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对于正在创业和梦想创业的人来说，今天的马云已经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创业“教父”：从当初的普通高校教师到建立中国电子商务“帝国”——*的缔造者。马云创业的成功已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 的确，马云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感悟和启迪。通过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马云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在创业的道路上“查漏补缺”，从而获得创业的成功。

施复亮，首批中共党员之一，1927年退出。1945年与其他人一起创建民主建国会。建国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二、三届常务委员，*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建中央第二、三届副主任委员。本书反映了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翻译家的一生。

本书编入中共革命元勋的近五十封家书。按内容分四部分：心忧天下、赤子心声、琴瑟和谐与殷殷期待，反映老一辈革命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记录了他们的革命生涯和战斗生活，体现了他们平时待人处世的高尚道德情操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及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辅以家书手迹，结合历史背景，予以详细品读，并对相关史实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是一既具有教育意义又具有阅读愉悦的精致读本。

《四十自述》是胡适生前*亲笔撰写的自传，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在此书中，胡适回顾了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经历，从他的童年生活、母亲的订婚、受私塾教育、上海求学、赴美留学，到展文学革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成长、学习与突破的根源与历程。此书也再现了胡适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俱佳的经典作品。

《天使在人间：赫本传（珍藏版）》上帝亲吻她的脸，赋予了她美丽与善良、优雅与端庄，通过银幕，落世人的眼，融化人们的心。她是奥黛丽·赫本，她高贵典雅，清新脱俗，是淑女的典范。她以一部《罗马假日》将天使的魅力尽展。纵然生活、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里交织着诸多的幸运与苦难，她总是静默地咀嚼辛酸，珍惜幸福、绽放优雅。她总是带着亲切友善的语言，带着善于探寻别人优的眼睛，带着一颗善良之心通往人们灵魂的窗口。多年以后，天使终于回到了上帝身边。而银幕封印了她璀璨的年华，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经典。

　　本书有人说，人类史上有两个有名的苹果，一个“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一个被史蒂夫?乔布斯玩得魅力乍泄，吸引玩家无数。的确，他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辉煌。然而，对于完美有着近乎不可理喻的迷恋的乔布斯，一生却很难说得上完美。他一出生即遭亲生父母抛弃；仅上了半年大学，就辍学成为一家电视游戏机公司职员；被其亲手从百事可乐挖来的CEO约翰?斯库利赶出公司；过去的8年一直在和疾病相抗争。可以说，这个公众膜拜的天才和巨人真正在大众中的“脸谱”是一个集激情、完美主义、欲望、才华、艺术气质和暴脾气于一身的形象。他就是史蒂夫?乔布斯，这个全世界人心目中的英雄，苹果“粉丝”永远的偶像。他将技术与人性结合，追寻内心的直觉，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许乔布斯的强大人格魅力、远见卓识和超凡品味无可复制，世上也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乔布斯，但是从乔布斯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成功者需要具备的要素。乔布斯创造的，不只是一种品牌，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创新思维，乃至潮流。他的光辉、激情与能量，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无数创新的源泉，这些创新丰富和改善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之时，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史玉柱终于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件事情就是还债。 其实，早在1992年，就有知名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问人们崇拜的两个人是谁。答案一出天下惊——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就是史玉柱。在1997年巨人集团崩塌之后，有位浙江大学学生致信史玉柱，“你要不站起来，你就伤害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 作为一个曾经的失败者，史玉柱认为：“一个人倒下去之后，这个人的价值应该是增加的，因为教训能够使一个人成熟，成功能够使一个人头脑发昏，失败能使一个人更有价值。” 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失败。成功之人的成功之处，很大部分就在于如何对待失败。史玉柱曾这样说：“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在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有关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爬起来的力量。”面对失败，史玉柱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步，在迷茫的时候总是虚心向别人求教。 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史玉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得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应该说，他是中国迄今为止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的传奇故事。

《烟雨红颜——五千年历史里的胭脂故事》： 本书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100位女性的爱情、命运的大致勾勒和简单评介。书中的人物大多为人耳熟能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100位女性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对历史走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字晓畅，幽默活泼；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古人的命运和爱情，给人以启迪，视角独特。

本书根据《潮安饶氏家谱》影印，上卷影印1991年香港重印本，下卷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全书由饶锷于民国年间主修，分总纲、遗像、世表、坟茔、祠宇、蒸业、家传、艺文、丛录九卷，由郑国藩作序，潮安大街斲轮铅印行世。家谱从潮始祖一世载至十九世，时间大致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可从中了解饶宗颐家族传承。

　　离乱的时代，演绎着一曲人世悲歌；火热的青春，谱写着一段爱情传奇。——它的主人公，名叫萧红。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有着惊采绝艳的才华，也有着坎坷流离的爱情，无论是她的文还是她的情，都是值得后人一再品味、一再忆及的传奇。 　　80后女作家垂青披阅萧红生平资料、揣摩萧红所有作品，写下了这本向萧红致敬、向爱情本身致敬的传记。她带领我们走萧红生活的时代，走萧红的内心，去领会萧红的每一次抉择，去琢磨爱情本身的诡谲与幸福，从而让我们对生命、生活、爱情有更深的领悟。 　　让我们——看，她在破碎的山河上放歌而舞；听，她在众生的喧哗中喃喃私语；叹，她在残损的爱情里隐忍坚强；品，她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的永恒经典。

　　王安石一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当过知县、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执。他有勇气，有担当，敢于破陈规陋习，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临危受命，以激的国家主义为理想，对帝国行了一次整体配套性的体制改革，却*终无法破历史闭环，反而创造出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间由半衰走向灭亡。 　　王安石身后，遭遇历史的长期无视。其是非功过，千载之后犹难论定。不过，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堪称帝制中国自发走出传统经济模式的*后一次建设性探索。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适逢农历庚申年元宵，肖猴。2020年3月5日，是汪先生百年冥诞。《百年曾祺：1920-2020》是为纪念曾祺先生诞辰百年而编选的文集。全书正文62篇，存目16篇，总计近三十万字。按时间，跨度超过70年；按地域，作者遍布东南西北中，远及海外；按辈分，有好几代人；按身份，千差万别百无忌；按内容，近乎包罗齐整应有尽有。多方面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意趣。所选文章，文质并重，言之有物。内容广泛，举凡生平、故乡、家庭、师友、性情、爱好、阅读、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饮食、烟酒、书画、旅行、早中晚期、书缘人缘……，都有涉及。尽量充分覆盖，又突出重点。确保局部与整体之间的丰富、驳杂、饱满和平衡。同时，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的文本。

本书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生活》等作品进行编译，系统介绍了海伦·凯勒丰富、生动、真实而又伟大的人生历程，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汲取她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本书编译者将原著分为八章节。

革命者、破坏者、魅力领袖、离经叛道的经营者、吹牛大王 阿里巴巴背后的男人、未来的狂想家、电子时代大帝…… 孙正义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充满野心的男人又在如何塑造他的企业帝国？ 从日本韩国村落走出来的日本首富，高深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破坏者”，用6分钟决定投资阿里巴巴的神话缔造者……孙正义，一个企业界的传奇人物，他1981年创建软银集团，在短时间内造了一个信息技术帝国。2014年9月16日，随着阿里巴巴登陆美股市场，孙正义的财富净值涨至166亿美元，跻身日本首富。 书中包含了大量的投资经营案例，记录了孙正义的经营哲学以及他背后的投资逻辑。同时，全面记述了孙正义的成长历程，立体呈现了孙正义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风雨交加的企业成长历程，每一位企业管理者、商业人士、创业人员、在人生道路上有所困惑的人，都将在这本书中得到启发。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这是一本通过人物专访形式讲述当代清华学子的书籍，分为“学古探微”“水木秀钟”“行健不息”“万悃矢忠”4个章节，一共45组人物。本书展现了清华学子的多样化成长。无论是勤奋有加、学业优秀的特奖“学霸”，还是专注兴趣、各领风潮的校园达人，无论是携笔从戎、勇立战功的军人，还是心系人民、夺赴基层的赤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阐释着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责任。

贝多芬激励人心的乐章，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米朗琪罗留给后世的不朽杰作，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 托尔斯泰在小说里描述的万千生灵，是他对真理的痛苦求索…… 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上去顶礼，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将充满战斗的勇气！ 本书为傅雷经典译本，并特邀中学语文名师，编写中考学习手册！通过名师阅读指导、七大考解读、近年中考真题解析、中考模拟训练、传记写作演练，带你掌握传记阅读核心方法，拿下中考传记阅读全部考，彻底学好人物传记！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以博考原始材料为基础，以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聚焦讲述钱学森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奋斗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教育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故事里，有他勇于自我锤炼和敢于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在故事里，有他在上下求索过程中坚守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在故事里，有他不断绘制个人思想坐标和构建个人思想体系而结出的理论果实。这些故事深深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因为故事主人公身后屹立的，是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本书叙事简洁，描写生动形象，每位读者或许都能从钱学森的故事里受到启发、获得感悟，激励自己前行。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