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又各自相异的画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洋欧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万象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法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德国的抽象派画家。小伯尔来北京举办画展时，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画展。能不能如此认知：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梦的方式也产生了差异？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历经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原因。 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内在精神的探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

本书是年来创作的一部有关二萧与鲁迅、巴金、王实味、柳亚子、冰心、赵一曼等人物交游情况的考证与回忆文集括《萧军与鲁迅》《萧军与巴金》《萧红与柳亚子》《萧红与冰心》《萧红与巴金》等。

为了让这本书立体呈现，除了将带有萧红手泽的手稿、照片等文献资料，带有萧红温度的衣物等图片进行梳理、编排，还增加了一些适当的解读，通过这些文献，把读者带回到萧红所处的时代，追寻她的人生轨迹，了解她文学创作的历程，从而感知她、了解她，走进这位英年早逝女作家的心灵世界。

本书在对现代新诗诞生以来的相关资料以及诗人们的创作文本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以胡适、刘半农、沈伊默等人为肇始的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期萌芽、创立以来，就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现代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去抒情化、重叙事性的要求。换句话说，现代新诗在抒情与叙事这两大要素之间，其天平是明显地偏向于后者的。本书适合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包含如下内容：第一，近代诗歌创作与诗歌叙事传统综论。第二，近代旧体诗创作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近代转型的助力。第三，近代新体诗创作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近代转型的助力。第四，近代新旧体诗歌创作在诗歌叙事传统中的融通。第五，近代新旧体诗歌叙事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总结研究。

孙中田编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从早期、大革命前后、左联时期、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茅盾的生活与创作情况。归纳了茅盾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对茅盾的代表作《蚀》《从牯岭到东京》《子夜》等，都作了精要入微的评析。附录部分还细致整理了茅盾的*译年表和笔名（别名）笺注。在写作过程中，孙先生还邀请茅盾和沈霜审阅书稿，完善了一些细节，*大限度保证内容的真实性。本书丰富了国内文学界对单个文学家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打开了研究茅盾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视窗，为后世茅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书中,笔者于唐代部分选取了在诗歌叙事艺术方面有创新性的诗人（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贺等）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剖析唐代诗歌叙事传统的某些特质。至于宋代部分,则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这也是考虑到宋代诗歌创作的现实状况而选取的研究策略。宋代很少有像白居易、元稹这样写叙事诗的典型作家,但在普遍倾向性方面规律性更强。作为唐宋诗体文学的一个大门类,唐宋词的叙事传统也是本书关注的重。唐宋诗中诗题、诗序和诗注的叙事性研究亦在本书中呈现。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之一种，研究时段为先秦两汉，分为如下四部分：《周易》古歌与诗歌叙事传统的萌芽、《诗经》与诗歌叙事传统的奠基、《楚辞》与诗歌叙事传统的演、秦汉诗歌叙事传统的传承与新变。

一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指斥前朝之失，获得优越感，并在对前一个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凸显自身的特色。前一个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风流人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决。而前一个王朝既然灭亡了，它本身特别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误，正好为后一个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惯例，清代特别是清前期的文学家对明代文学行了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声浪，至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后来清代也灭亡了，人们也要否定清朝。但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古代走现代，人们要否定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侥幸地被否定得较少，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个王朝这种游戏的后一个发言者。清人的很多说法，包括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就没有被后来的否定所抵消，而对后世持续发生影响。 清朝特别是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响深远，是几种因素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批判初起于一批明朝遗民文人，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此前其他朝代的遗民也会作类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强度都远不能与清初的明朝遗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其左派和异端及狂禅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富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学术风尚。人们批判某种现象或观，必嬉笑怒骂、骨三分，表达某种见解也往往极其犀利、富于感染力。这种学风虽经明清鼎革，但未骤然消歇，流风余韵延及清代前期，尤为当时坚守明朝遗民身份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厉激越的风格。其次是因为，明清易代的过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祸之悲惨，整个社会动荡之剧烈，都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受这种空前的沧桑巨变的刺激，遗民文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就异常痛切深刻，批判就异常猛烈尖锐。紧他们而兴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文人的晚辈，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在对明代文学和文化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明代历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们的基本常识和习惯动作。同时，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文化方面本来比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过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获得自信，尽管它实际上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对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内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统一全国后，即始通过一系列举措，对明代历史文化行清算和批判，许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到这一运动中去，调门极其高亢而夸张。这样，清初明遗民的反省性批判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与民间批判，就前后衔、二水合流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朝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口诛笔伐，可谓声势浩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与学术的总体性批判，阎若璩的说法颇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07页。这可能是清代以来否定明代文学和学术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关于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包括考试文化）发展的结果，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确实给明代文学和学术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清代不是仍然继续沿用这套办法吗？在史学家孟森看来，清代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统治者用心更为险恶：“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关则连岁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我彀中’者也。”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3月版，第391页。可见清代士人受八股文之毒害有过于明代士人，何以见得清代的文学学术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明朝的文学学术就因八股取士而坏呢？或者说，何以见得明朝的文学学术因八股取士而坏，清朝的文学学术就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呢？关于李梦阳等倡复古学，在它之前，明代文坛被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所笼罩，正是李梦阳等发起复古运动，明代文学才焕发生机，并引发了明中后期文坛的一系列新变。难道没有复古运动，明代文学继续沿袭台阁体的轨辙，就能取得辉煌成就吗？关于阳明心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明代思想文化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带来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机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学领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对我们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仍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明代文学和学术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 具体到从清初始的对明代文学的批判，蒋寅《清代诗学史》卷指出，清初人批评明代诗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之习。 蒋寅《清代诗学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关于应酬之习，其实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来就存在，严羽就曾严厉批评唐代元白韩孟、宋代苏黄等连联斗押，宋代文人以诗为交际工具，认为这些给诗歌带来了严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间派的诗人，都强调诗文必须有为而作，对应酬之风给予过猛烈抨。若说以诗为应酬之具，清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比明人严重得多，汗牛充栋的清人诗文集，应酬之作所占比例绝不会低于明人创作。 　　关于门户之见，这确实是明代人论诗论文的一个特。所谓门户，一是指某种文学主张，或某种文学主张确定的取法范围和标准；二是指诗文作家因文学主张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学派别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当然人际关系、名利等因素也难免会渗透到门户之见中。文学而有门户，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门户之见有利有弊。狭隘的门户之见，或纯粹出于利益的门户之见，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较强烈的门户之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文学主张。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主张都大为不同。甚至同一个文学流派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文学主张也不一样。有门户就有主张，就有争论，这体现了明代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而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正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清代诗、词、文等也分种种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从群体，有各自的主张和取法范围。有清一代的文学，也就是由种种流派、门派组成的。清代文学的成就，也是藉各种流派、门派的存在而呈现的。因此文学而有门户，不足为怪。至于那种纯粹为了名利而标榜门户，借吹捧文学派别的领袖而抬高自己，过于刻板地强调某种风格流派、取法对象，而肆意贬低其他风格流派、取法对象的行为，明人也已经察觉，并给予猛烈抨。且不说基本上一直不为叠相主导文坛的文学流派所牢笼的吴中派文人对文坛上的门户习气有过多么辛辣的讽刺，即使是复古派领袖如王世贞等，一方面为扩大自己文学主张的影响而广招同侪，一方面也对这种陋习深表不满，他曾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迩来狙獪贾胡，以金帛而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艺苑卮言》卷八）历览清人对文学界恶劣门户现象的批评，其刻画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过王世贞这段话者。 　　关于模拟之习，文学贵在创新，简单模拟前人，自是文学大弊，明代文学家不可能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复古派作家主张学古，但他们的目标是“拟议以成变化”，即通过认真揣摩学习古人优秀作品，熟练掌握诗文创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独创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模拟学习前代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是文学创作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复古派作家强调揣摩学习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创作实践的一种合理主张。从来没有哪一位复古派作家认为模拟就是目的，把模拟当做创作。相反，他们对简单模拟的现象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即如强调“拟议”的李梦阳，也反复申明“拟议”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对那种“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的做法不予认可，称“谓之影子诚可。”（《驳何氏论文书》）徐祯卿早年浸染吴中诗风，后来在李梦阳等引导下转而学古，又似乎走向另一个*，即太重模拟古人，太重体格法度，而自由变化则略显欠缺。徐祯卿年仅三十三岁因病早逝，李梦阳为他的诗文集作序，对他提出批评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顺之等所谓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对剽窃模拟更行过严厉指斥。徐渭称当时复古派特别是其末流的诗文创作剽窃模拟，有如“鸟之为人言；《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第519页。袁宏道《叙小修诗》等文中对复古派末流“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现象作了尖锐批判，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8页。其言论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综上所述，清人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大致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批评是合理的，如对八股取士制度和诗歌创作应酬之习的批评，但在这两方面清代人与明代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还变本加厉了。不必因此就说清人没有资格批评明人，但至少这肯定不是明代文学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学的原因。另一种批评属于误解，如清人对明代文学的门户之见和模拟之风的批评。清人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明代人关于门户问题和学古问题的理论见解，不了解明代文学家具有强烈门户意识背后的深刻原因与积极意义，也不理解明人强调学习古人的真实意图及其合理性，不能对其行辨证的分析，因此这种批评就比较肤浅，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保守的思想观出发的，如对整个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的看法，我们自然更不应该盲目信从。总之，清人对于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面貌，因此既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也没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

本书重考察理学家文道观念在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及其特质以及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理学家文道观的核心话语——“载道”方式对于理学诗的诗境构建、诗意表达等产生的作用等研究课题。

      该书稿为2015年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由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年度文献、创作综述、 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出版与阅读、文学活动纪要六部分组成，全方面总结了2015年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情况，肯定当代文学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也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具有权威性，为文学研究人员和机构、院校*参考文献资料。

终成果主要分为六章，核心部分为中间四章，分别为：第二章辉煌的文学史；第三章身份的丧失与商讨；第四章身份的寻觅与原住民的文艺勃兴；第五章印第安人的身份协商与重建。成果章为“绪论”，主要论证了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及研究的必要性；介绍了印第安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概述了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等。

世人皆知《革命逸史》是研究孙中山的绝好史料，却鲜知作者冯自由与孙中山深厚的革命友谊。作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之一，辛亥革命前的冯自由通过主持香港同盟会分会、筹集起义侨款等途径积极支持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后的冯自由在稽勋局局长、中华革命党党员、国会参议员等身份转换中配合了孙中山的未竞事业。本书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冯自由的人生经历透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以“横滨华侨革命心，初识中山马前童”“东京问道初涉报，笔下藏锋赴革命”“香港分会风云起，美加筹款革命举”“机要秘书稽勋办，革命未竟共讨袁”“议员护法斥北洋，国共合作失党籍”“经纶失意提朱笔，忆昔峥嵘著逸史”六个篇章再现了孙冯的革命历史。

本书是诗人、诗歌研究者晏榕的代表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别为“呈现之维：走向新诗学”“生态重塑：纪念与批评”“虚构：现实或想象”。上卷从呈现之维展，对诗人庞德、艾略特、斯蒂文斯、毕肖普、罗伯特•克里利、约翰•贝里曼等及其作品展文本细读，充满个性化的洞见。中卷结合创作实践，着眼整个诗歌创作生态圈，评论国内重要诗人，介绍国内重要的诗歌论坛，在审美资本、智力消费等当代语境下思考当代汉语诗歌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探索文化生态的重塑。下卷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的诗歌代表作。

栖身文明秩序的现代人并未获得“步”所允诺的安宁。取代蛮荒险境的，是密不透风、限制重重的行动网络和愈加超越个人掌控的大型危机。在本书中，斯塔福德·比尔将我们的社会组织置于系统科学的聚光灯下行考察，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关键的控制论原则，而揭示诸多社会机制崩坏的原因——这个由层层叠叠机构和制度所构成的、外表精密无比的运行系统，因其官僚化的错误组织方式而成为制造威胁、压迫人性、毁坏自由的庞大机器，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衡与崩溃。尤为致命的是，几近失效的状况下，自我维护的倾向却使其失去了内部修复的可能。作者呼吁，整个体制必须被再次设计，并归于人民。 尽管技术背景已迥然有别，这些文字和观仍然尖锐地指向我们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至为珍贵地为我们展示了反思之迫切与行动的可能。 关于“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时代，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的“老大哥”的普遍统治并没有出现，但赫胥黎所预言的《美丽新世界》却欣然降临，人们生活在感官刺激的消费景观中，而自己也欢乐地成为这景观的一部分却不自知。 300年的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步，许多过去年代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但它的问题却也伴随着这些步同时裸露出来，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摆脱的困惑。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1961年起，加拿大广播公司、阿南西出版公司和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共同发起了“梅西公民讲座”项目。围绕全球经济、家庭、债务与财富、生物生态、伦理、民主社会、公民权利等与当下公共利益关切的议题，“梅西公民讲座”邀请到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做客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观》（Ideas）节目，就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展面向公众的演讲。虽然所涉领域广泛、问题驳杂，但在根本上，这些简洁、犀利、普适的讲话无一不致力于探究：当下的我们被什么样的观所形塑？我们又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类？ 在阿南西出版公司的支持下，这些演讲以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下来，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可惜这一系列公民读本迟迟未被系统性地引中国。三辉图书几年前始陆续推这一工作，从中选取了对今日国内读者尤有启发的首批12本，组成这套“现代人小丛书”系列的*部分。作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我们没有将其定位为一套传统的公民读本。它也并非是对某一学科内部基础常识的梳理，而是针对现代社会中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却具威胁性的事物或状态提出的批判性思考。它们讲述的是即便人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权之后，现代社会依旧没有摆脱的工具理性的“铁笼”命运，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命运。 如今，我们了一个愈发复杂、分裂、充满困惑的时代，彼时的洞见和警醒却未显过时。在充满困惑和迷雾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以及，更重要的，保持并回归自我的本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无需等待立刻去做的事情。 这里有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知道的一切。 三辉书系·现代人小丛书 已出： 1《画地为牢》（多丽丝·莱辛） 2《技术的真相》（厄休拉·M. 富兰克林） 3《无意识的文明》（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4《培养想象》（诺思罗普·弗莱） 5《偿还：债务和财富的阴暗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6《历史的回归：二十一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詹妮弗·威尔什） 7《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罗伯特·弗尔福德） 8《效率崇拜》（珍妮丝·格罗斯·斯坦） 9《现代性的隐忧》（查尔斯·泰勒） 10《设计自由》（斯塔福德·比尔）本册 11《必要的幻觉》（诺姆·乔姆斯基）

小说创作的技能是可以训练并拓展的，这种拓展旨在激活作者的写作潜能，培育和提升其叙述故事的冲动、感觉和能力。正如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所言，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艺术家。 本书引入了美国创意写作研究界的相关成果，力图从叙事创意设计的意义上探寻各种可操作、可模仿的小说写作技巧，研究小说写作教与学的原理和方法。书中包含作者执教小说写作工坊课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源自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生动案例。 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 *小说的叙述方式 *从故事大纲到情节清单 *小说人物的结构关系 *在书面故事中构造场景 *小说中的“看”与“被看” *叙述声音的修辞策略

文学概论属于基础理论课程，是对文学理论基本知识和文学研究基本方法的概括性介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而言，不论是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分析，还是其他各式各类的文学研究，这门课程都有直接的重要影响。本教材的编写，既有学科意识，体现文学的时代特征，又有学术立场，通过对文学实践的引导，建构适应本民族的生存状态、生存质量和发展前途需要的人文价值，即以高尚的人文精神渗透整个社会。教材的编写逻辑是：立足建设，追求创新，重在引导。

《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将从《敦煌掇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二十八篇，称之为“唐代民歌”并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勒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等各色人的生活形象。 本书并对涉及的“变文”考证，认为“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组合文体的承袭。 本书筛选的唐代民歌和变文，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杨先生的考释和考论，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为刘禹锡研究专辑，书中收录刘禹锡研究论文37篇。内容包括刘禹锡诗歌研究，刘禹锡文、赋研究，史实考述，刘禹锡文集研究，刘禹锡域外研究，刘禹锡学术史研究。研究刘禹锡诗歌的论文涉及刘诗的方方面面，比如诗歌艺术和风格，刘诗与刘白、元白诗歌流派，与佛典、文艺思潮等之间的关系，诗歌选释，贬谪诗等。文、赋研究论文主要讨论刘禹锡未列“唐宋八大家”的原因，刘氏所作序文，如诗序、文集序，以及刘赋的价值和受等。史实考述论文其范围包括刘禹锡的人际维度、刘书《崔迢墓志》、宋人对刘的评价、刘咸允府试等史事。刘集研究集中于日藏朝鲜刊《刘宾客诗集》、刘集宋刻本，以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校勘等问题。该书对于研究刘禹锡具有较强的指导价值。

本书介绍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源流与主要成就、重要作品，引导欣赏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与门径。

本书包括词学、词谱、词韵三个部分。词学部分简述了读词填词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词谱部分选编了105个常用词牌，并选用了970多首古今佳作作为词例，并作简评；词韵部分对词林正韵行了改作，引用中华新韵行了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