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通过人物专访形式讲述当代清华学子的书籍，分为“学古探微”“水木秀钟”“行健不息”“万悃矢忠”4个章节，一共45组人物。本书展现了清华学子的多样化成长。无论是勤奋有加、学业优秀的特奖“学霸”，还是专注兴趣、各领风潮的校园达人，无论是携笔从戎、勇立战功的军人，还是心系人民、夺赴基层的赤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阐释着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责任。

“品西方文人”系列丛书， 选取西方文学、哲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的*的权威和泰斗人物，瞄准他们的生存细节，全面解读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风貌及心态意趣，注作者（当今文人）见解和情感。 本书是“品西方文人”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包括托尔斯泰、马蒂斯、弗洛伊德、尼采、列宾、川端康成等。在对这些西方大师级人物和历史的讲述中，作者用一种全新的传记文本，融文学的笔法，文字饱含情感、直干脆、犀利深刻，运用现代性眼光与平民视角还原传主的本真性生存，带领读者走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领略独立而强大的个体精神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从而真正领悟他们的智慧。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以博考原始材料为基础，以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聚焦讲述钱学森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奋斗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教育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故事里，有他勇于自我锤炼和敢于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在故事里，有他在上下求索过程中坚守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在故事里，有他不断绘制个人思想坐标和构建个人思想体系而结出的理论果实。这些故事深深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因为故事主人公身后屹立的，是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本书叙事简洁，描写生动形象，每位读者或许都能从钱学森的故事里受到启发、获得感悟，激励自己前行。

她是一代传奇女子，她和她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因她的静静离去而湮灭，而是越发地被当下关注和提及，一直被传说。 世间所有的矛盾体都会构成一道独立而又绚灿的永恒风景，比如日月、阴晴、聚散、爱恨。情势错综复杂，情节扑朔迷离，因果反反复复的轮回。问及结果，殊途同归。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这简单的称谓，却宛如一株摇曳绚灿的罂粟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探究，延续。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他被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也为我国多项重要工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建筑设计的ZUI高奖就是以他命名的。本书从梁思成的成长经历出发，叙述了他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以及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和创新精神。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本书从王国维的成长经历出发，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

读传记、学才智 探寻人物背后的风云传奇，勘透立身处世的捭阖之术 以大量客观事实，生动有趣的角度 讲述张学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起伏及处世智慧

读传记、学才智 探寻人物背后的风云传奇，勘透立身处世的捭阖之术 以大量客观事实，生动有趣的角度 讲述张啸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起伏及处世智慧

本文真实讲述了一位癌症患者四年多的艰难求生历程。作者——癌症患者的丈夫，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详细的讲述了当今癌症治疗领域，一些不为 人知的内幕:患癌病人的求生欲望，病人家属的内心焦急，良心未泯的医护人员万般无奈，不良庸医们的丧尽天良…… 作者用 这些真实的事例告诫后来者，患癌后应该如何理性去面对，病人家属应该如何冷静去寻医。 作者用自己曾经付出的惨重代价来告诫读者，如何正确面对癌症，怎样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这本书是我去年春分到今年春分的日记，我将其称为《山子札记》。主要内容是每天的随感，包括一些读书写字的心得，诗作。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弄权，黄巾赤地。乱世之下，群雄并起，枭雄辈出，何在前，董卓继后，袁绍相，曹操崛起，吕布扬声，刘备传名，孙坚征伐，孙策东还，孙权霸图，孔明躬耕，献良策。 群雄并逐，枭雄相争，乱世之中，中原大地涌现出许多逆袭传奇的人物，其中为突出的有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 曹操，原本为宦官之后，其貌短丑，但凭借“唯才是举”的人才方略，广收天下英才，武将如林，谋士成群，终统一北方。虽南征败还，然关中得手，又联吴伐蜀，奠定了曹魏帝国。 刘备，本是一个没落宗亲，以贩履织席为生，然而凭借以人为本，广收天下之心，义结关羽、张飞，任用赵云、黄忠、马超等忠勇之士，南征北战，立足荆州，西图巴蜀，终成蜀汉大业。 孙权，七岁而孤，十八岁掌权，文用张昭、鲁肃，武用周瑜、陆逊，联蜀抗魏，借魏伐蜀，后又盟蜀图存。在三国之中，成为存续时间久的一国，成就江东基业。 诸葛亮，南阳布衣，躬耕陇亩，而计分天下，联吴抗曹，西图荆益，三出祁山，五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成一代贤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司马懿，本欲归隐，在曹操强征下不得已而出仕，然仕而不用，且数度被夺，仍“忍不可忍”，一朝奋发，创新格局，终为“三家归晋”奠定基础，成为西晋帝国的奠基人。

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间的往事，是一个浪漫动人但又残酷悲情的历史故事。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知天命的年纪与未及弱冠之年的埃塞克斯相遇，自此以后，两人的组合便是极为浪漫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之间交织了各种情感纠葛和利害冲突，既有男女之情的爱恋，也有权力之争的博弈，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复杂多变、飘忽不定。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女王与伯爵的关系将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本书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之一种。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著有《澹园集》《焦氏笔 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这是一套囊括曾国藩及其家族成员的经典智慧书。包括《保富法》《曾国藩家书》《曾文正公嘉言钞》《冰鉴》《挺经》共5册。 对曾国藩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收藏阅读。 《保富法》是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所作,聂云台一生亲眼目睹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这些显赫世家虽树大根深,却逐渐家道中落、子孙凋敝,总逃不出 “富不过三代”的咒语。 聂云台指出人对财富的态度和获得财富的手段,影响着后代子孙的昌达。若为善加福于人,自己得福不说,还能惠及后代子孙,使子孙昌盛繁茂。若广肆聚敛、掠夺倾轧,则祸从中来,甚至贻害子孙,这里存有一种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道理,是“富不过三代”的症结所在。 《保富法》中聂云台还用佛学的观点来讲述如何让财富传承久远。财富是社会的,不能为了享受而独占,富有而懂得回馈社会,福报才会更深厚。所以“保富”实则是劝告世人应懂得散财布施、修福修善,这是保福、保富的好的途径。 《挺经》是曾国藩生前的一部“压案之作”,用李鸿章的话说,这部书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 所谓“挺”,即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大名要推让几分,盛时要做衰时想,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 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 欠缺本身就是完美。 曾国藩以盖世之功而能于众说诋毁中安然保全自身,全赖这一“挺”字。 主动、积极、谦虚,以出世之心来入世,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直。如此方能不受困、不为他人左右,到达气定神闲地享受人生之至高境界。 《冰鉴》是曾国藩对自己相人识人的总结,是曾氏一生的智慧结晶,共分七篇,即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音、气色等。 该书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深受读者青睐。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19世纪中叶,是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能充分体现曾国藩思想精髓的“家书”。 本书分别从修身、劝学、齐家、治国、为官、处世、养生七个方面进行解读,使读者轻松领略曾国藩的真知灼见。 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他们的思想、品德、事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他们的故事，是对中华民族的禀赋、特和气质生动、鲜活的阐释。 　　他们的名字，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 　　他们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贤人物。 　　王勃，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初唐四杰”之首。 　　他一生才高命蹇，通六经，善文辞，精医理。 　　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既有举世瞩目的“才”，也有出意料的“情”。 　　《王勃/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详细而生动地讲述了王勃绚烂夺目、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历程。

本书是关于F1超级明星、芬兰车手基米·莱科宁的传记，莱科宁拥有比F1历史上任何其他车手更长的职业生涯，并取得过一次世界冠军。本书以专业F1记者的视角详细记叙了基米·莱科宁的赛车职业生涯。按照莱科宁职业发展阶段，共分四个部分150个小节，以作者数十年对莱科宁数百小时的采访稿（记录在盒式磁带和笔记本上）为基础，通过许多感人的细节、有趣的故事，记录了莱科宁从跨入赛车世界、一路角逐于赛车车道并取得世界冠军等辉煌成就的约20年职业生涯历程，显示莱科宁的天赋与信念、执着与刻苦，还有他的幽默与人情味、鲜明个性。

本书作为上海交通大学ACM班成立十周年（2002～2012）纪念文集，由十届ACM班学生及主要任课教师提供稿件。全书共分八篇，开篇是创始人俞勇教授对ACM班10年的总结；教学相长篇讲述几位任课教师的教学经历；春风化雨篇是学子们回忆老师的谆谆教诲；青葱年华篇记叙了班中往事；心路历程篇描绘了学子们逐渐成熟的轨迹；叮咚心声篇是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感悟；初露锋芒篇讲述了2002和2003级ACM班学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经历；谈笑风生篇收录了ACM班学生们别具匠心的创作。

自古与钱塘江潮休戚共存的萧山人骨子里有一种“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一粒种子，离不土壤与气候的成就。传化企业能从*底层成长起来，成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徐冠巨先生能够成为着眼于社会及时代的企业家，离不国家与地方政府在变革中给予的支持。 本书还原了徐冠巨先生与其父徐传化先生创立传化的创业历程，记录了徐冠巨先生与时代共，以“社会责任感理念”为依归，持续推企业转型，成就社会化、时代化企业的历程。可以说，传化企业是改革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更是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创业历程的缩影。

《冲积河流泥沙基本与实际问题研究》为作者泥沙研究专著，分上中下篇。上篇对冲积河流泥沙7个基本问题（分7章）进行了研究，包括水流动床阻力、挟沙力、不平衡输沙、沙波运动与水流输沙、河床冲淤计算数学模型及河相关系、河型等研究，每章选汇作者已发表论文若干篇，以新作引论串导。中下2篇新作（共6章）有关黄河小浪底水库减淤运用方式与长江上游卵石输移量两大实际问题，重在研究揭示规律和特性，针对诸多争议热点问题研讨。中下两篇富特色、多创见，不少公式验证良好，可供实际应用。 《冲积河流泥沙基本与实际问题研究》可供泥沙专业师生及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供水库规划设计运用、水文泥沙测验分析及河道整治规划等多方面有关人员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