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里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

本套八卷，每卷之首均有前言，力求讨源溯流，系统介绍此类散文的发展历史，勾勒各时期特色，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相当于一篇文类史，读者可由此了解各类散文的起源、流变及概貌。又因前言为古典散文研究专家所撰，其中既体现作者的学术观点及研究心得，亦可供专业研究者参考。正文包括选文及其注、译、评四部分，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使这套书也为普及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之作。对于典章名物及一些不常见的字词均有清楚、详细的注释。除抒情小赋因其多丽靡之辞不宜今译外，其他七类每篇均有今译。译文力求信、达、雅，并尽量保持原作风格。重要作品和有争议、有特色的作品篇后有选者简评或点评，介绍其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普通读者可借助注、译、评，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欣赏历代的名篇佳作，专业研究者亦可便中查阅有关资料。

本书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截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艾菲尔铁塔，柏林墙涂鸦，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若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篇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

本书稿是作者学习《道德经》一书的心得的总结，以讲座的方式呈现出来。作者结合现代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将《道德经》中相关的语录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语言生动，说理明晰，既能帮助当代读者读懂《道德经》，也能帮助人们将其中的精华运用到生活当中。

根据早期文档资料，本书完整收录了林徽因已发表的全部作品，真实再现林徽因从黄金时代到暮色年华的传奇人生。

我爱背诗词+纳兰容若的情与词

《西厢记》的剧情直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切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活跃、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它与《圣经》等作品同时被称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部*经典”。 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其中分析生活，批判习俗处，语语惊人，字字闪光，见解独特，耐人寻味。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给人启迪。 这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都有极其动人的描写。这里有大自然给人的澄净的空气，而无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读着它，读者自然会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

《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9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出修订本初版，1935年6月第十版时又作了改订。以后各版均与第十版同。

《谈美书简》既是作者对自己漫长美学生涯和美学思想的一次回顾和整理，也是“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一次回复。全书由十三封书信结集而成。书中就青年朋友们普遍关心的美和美感、美的规律、美的范畴等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的创作规律及特点作了详尽的阐释，既是思想上的，又是方法上的，是初涉美学者学习美学知识的重要参考书籍。

《白居易诗歌选注》，郭杰撰，选取白居易诗歌二百六十余首，将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荟于一编，由此可以大概领略白居易广博的精神世界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每篇先做“题解”，对全诗旨意略加解说，然后加以“注释”，对词语、句法、意境以及相关问题略加阐释，做到雅俗共赏，能为课堂教学、学术探讨、文化普及等提供方便。

翻译巨匠许渊冲用出神化的翻译手法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50首代表作译成英文，使读者感受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在外文语境下的独特魅力。逢许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译出版社将本书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再次出版，其中英文部分由英文母语专家亲自审定，并对中文部分的生僻字词做了注音和解释，更方便参考学习。

★ 广泛传阅、家喻户晓的经典民间故事 ★ 语文课外阅读图书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论读书》）这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阐释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唐太宗也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政治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谈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时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则把对历史的探索提高到了“天人之际”的哲学高度。可见，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学习历史、理解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都有助于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大大小小的事件浩如烟海，脉络繁复庞杂，短时间内厘清头绪、全面掌握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没有必要望而生畏、止步不前，不妨从简单的小故事手，由简繁，由浅深，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学习知识，培养对历史的兴趣。 人类是很善于讲故事的生物，人类讲故事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更为久远。在尚无文字来记载历史之前，后人依据的就是先辈口述的史料。无数生动的历史事件被编成故事，口耳相传。如果没有“讲故事”，过去许多生动的历史早就幻作烟云。更多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不是通过典籍，而是从长辈的讲述中初涉历史的。 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是可以虚构的，然而历史故事却必须首先尊重历史真实。也就是说，真实性是*位的，故事性是第二位的。有价值的历史故事，绝不能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去片面追求故事性。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要*可能地做到兼备故事性与情节性，否则，无数鲜活的历史就会像化石和标本一样缺乏生气。   人民文学出版社依靠强大的专业团队所精心编选的这本《中外历史故事精选》，着眼在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涵盖面较广同时又是版本较好、简洁清爽的历史故事；时间跨度从古至今，以求体现出中国及世界历史的精神风貌。在中国及世界历史通俗化、大众化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读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我们参考前人的著作，选编了这本精选集，奉献给读者，希望能有所裨益。 此次收“统编《语文》阅读丛书”，特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制作，书前配有“导读”，书后有“知识”，以给青少年朋友以必要阅读指引和知识积累。

翻译巨匠许渊冲用出神化的翻译手法将宋词中的经典之作翻译成英文，使读者感受中国经典在外文语境下的独特魅力。宋词是宋代文人墨客智慧与才情凝结而成的精华，具有柔婉或豪放的美感。逢许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译出版社将本书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再次出版，其中英文部分由英文母语专家亲自审定，并对中文部分的生僻字词做了注音和解释，更方便参考学习。

《惊奇与怪异：域外世界怪物志》是一本好奇心之书，是在寻找世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过程中，偶有所得，编撰而成。也是一本志怪之书，收集了人们在了解未知事物的途中，以想象力凝结而成的误解，并对这些误解进行深入浅出的挖掘，试图找出其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本镜像之书，希望对照这本书，能够发现一些东西方共同存在的观念、思维，试图减少一点对东西方认知差异上的迷思。 《夜窗鬼谈》系日本著名的汉文短篇志异小说集，《东齐谐》是其姊妹作。两者有日本《聊斋志异》与《子不语》之美誉。作者石川鸿斋以儒学家和汉学大家的身份纵谈玄幻，在儒家裨益世风的框架下自行怀抱，熔炼阐释，闯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文路。《夜窗鬼谈》是他以收集的前人著作和民间掌故为胚胎，剪裁、润色、编改、加工，二次发挥而成的，颇能“追踪晋宋，不在唐人后乘”。而《东齐谐》则是他原创的神鬼故事，也有些是利用既成的传统怪谈，改编为诙谑笑话，博人一悦。 　　多年游历中国的经历、长期苦读汉文典籍的用功，让石川鸿斋拥有了极高的汉学素养与汉文写作功底，所以《夜窗鬼谈》与《东齐谐》无论写人写景、叙事叙情，皆能做到构思巧妙、造句凝练、用笔明雅，同时在故事情节上亦有设想空灵、宛转动人之长，堪称日本汉文文学史上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杰作。

本书是为初中至高中年龄的青少年精选的外国经典诗歌，均出自各国文学大师或大诗人之手，译者也是我国一流的翻译家。 诗歌之美,不论国度,超越语言,不经意间就触动心房。年轻人更是诗歌的狂爱者,因为诗歌歌颂青春、爱情、友谊、快乐、自由、理想……本书所选的美妙诗篇，从莎士比亚、叶芝到普希金、裴多菲、泰戈尔，无不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迷人的意境。   本书特：选题精致，诗和远方尽在其中；封面典雅，尽显高贵和艺术风范，适合收藏，也适合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书中内容原刊于1956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共三篇。废名将其拆下，重新排序装订，并将名字改为了《杜甫的诗》，且序号从“二”至“八”，没有“一”，其间文字有少许更动。通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和他的抒情诗，在秦州时写的诗，以及入蜀、和在夔州写的诗的变化，分析了杜甫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杜甫说他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光是“语”的问题，同时包含了“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问题，而首先是要思想感情饱满。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人，就要有一枝熟练的笔，否则就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古今中外所有的杰作都是如此。杜甫是属于那些用功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的成绩显著。

这一部《鲁迅研究》，是从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来研究鲁迅的愿望出发的。作者说：我们是通过对鲁迅作品作具体的分析然后得出我们的结论，因为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毕竟是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必须掌握他的作品。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它发表出来便好得到指正。书中包括《鲁迅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鲁迅是早对写普通话有贡献的人》《鲁迅期待炬火和自己不以导师自居》《鲁迅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实践》等内容。

星座文化，实际上只是西方星占学的一个分支。星座、占星术在传播过程中都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文化。而易经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需要我们重视和体会的就是，在星座文化和易经中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思维。

从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张爱玲散文创作横跨半个世纪。《华丽缘》收录她人生中途的散文作品，随着生命另一阶段，张爱玲对世事人情的体悟更为清透，文字功力更为成熟。这本书里，有张爱玲《寄读者》《中国的日夜》《华丽缘》《忆胡适之》《人间小札》等散文篇目，并特别收录散文遗稿《异乡记》。张爱玲自言“非写不可”的《异乡记》，是一次从上海到温州深情远奔的情感纪行，更成为《小团圆》的灵感来源。读《华丽缘》，认识人生中途的张爱玲。

陶渊明是中国著名的隐逸诗人，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精神，是千余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永恒追求。陶渊明的诗文，在描写田园风光、自然景致之时，流露出的是诗人不受羁缚、精神自由之品质。为了助于全面、深地理解陶渊明的世界，孟二冬先生对陶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注释”和“译文”。其“说明”旨在介绍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主要是解释典故和一些较难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并对陶渊明的诗文作了今译，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和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