代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至今，无论在士人当中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论语》作为中化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典籍重新释放出新的活力？《论语》是中国儒家的宝典，其中记载着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

　　《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儒林外史》长达五十六回，却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而成的。但吴敬梓在创作此书时，却有一个完整的创作思路，即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人木三分地刻划了周、范、马二先生这类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陋儒、假儒、迂儒形象，满怀热情地描绘了庄尚志、迟衡山、虞博士这样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如娄家公子、杨执中、权勿用之流。与之相对比，吴敬梓着力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的典型，他尊重个性，轻财好义，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而真正体现吴敬梓理想的，则是小说中塑造的“隐括全文”的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得到了吴敬梓*热烈的赞美。

　　编年体史籍。明末清初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作者家境清贫，以力、文墨事务为生。其以诸家明吏粗浅，实录又多有失实，故以《明实录》为聿，遍考群籍而编此书。记事起子元天历元年(1328)，迄于南明弘光元年 (1645)。其中万历以后70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该书的特是对于《明实录》中避而不淡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对于所收史实行了精审考订。该书清代及民国间均无刊本，故未经改纂。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两抄本互校本。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关于《庄子》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卢文弨的校勘，并有郭嵩焘和郭庆藩自己的意见，是目前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该书经古籍整理专家王孝鱼先生校，收“新编诸子集成”，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此次改以精装印行。

　《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套装全241册）》讲述了，“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yi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校本“二十四史”，是*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极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极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行校订，加上标，是为标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陈与郊《方言类聚》是明代一种《方言》校注本，将《方言》原文条目依《尔雅》篇目重新编为《释诂》《释言》等十六门，使以类相聚。郭璞原注则总附每节后，低一格以别之。间有双行夹注，为与郊所考订。此次整理以万历刻本为底本，用其他明本校对《类聚》所引《方言》正文，用陈与郊校语所引源文献校其按语，同时断句标。 《扬雄方言零札伍种》辑录孙诒让《札迻·方言校记》、王秉恩《宋本方言校勘记》、王国维《书方言郭璞注后》、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方言郭注辩证》、吴予天的《方言注商（附补遗）》五种《方言》条校条释材料，这些成果虽然零碎，但并不缺乏价值，一些条目的考订甚至很值得重视。我们为这些材料各自选择善本行录排校，以期方便学界的阅读与研究。 书后附《方言》原文条目与《类聚》、《五种》条目对照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戴震是清代位对郭璞注《方言》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他的《方言疏证》考辨《方言》的作者，校订传本《方言》中大量讹脱衍倒、误连误分、内容窜乱等问题，同时对《方言》原文逐条行疏通证明，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成为后来者使用和研究《方言》的重要基础。 本书稿整理者深耕《方言》及其注家数十年，在深调查《方言疏证》存世版本的基础上，以《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版为底本，以四库系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遗书系的微波榭丛书本、安徽丛书本对校，校正文字、复核引文、断句标均严格按照古籍整理规范行。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本书以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手校戴震《方言疏证》、《方言疏证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王氏父子全部传世著作为辑录范围，选择各部著作版本，在逐字逐句阅读中辑录其中校勘《方言》的成果和引用《方言》的内容，分列于《方言》原文相应条目之下，条内按王氏著作时间顺序编次。所辑内容均加以断句、标，并核校引文。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周易本义》是朱熹的重要著作，也是易学目前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提出的“《易》本是卜筮之书”的易学观，《本义》卷首的九图，至今仍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就无从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直至当代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本书以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本为底本行校。此次推出的是简体横排精装本。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指南方边远地区，在日之南，北边的窗户朝着太阳，即北回归线以南，概指今天的岭南地区。本书是作者在广州时所撰，记载了岭南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与中原不同之处，奇形异状的草木、果蔬、虫鱼、羽毛之类，以及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等，性质与张华的《博物志》相类似。书中征引文献亦极博洽，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等书，今皆散佚，可以藉此书略见一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作者段公路极有可能是《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次子，载的许多内容可在《酉阳杂俎》中觅得踪影和来历，可以视为《酉阳杂俎》的续篇。 许逸民先生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作校勘、笺注，在考证本事与用典，引据书证力求与详备，书末附有《书目著录与版本序跋》及《主要征引书目》，以备覆案参考。

《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原为宗密为其所编集的《禅藏诸诠集》（已逸）一书所作的序文，系宗密对禅宗诸家学说的总论，旨在阐述教禅一致的义理。内容先释《禅源诸诠集》的名义。次说三乘学人欲求佛道，必须修禅。禅有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上乘禅五种。其中上乘禅是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具无漏智性，此心即佛，依此而修，即达摩门下相传的禅法。后述纂集此书的宗旨，认为佛说顿渐二教，禅开顿渐二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须要以教辨禅，以心解教；并以三教（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直显心性宗）三宗（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配对，证明教禅一致。本书为佛教经典之要籍。 此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明万历丁未寂照庵刻本为底本，以大正藏本、金陵刻经处本等为校本，进行完整的校勘和注释。

《荀子》是赋体文学之祖，世所公认，而表章发微者乏人；且《成相篇》、《赋篇》二篇体例的认定，历代学者存有较大争议。今有席鲁思撰《荀卿赋定本校笺》二卷，深入考察《荀子》的《成相篇》、《赋篇》，对之进行系统梳理，彻底解决了争议问题，并对文本做了细密的笺注。详言之：起首略例，考定书名、篇名篇数，开列校、笺、附录之例，皆针对前人研究有疑之处而发；其后卷yi则《赋篇》，卷二则《成相》，注解文字，疏说文意，厘分章句，时附同时代著作之文章，以为互证；zui后以辑录历代著录、评论为附录，十分周备。是书于内则深，于外则阔，征引丰富，言辞晓畅，今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刘孝标集校注》汇集了除《世说新语注》以外的刘孝标存世作品，共包含刘孝标创作的四首诗、十二篇文以及其《演连珠五十首注》。书后还附带了校注者搜集的刘孝标研究的相关材料，是当下刘孝标研究、六朝文学研究乃至《世说新语注》研究之作。  

《宾退录》十卷，宋代赵与旹所撰考史轶事笔记，以考证经史、辨析典故、评论诗词为主，此书成于嘉定十七年（1224），汇集作者平日见闻及与宾客所谈论的内容，宾退后笔录成编，故有是名。本书底本为乾隆十七年存恕堂仿宋本，参校南宋临安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本，并参考其他各版本。书后附何焯批语、各家序跋等资料，方便读者使用。

《纂异记辑证》一卷，唐李玫撰，李剑国辑证，传奇集，一题《异闻录》、《异闻实录》。李玫此书为唐人小说中的佳作，文笔优美，篇幅较长，一扫唐人志怪之风气，而自出机杼，深有寄托，如《浮梁张令》讽官府关节，《韦鲍生》斥贡举弊端，《刘景复》痛河湟沦陷,《喷玉泉》恨宦官残狠。原书散佚，今辑得十四篇，另附录混入李玫名下者六篇以供参考。

《秦观词笺注》三卷，补遗一卷，宋秦观撰，杨世明笺注。秦观（1049-1110），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被认为是北宋词坛上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其词妙在情韵兼胜，情感真挚，山川景物均熔铸笔端，自抒性灵。语言清丽淡雅，自然平易，音律谐美，和婉醇正，是北宋婉约词大家，评者以为其词的成就在苏轼、黄庭坚之上，对后来的周邦彦和李清照有直接影响。《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谓家喻户晓。杨世明先生笺注秦观词，注释详细，文辞雅洁，考其背景，表出典故，训释文义，赏析词境，又从诸家词话、笔记辑录相关评论，足资参考。后附秦观年谱。本书以《彊村丛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为底本，广校众本，又对集外之词作考辨，补遗四首，其他列入“存疑词”，校勘审慎，识断严谨。

唐代陆羽所撰《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早、完整、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茶经》成书于8世纪中期，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篇。上卷《一之源》介绍茶之本源、植物性状、名字称谓、种茶方式等；《二之具》叙述采茶制茶的用具尺寸、质地与用法；《三之造》论说采制茶叶的适宜季节、时间、天气情况，以及对原料茶叶的选择、制茶的工序、成品茶叶的品鉴。卷中《四之器》记录煮茶、饮茶的二十四组、三十种器具。卷下《五之煮》介绍煮茶程式和注意事项；《六之饮》强调茶饮的历史意义和奥妙；《七之事》详列历史人物茶事，以及茶相关文献记载；《八之出》列举当时全国各地茶叶产地和品质高下；《九之略》列举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的制茶、饮茶用具；《十之图》主张要把《茶经》用绢素书写张挂，以便烂熟于心。《茶经校注》是著名茶文化研究专家沈冬梅教授对《茶经》进行系统校勘、考证和注释的古籍整理作品，是茶文化研究的基础文献。

史记》是我国通史，是“二十四史”中zui早的一部，也是zui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