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喜欢用书信交流，他给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其他家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另外两个妹妹、妹夫）、朋友和几个亲密的女性朋友写过几百封明信片和信。《卡夫卡致奥特拉及家人的信》（以下简称《信》）收集了卡夫卡写给奥特拉及家人的120封明信片和信，其中101封是写给奥特拉的。《信》为我们走近卡夫卡提供了一条途径，阅读《信》时我们眼前呈现的卡夫卡有时忧郁、纠结，有时俏皮、风趣。卡夫卡比奥特拉年长九岁，但从《信》里的字字句句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卡夫卡会在小事（如演讲题目的选择）上给奥特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为奥特拉联系学校、给奥特拉讲自己做过的梦，也会支使小妹妹为自己跑腿办事（如到保险局去为他提交休假申请、买衣物寄给他等）。 卡夫卡烦闷时会在信里向小妹妹倾述自己的心情，兴致好时会提笔给小妹妹写个小笑话，或是非常细致地描述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和看到的景色。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或许能隐约看到一代文学大师的影子。 卡夫卡并未在明信片和信里留下日期。《信》里每篇起始处括号里的时间和地点是《信》的德语版编辑加的。

十六岁的高中女生许夏沫出生于占卜世家，自称菜鸟级的占卜少女。其父在一次城市颠覆中失踪，许夏沫被一名漂亮的男人苍术收养，并告诉她，父亲是被蓬莱门所吞噬。 许夏沫决心要寻回父亲，从而与苍术踏上了漫长艰辛的寻父之路，终来到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故乡——R，但R已经沦陷，妖异之物可以在白天公然袭人类。 她在学途中，无意救下了可以驱使鸾鸟的少年宋华意，还有平凡的人类少年顾雪藏，搞笑却身份神秘的牙医师走等，他们和她一起去寻找父亲，然后寻父之路困难重重，而她也慢慢发现这些伙伴有不为人知的身份…… 一场惊险曲折的少女心灵成长大戏，一部解读亲情、友情、正义的励志奇趣故事，不容错过。

本书讲述自元太祖铁木真开国，终至元顺帝出逃，再现了蒙古人的豪迈和这个帝国盛极而衰终至瓦解的历史宿命。全书章回体结构，张弛有度，自批自注，妙趣横生，集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值得阅读。

　　情节不仅仅与一个伟大的创意相关，好的情节是众多创意和写作要素的集合体，包括人物、经历、悬念、冲突和上下文。好的故事是人物和层层推的悬念冲突的有机结合。 　　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围绕着关于故事的古老规则展，涵盖了人物、悬念、冲突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新意，提供了新颖的案例和练习。对于小说家、电影编剧、剧作家、非虚构作家甚至诗人，不论你是在修订作品还是着手创作一部新作品，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创意的激发。

　　南州市文化局长于佑安，工作上颇有理想，但不满足于现有的职位，欲谋位规划局长，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故事刚始，南州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就因官卖官被双规，南州政坛发生强烈地震，市委班子大换血势在必行。这时候于佑安发现周围的同僚都在跑官，他终于按捺不住，也始了自己的跑官生涯。然而于佑安刚始的跑动并不顺利，在二连三的官场事故之后，经高人提、同僚帮忙，于佑安渐渐发现了南州政坛复杂的官场内幕和派系关系，从此他的跑官生涯一步步走正轨……

本套装包含幽梦影，闲情偶奇，容斋随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迭起，清华园里派系纷争、驱逐校长风潮不断，梅贻琦临危受命，多方求解，结束了二十年间校长十易的动荡局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三校南迁，于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三校于战祸频仍、经费短缺、困窘闭塞中合作无间，学术、科研、教学取得奇迹般的成就。抗战胜利后北归复校，再到梅贻琦于台湾筚路蓝缕创建新竹“清华大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的一生与清华紧密联系在一起。 作者以纪实手法生动展现了梅贻琦这位杰出教育家的成长、留学及其在动荡岁月执着教育的艰难历程。他提出并一生奉行“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并以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成就了清华之清、联大之大，感染着一代代学人。 作品分为上下卷，从庚子赔款始，追溯了清华大学数十年的发生发展史，并在大时代背景下折射出整个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不仅详述清华大学前期领袖人物如周诒春、曹云祥、罗家伦等的功过得失，还涉及与梅贻琦同时代的蔡元培、张伯苓、胡适、梁启超、陈寅恪、吴宓等诸多教育学术界大师级人物。全书视界宏阔高远，构思精深，材料翔实，笔墨酣畅，读之感怀深思、嗟叹不已。

本书以南北朝为背景，是一部纯美浪漫的古代言情小说。魏晋之后，周、齐、陈三国鼎立。周朝武阳王宇文风出使南朝陈国，因缘际会，在武陵源内结识画痴女子洛清秋，同时却被齐国刺客刺杀，后因兰陵王高长恭介，牵引出一段恩怨情仇。小说以南北朝为背景， 讲述了宇文风与洛清秋三遇三分的恩怨，刻画南北朝乱世里一个纯美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中国新文学源流》是根据周作人的讲演记录稿编成。1932年2至4月，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讲了八次学，后经整理，交北平人文书店于1932年9月出版。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

周作人将他所写的“百草园”杂记印成单行本，又从别的杂文中间选取相关的若干篇，编为第二部分，名曰“园的内外”，又把“鲁迅在东京”和“补树书屋旧事”那两部分加在里边，作为附录。这一册书共总有一百多篇文章，差不多十万字，写时花了四五个月工夫。记述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情况，也展露出了清末民初的风俗。

《药堂杂文》收入周作人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三年于沦陷的北平所写文章二十八篇。不同于早期瓦屋纸窗下泡一杯清茶的闲适之谈，亦不同于中期短篇笔记式的思想闪光，这里是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正经文章”。从汉文学的传统前途到中国的思想，从启蒙到道德、女学，从留学忆往到故人感怀，虽不为长篇大论，却是身历铜驼荆棘之痛、滞留沦陷区的周作人对自己思想的一次梳理。 　　论述中国文学思想的文章，如《汉文学的前途》《中国的思想问题》，力图追根溯源，寻出中国民族前途希望；探讨启蒙、道德、女学的文章，如《启蒙思想》《道德漫谈》《女学一席话》，延续了一直以来对这几方面问题的关注探讨；怀旧忆往之作，如《留学的回忆》《怀废名》，则因环境殊异添了些家国身世之感。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写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改名“知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

《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先生1922年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史”课程的讲座记录稿。 《中国绘画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三代至明清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梳理历代画史脉络、技法沿革、题材变迁以及重要的画派、画家等，内容全面、语言凝练，是一本中国绘画的简明通史。 《中国绘画史》为中国绘画史研究开山之作。陈师曾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美术普及教育，旨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成就推广给国人，本书便是先生这一教育信念的结晶。

本套书主要包括《郭公案》《刘公案》《林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李公案》《九命奇冤》《恨海》《彭公案》等。 《郭公案》为清代的武侠公案小说，讲述了郭公经历的各种案例。内容涵盖光且很全面，故事短小精焊，文字简练生动。本书以故事形式描绘清朝社会形形色色的案子，也侧面反应出了清朝时期人生百态。虽是一本公案小说，但也能从中窥见清朝时期的社会景象。 《刘公案》，清代晚期以清人刘墉为原型演义而成的一部民俗说话作品，原作者不详。属鼓词一类，散韵结合，很有兴味。 《林公案》叙述清末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的故事。情节符合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并以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禁毁鸦片的经过。 《施公案》,清代民间通俗公案小说。主要讲述了康熙年间清官施仕伦在黄天霸等江湖侠士辅佐下铲除贪官污吏、破案捕盗的故事。 《狄公案》清末长篇公案小说，故事情节较为细致缜密，带有政治色彩。 《李公案》主要讲述了李公断案故事，情节新颖，加深了对案件侦察过程的叙述，打破了以往公案小说或严刑逼讯、或托梦示兆等熟套，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色彩。 《九命奇冤》根据旧小说安和先生所著的《梁天来警富奇书》而加以改作，用较好的布局，动人的描写，曲折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动人的作品。演述雍正年间发生于广东的一件大命案。 《恨海》全书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写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书中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义和团采取否定态度。 《彭公案》是清末长篇公案小说，书中大部份情节实属虚构，描述了彭公在江湖豪侠的帮助下，如何惩治贪官恶霸、绿林草寇的故事。塑造了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一批侠义之士的形象。前部侧重描写彭公断案，后部则是江湖恩怨。

《红拂夜奔》王小波“怀疑三部曲”中的“趣味之书”，王小波说：“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红拂夜奔》谈的是这一。” 《红拂夜奔》借隋末大将军李靖和杨素家妓红拂的风流韵事为蓝本，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历史，表现知识分子在反智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在历史与现实，虚幻与真实的纷繁交错中，小说看似荒诞，却处处体现着对现实的反讽，对自由、趣味的向往。正如王小波在序言中所言：“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作品的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一○○一年至一○○八年间，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套装包含：《女王，极地红蔷薇》、《女王，再见黑天鹅》、《樱空之雪·雪之空》、《樱空之雪2》、《如果天国也曾悲伤》共5册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与原配凯瑟琳皇后离婚，迎娶安妮?波琳，不惜违抗民意，发动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决裂，永远地改写了英国历史。然而，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仅仅维持了三年，终竟以血淋淋的惨剧收尾。安妮?波琳也成为英国历史上个被公开处决的皇后。这段感情的覆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无论将其归因于情深不寿或是权力角逐，终的曲终人散是真，起初的感天动地也是真。此书中收录了亨利八世和安妮?波琳的珍贵通信十八封，两人刻骨曲折的感情故事可见一斑。所谓纸短情长，便应如是。

《西厢记》的剧情直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切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活跃、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幕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绝笔之作，无论是语言和形式都别具一格。作者擅于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在小说中大量描绘了人们心底的幻象和潜意识；对修辞手法的使用非常娴熟，头韵、尾韵、谐音等信手拈来；且在书中大量引用了经典文学中的词句和典故，足见其非同一般的语言功底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 书中描绘的人物表现各异，各自的内心里都流淌着各自的不幸，但所有的不幸和痛苦终归都源自人性共同的弱点——内在的欲求得不到满足，人与人终归亦无太大的差别。所以当戏剧的导演拉特鲁布女士将“现实”引入戏剧中时，所有的观众皆乱了方寸，无法承受这“现实”之重。能够坦然观看舞台上演绎的他人的生活，却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直视自我。或许伍尔夫也是对这种现实失尽了信心，看透了人性的懦弱却无力改变什么，因而选择了结束与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的抗争，选择了人生三境界中的“平静”。

Eumenides已深陷重狱，谁又送来神秘字条：一切有罪之人都要受到惩罚！ 离职的肾脏科医生被绑架杀害，只剩下一颗头颅被遗弃在闹市之中。随着头颅一起出现的字条是预告还是威胁，是自诩正义还是意图恐吓？ 警方承受巨大压力，进行紧密的排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条条的线索依次出现但又依次被排除。当案件背后的隐情慢慢浮现，那些貌似无关的人和事彼此编织，竟形成了一张紧密的大网。如果网中人全都是需要遭受惩罚的猎物，谁才是网中心那操控全局的蜘蛛呢？跳出迷网的棋子又能否成为后的黄雀逆转全局……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别想逃脱惩罚，哪怕是死亡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