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荟萃了课本中提到的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包括政治领袖、将帅英雄、思想大家、科学巨子、文坛泰斗、艺术巨匠、体坛健儿、企业精英、探险英雄、平凡伟人等，主要以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生发展为线索，尽量避免冗长的说教性叙述，而是采用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传达他们人生追求的道理，尤其着重展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对广大青少年读者产生共鸣和启迪。

雷锋（1940—1962）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助人无数，*主席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真实的雷锋：榜样的力量》以雷锋成长历程和人生发展为线索，通过雷锋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传达他的精神内涵，包括苦难童年、翻身少年、参加工作、应征伍、因公殉职等系统内容，同时还包括雷锋的生平、日记、书信、诗歌、小说、讲话、散文、赠盲等，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讲话等内容，并用珍贵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表现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事迹，展现了雷锋充满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怀的短暂人生。《真实的雷锋：榜样的力量》适合大众阅读。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行解读。然而有一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

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一生仕途坎坷，处境艰难，但始终人格高洁，心怀理想。本书从修养、应世、智慧、旷达等主题手，条理清晰地分析了苏东坡的生活态度、人格精神，以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为主线，以他对人生的旷达态度为基本情感底蕴，讲述了苏东坡的经世智慧。

《落下闳研究文选》精选1911年以来关于国内外知名学者撰写的关于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的落下闳研究的经典文章，汇集老中青三代学人，展现每一代学人在研究思路、方法和路径上的推陈出新。同时所选论文涵盖历史、考古、文学、科技等多个学科，以此梳理和综合多年来学术界对落下闳的研究成果，并由分册主编精心撰写导读、研究综述和研究目录索引，为后学研究提供指引。

1912年1月1日，年仅19岁的杨杏佛在孙中山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任收发组组长。虽然仅有三个多月时间，但杨杏佛深为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感染，在他年轻的心里埋下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种子，扣好了“人生粒扣子”。从此，无论身在何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杨杏佛不断奋斗。本书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敬佩孙中山 加同盟会”、“初见孙中山加秘书处”、“践行中山愿留学寻科学”、“追随孙中山任职大帅府”、“随侍孙中山筹建中山陵”、“继承中山志维民权遇难”六个篇章，全面地展现了杨杏佛在孙中山精神影响下英勇奋斗的历程。

“我的套音乐启蒙书”系列图书是为孩子们轻松了解音乐知识而设计的启蒙绘本。它用易懂的语言和精美生动的插图，讲述了音乐的相关知识。本书是西方音乐家篇，讲解了各时期代表性音乐家的生平脉络和重要作品。 本册包含对4个音乐时期特的介绍和12位西方音乐家的生平、重要作品的讲解，还分享了音乐家们的杰出贡献及个人特。本书给人沉浸式的绘画欣赏体验，带领孩子们走音乐的世界，启一场美妙的音乐之旅。 本书适合儿童音乐爱好者阅读，也可以作为音乐培训学校的音乐启蒙读物使用。

　他们的思想、品德、事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他们的故事，是对中华民族的禀赋、特和气质生动、鲜活的阐释。 　　他们的名字，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 　　他们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贤人物。 　　王勃，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初唐四杰”之首。 　　他一生才高命蹇，通六经，善文辞，精医理。 　　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既有举世瞩目的“才”，也有出意料的“情”。 　　《王勃/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详细而生动地讲述了王勃绚烂夺目、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历程。

“南山册页”是浙江摄影出版社自主选编的一套名家册页小品集，以散页函套的装帧形式出版，题材集中于历代和近现代国画大家的花鸟山水册页作品，既适合临摹、学习、研究，又可以作为装饰素材。本书以齐白石先生的果蔬册页为题材，精选24幅该画家的果蔬作品编选制作成精品集。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他生动坦然地画出了此前文人画家不曾画过也不屑去画的白菜、胡萝卜、茄子、香菇等对象，他用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意境淳厚朴实。

她是一代传奇女子，她和她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因她的静静离去而湮灭，而是越发地被当下关注和提及，一直被传说。 世间所有的矛盾体都会构成一道独立而又绚灿的永恒风景，比如日月、阴晴、聚散、爱恨。情势错综复杂，情节扑朔迷离，因果反反复复的轮回。问及结果，殊途同归。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这简单的称谓，却宛如一株摇曳绚灿的罂粟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探究，延续。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苏轼传》是“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之一。本书以时间为序，结合苏轼的传世作品和相关历史典籍，忠实地梳理了苏轼的人生轨迹，生动地叙写了其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人生故事，描绘了一位豁达坦荡、关注民生的士人形象，极富文学性、史学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约翰·列侬》是披头士乐队主创的编年影像传记，这本经典画传完整地回顾了约翰 • 列侬的一生，收录了他从童年生活到披头士黄金时代，始单飞生涯到参与社会运动的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故事，以及留下来的有关成长、生活、创作、情感经历的珍贵影像，展现了他对音乐、艺术、生命、爱与和平的不懈探索。对于世界来说，他可能仍处于迷雾之中，但只要还有理想主义在，他就将永远承载着人们的怀念，摇滚的信仰永不熄灭。

《富兰克林自传》是富兰克林晚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是美国*部，迄今为止，也是美国*重要、读者*多的自传作品之一，无论是从自传的角度还是从美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讲述了富兰克林从贫困到富足，从精神上的无知到在世界享有声誉的自我奋斗与实现的过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处处闪现着睿智和哲理的火花。《富兰克林自传》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山之作，是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的励志奇书，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苏东坡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他终不改乐观的天性。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发展慈善事业，创办公立医院，堪比和煦春阳，带给世界无尽生机和温暖。他襟怀苍生，却无奈生活寄于风雨，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可亲可敬，堪称人世间完美的理想人格。

李健，华语歌坛内地男歌手。从清华毕业的天之骄子，起初经历漂泊落魄的八年沉寂生涯，籍籍无名，无人问津。在艰苦卓绝的日子里，他静守内心，内自修炼与提升。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获得对生命的思考和彻悟。八年后，一炮而红，他成为华语乐坛人人称赞的青年才俊，名利双收却依然坚守本心，不骄不躁。 本书以李健的音乐发展之路为主线索，从音乐理念、生活哲学、爱情观等各个方面为读者还原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人傲骨与诗人浪漫气质的歌手李健，探究其擅于用古典音乐谱写流行乐曲的音乐技巧的发展历程，揭秘其与妻子孟小蓓神仙眷侣般的诗意生活奥秘，看李健如何把握“出世”与“世”之间的平衡。 他将一切世事看在眼里，看得分明与透彻。在生活中，他清醒自知；在音乐中，他优雅自持；在爱情中，他宽和温润。本书以轻快流畅的语言为读者梳理出一个独立自由、浪漫古典，博学多才的李健，仅以其人之言行来提自身之得失，为读者带来思考与解答。

本书为“百年中国记忆﹒实业家”丛书之一种，是我社重图书项目。荣氏兄弟即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江苏无锡荣巷人。早年在钱庄当过学徒，短短几年的钱庄学业生涯，使荣氏兄弟在创业道路上迈出了*步，并*终发展成为“面粉大王”“纺织巨子”。本书将荣氏企业从创立、困境到发展及其荣氏兄弟爱国精神逐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本书图文并茂，对研究荣氏兄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为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之一，记叙了陈子涛烈士的一生。陈子涛1920年出生于广西玉林。1938年，初中毕业的陈子涛到桂林投考广西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抗战胜 利后，陈子涛应邀到上海，参加由中共党员黎澍主持的《文萃》杂志编制工作。1945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以尖锐的文风，大胆揭露与抨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 策，因此受到。1947年3月，《文萃》周刊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了迷惑敌人，主编陈子涛改16本为32本，以丛刊形式秘密发行。不幸的是，同年7月，陈子涛被 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仍拒绝交代半个字。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被活埋于南京雨花台，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