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人，早年穷困。经过商，出过仕，当过兵，然而都不成功。后与朋友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小白。齐襄公被弑后，小白与纠争位。管仲半道阻小白，射中带钩。小白假装中箭，抢先一步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欲以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推荐管仲。齐桓公不计前嫌，用鲍叔牙之计，将管仲囚于槛车，从鲁国引渡齐国，任命为相。 管仲为相后，以卓越智慧与过人胆识，行了划分都鄙、寓兵于民、发展农工商等一系列的内政、军政、财政改革，齐国迅速富强。那时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在管仲策划下，齐桓公出尊王攘夷旗号，联合中原诸侯，北伐山戎，西逐狄人，南扼荆楚，平戎于王，对保存华夏种族与华夏文化，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业绩。难怪后来孔子感叹，若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成为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葵丘之会，齐桓公首登春秋五霸之位。后来者也只有晋文公，事功可与他并列。在齐桓公赫赫霸业之后，巍然站着管仲——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改革家、思想家。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晏婴以有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作风朴素闻名诸侯，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其思想和轶事典故多见于《晏子春秋》。 本书用一组故事，描绘了这一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形象。

本书详尽地讲述了曾国藩的一生，从他1811年诞生于湖南一乡下村庄，到1872年他魂归故里，逐年逐月，事无巨细，完整记录。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名臣”。他资质庸常，甚至些许愚笨，却克己勤奋，苦学不断，终于步入仕途；他出身寒微，为官之初，了无背景，却以诚待人、以敬示人，终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创造了清廷官场的奇迹；他奉朝廷之命，创办湘军，却被太平天国打得接连败北，甚至一度想跳江自杀，但他后来反省自我，坚忍不拔，终于击败叛军，解救清朝于危难之际……曾国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通过砥砺心性、修炼己身，终于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曾国藩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推崇他的人把他与孔子、王阳明并列，称其为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讨厌他的人称他为刽子手，对外投降，对内疯狂革命，在处置天津教案和对抗太平天国中血腥残酷、杀人如麻……在历史的烟雾背后，曾国藩的面孔逐渐复杂而模糊。 翻开这本书，跟随作者的笔触，清晰、真实地再现曾国藩六十一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邓小平（1904—1997），其生平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堪称“世纪伟人”。 作者怀着对邓小平的崇高敬意和深厚感情，在依托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倒叙的结构，以纪实的手法，从平民的视角，讲述了邓小平坎坷而传奇的一生。讲述了邓小平的家庭出身、求学经历、投身革命、戎马生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政西南日理万机、“文革”蒙尘“三落三起”、雷霆复出拨乱反正、绘制改革放宏伟蓝图以及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史料翔实、逻辑严整、构思精巧，鲜明地再现了邓小平的历史功勋和人格魅力。 作品立意新颖，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可读性，是一部充分反映邓小平的人生历程、伟大贡献、深邃思想和杰出品质的力作，也是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读本。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李少红导演以《大宋宫词》的拍摄为例，讲述她作为导演是如何工作的。从剧本到美术，从造型到摄影，从特效到现场……少红导演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构思，以及她如何与剧组各部门共同协作，将构思一一实现。随文搭配数百张精美剧照、 设计稿、现场照片等，全面深还原影视导演的工作面貌。

中国历史 上在汉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平民皇帝，马上得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历时*长的帝制王朝。这个人就是西汉高祖刘邦。群雄逐鹿，他捷足先登，在许多人看来刘邦打败了项羽简直是个奇迹，于是直到战争结束很多人还在疑惑，那个流氓出身的刘邦赢了吗？那个破釜沉舟，雄壮无比，而且见人感冒就能痛哭流涕的霸王输了吗？在历史的卷宗中到底演绎着怎样的真相。刘邦的机智，项羽的勇猛，韩信将兵，张良运筹……波诡云谲，英雄辈出。让人捧腹，让人感叹，让我们再现楚汉风云变幻的时代。

《富兰克林自传》是富兰克林晚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是美国*部，迄今为止，也是美国*重要、读者*多的自传作品之一，无论是从自传的角度还是从美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讲述了富兰克林从贫困到富足，从精神上的无知到在世界享有声誉的自我奋斗与实现的过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处处闪现着睿智和哲理的火花。《富兰克林自传》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山之作，是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的励志奇书，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弄权，黄巾赤地。乱世之下，群雄并起，枭雄辈出，何在前，董卓继后，袁绍相，曹操崛起，吕布扬声，刘备传名，孙坚征伐，孙策东还，孙权霸图，孔明躬耕，献良策。 群雄并逐，枭雄相争，乱世之中，中原大地涌现出许多逆袭传奇的人物，其中为突出的有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 曹操，原本为宦官之后，其貌短丑，但凭借“唯才是举”的人才方略，广收天下英才，武将如林，谋士成群，终统一北方。虽南征败还，然关中得手，又联吴伐蜀，奠定了曹魏帝国。 刘备，本是一个没落宗亲，以贩履织席为生，然而凭借以人为本，广收天下之心，义结关羽、张飞，任用赵云、黄忠、马超等忠勇之士，南征北战，立足荆州，西图巴蜀，终成蜀汉大业。 孙权，七岁而孤，十八岁掌权，文用张昭、鲁肃，武用周瑜、陆逊，联蜀抗魏，借魏伐蜀，后又盟蜀图存。在三国之中，成为存续时间久的一国，成就江东基业。 诸葛亮，南阳布衣，躬耕陇亩，而计分天下，联吴抗曹，西图荆益，三出祁山，五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成一代贤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司马懿，本欲归隐，在曹操强征下不得已而出仕，然仕而不用，且数度被夺，仍“忍不可忍”，一朝奋发，创新格局，终为“三家归晋”奠定基础，成为西晋帝国的奠基人。

苏东坡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他终不改乐观的天性。三本书讲清全民偶像苏东坡。 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脱俗。 他政绩卓卓，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发展慈善事业，创办公立医院，堪比和煦春阳，带给世界无尽生机和温暖。 他胸怀苍生，却无奈生活寄于风雨，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当下仍熠熠生辉。 《苏东坡传》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可亲可敬，堪称人世间理想人格。 《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为你读诗主编，全民偶像苏东坡给不安的你八个锦囊，教你直面人生逆旅。国风画家符殊38幅画作打造绝美苏轼！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隐世才女白落梅慢沏一碗清茶，为你细述一代文豪苏东坡的快意人生。

林贤治先生的这部鲁迅传记，问世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重印，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是鲁迅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为更新版本。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了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我的套音乐启蒙书”系列图书是为孩子们轻松了解音乐知识而设计的启蒙绘本。它用易懂的语言和精美生动的插图，讲述了音乐的相关知识。本书是西方音乐家篇，讲解了各时期代表性音乐家的生平脉络和重要作品。 本册包含对4个音乐时期特的介绍和12位西方音乐家的生平、重要作品的讲解，还分享了音乐家们的杰出贡献及个人特。本书给人沉浸式的绘画欣赏体验，带领孩子们走音乐的世界，启一场美妙的音乐之旅。 本书适合儿童音乐爱好者阅读，也可以作为音乐培训学校的音乐启蒙读物使用。

他们的思想、品德、事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他们的故事，是对中华民族的禀赋、特和气质生动、鲜活的阐释。 　　他们的名字，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 　　他们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贤人物。 　　孔子是中国古代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他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 　　《孔子/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生动讲述了孔子凄惶、不屈的人生经历和对大同、小康理想社会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

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间的往事，是一个浪漫动人但又残酷悲情的历史故事。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知天命的年纪与未及弱冠之年的埃塞克斯相遇，自此以后，两人的组合便是极为浪漫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之间交织了各种情感纠葛和利害冲突，既有男女之情的爱恋，也有权力之争的博弈，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复杂多变、飘忽不定。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女王与伯爵的关系将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本书作为上海交通大学ACM班成立十周年（2002～2012）纪念文集，由十届ACM班学生及主要任课教师提供稿件。全书共分八篇，开篇是创始人俞勇教授对ACM班10年的总结；教学相长篇讲述几位任课教师的教学经历；春风化雨篇是学子们回忆老师的谆谆教诲；青葱年华篇记叙了班中往事；心路历程篇描绘了学子们逐渐成熟的轨迹；叮咚心声篇是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感悟；初露锋芒篇讲述了2002和2003级ACM班学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经历；谈笑风生篇收录了ACM班学生们别具匠心的创作。

本文真实讲述了一位癌症患者四年多的艰难求生历程。作者——癌症患者的丈夫，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详细的讲述了当今癌症治疗领域，一些不为 人知的内幕:患癌病人的求生欲望，病人家属的内心焦急，良心未泯的医护人员万般无奈，不良庸医们的丧尽天良…… 作者用 这些真实的事例告诫后来者，患癌后应该如何理性去面对，病人家属应该如何冷静去寻医。 作者用自己曾经付出的惨重代价来告诫读者，如何正确面对癌症，怎样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这本书是我去年春分到今年春分的日记，我将其称为《山子札记》。主要内容是每天的随感，包括一些读书写字的心得，诗作。

雾满拦江传记系列 读传记、学才智，探寻人物背后的风云传奇，勘透立身处世的捭阖之术 以大量客观事实，生动有趣的角度 讲述杜月笙、李鸿章、张作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起伏及处世智慧

　　本书以蒋介石三次下野为主线，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以小说结合纪实的手法，全角度、无死角揭秘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争权夺势的终极真相。 　　他曾经是家道中落的穷小子。曾经是急于出人头地的莽撞少年。曾经是革命失败的一代愤青。三十而立，一无所有，还流连烟花之地。他如何成为了蒋介石？ 　　近代历史研究家郭宝平，历时十七年，只为还原真实的蒋介石。专家级私生活史料全析：一个冲动、好色、正直的小蒋，成为沉稳、精明、厚黑“老蒋”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