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足踏北斗天赐神勇的传奇英雄；这里勾勒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图画、各具性情的人物图画、绘声绘色的风俗图画及柔情蜜意的感情图画。这里充斥着野心、杀戮、权谋、奇情。从血染黄沙的征战搏杀，到春意躁动的闺中逸闻；从皇亲贵胄的权力斗争，到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从女真部落的繁衍兴盛，到明廷的腐败没落。一代帝王努尔哈赤用他的铁血柔情演绎着历史的兴衰，广袤的大地中埋藏了多少忠魂，是谁伫立在斑驳的城门口忘穿了春秋……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她是一代传奇女子，她和她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因她的静静离去而湮灭，而是越发地被当下关注和提及，一直被传说。 世间所有的矛盾体都会构成一道独立而又绚灿的永恒风景，比如日月、阴晴、聚散、爱恨。情势错综复杂，情节扑朔迷离，因果反反复复的轮回。问及结果，殊途同归。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这简单的称谓，却宛如一株摇曳绚灿的罂粟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探究，延续。

《富兰克林自传》是富兰克林晚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是美国*部，迄今为止，也是美国*重要、读者*多的自传作品之一，无论是从自传的角度还是从美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讲述了富兰克林从贫困到富足，从精神上的无知到在世界享有声誉的自我奋斗与实现的过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处处闪现着睿智和哲理的火花。《富兰克林自传》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山之作，是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的励志奇书，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作者一直从事中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通过对古籍标点校勘、文稿审校，以及撰写诗书画印等文学艺术方面的著述，为撰写《郑板桥评传》奠定基础。作者有数十年购买收集的数千册近万卷藏书作为资料支撑，以周积寅《郑板桥年谱》为主要线索，参考上海古籍版《郑板桥集》、卞孝萱《郑板桥全集》（增补本）以及众多相关资料，对郑板桥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中的若干谬误加以匡正，*、多视角、立体地展现郑板桥的生平行迹、心路历程和艺术成就，更加真实地还原郑板桥的本来面目。

阎锡山（1883年—1960年）,1911年至1949年统治山西38年，被称为“山西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独特有趣的行事方式，在招致诸多批评和讥笑的同时，既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功，也造成他无可奈何的失败。 本书并非阎锡山的传记，而是撷取了他一生中若干具有传奇色彩的片段，以文学纪实的形式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活灵活现的阎锡山。

《暮光之争》 一书是兰德勒驻派白宫超过6年所积累的心血：有对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等人的深度访问，也有2012年奥巴马竞选之旅的随行报道。除了能接近奥巴马等政要外外，兰德勒的报道数据源还有高层级别的政策分析专家与政务咨询家。名单从国防部五角大楼到财政部、国会山庄、华府智库、也包括美府外派到英德法日等国的联络人。

你想对清朝后宫中的各位黄妃、皇后、黄太后有所了解吗？她们的生活到底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她们各自的生活又有什么差别？历史上有名两朝太后孝庄为何要下嫁其叔多尔滚？香妃真有其人吗？如果有，她又是怎样一个传奇女性？……诸多后宫疑问，尽请在本书中寻找答案。 本书所选的十二位女子，贵为大清皇妃，然其各自的命运却有着天堂与地狱的差别。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子，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他们的容貌自不多言，其美艳当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在不同或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演绎着紫金城里的女人们的悲欢宠辱的故事，而且历史的变迁又在她们身上罩上了层层迷雾，基或盖棺难以定论。也许是“才”与“德”决定着她们的命运，甚或国家的命运。

从小渔村到大上海的均瑶细节

本书为“中国近代实业家丛书”中的无锡荣氏家族卷。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与考察江苏期间两次提到民营企业家要有爱国情怀，要有责任担当，并列举了张謇、荣毅仁等人的名字。当年，也曾提到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从近代始，无锡荣氏家族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本书围绕无锡荣氏家族实业救国的事迹，以简约文字展示传主的一生，主要偏重其把握机遇、创办实业、服务社会等内容。

沧桑平遥、风情丽江、烟雨周庄、古雅苏州、水墨乌镇……都是因为一位老人的守护，其初样貌与生活气息才得以原汁原味地被保留至今。“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等护城故事，写就了他的传奇人生。面对日渐消亡的古城古建，他痛心不已、奔走呼吁，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文化遗产与都市文脉，也守护着建筑所承载的人们的乡愁。 他，就是古城卫士——阮仪三。

本书为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之一，为柳志杰、成贻宾的合传。柳志杰是安徽潜山人，1927年春考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步兵科，同年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潜山县革命 委员会军事委员兼军事训练班主任、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1933年任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秘书、参谋长。1934年因潜山共产党人案在南昌被捕，同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成 贻宾青少年时代曾就读于省立如皋师范附小、省立扬州实小、宝应县中学、南京模范中学。1947年考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4月1日，在参加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时， 惨遭军警特务殴，致使脾脏破裂，不幸牺牲，年仅22岁。

【内容简介】 马相伯出生镇江丹徒，在南京做过国民政府*任市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爱国者和天主教人士，江苏文脉中求真务实、敢为天下先、忧国忧民等精神品质在其身上有显著体现。本书按其一生时间次序，分为8个章节，分别介绍在家乡丹徒的童年家庭生活和私塾生活；青少年求学上海的学习生活；离会参政后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立宪乃至民国时期等从政生活；20世纪初捐资办教育的经历，以及基于其为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办学理念；晚年天主教信仰弥坚，致力于天主教中国化工作；生命*后十年呼吁团结抗日，避乱他乡，客死异邦。全书尽力梳理和展现马相伯一生与忧患共生长，但却始终抱有不屈不挠的志愿和坚韧不拔的品行。

《改变世界的科学家》是一套适合青少年课外阅读的励志传记作品，从7大社会科学领域中选取出70多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科学家，讲述他们的生平故事和科研贡献，以他们积极取的榜样力量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这套书共分为《数学家的猜想》《物理学家的世界》《化学家的谜题》《生物学家的发现》《天文学家的宇宙》《医学家的挑战》和《探险家的旅程》7册，所选取的科学家基本都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本上出现过，能让青少年走近教材里的科学家，衔中小学课本知识。 全书故事均以科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行排列，基本上读完一本书就能了解一门科学的发展史，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志向与人生理想。书中还配有精美的双色插图和知识图解，能帮助青少年直观了解科学原理。

杜甫的人生路上荆棘丛生、充满坎坷，他的人生经历比他的诗还要催人泪下。杜甫以笔为刀，记录世间疮痍、民间疾苦，一生心系国家，情牵百姓，被后世尊称为“诗圣”。才华横溢的他却一生跌宕起伏，人生波折艰辛。本书以杜甫的生平经历为经，以杜甫的经典诗词为纬，展现了一个心忧天下、仁爱慈悲的诗人形象。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人与国家兴亡的关联，感悟和学习一代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无论处境如何，始终抱有家国情怀，心系黎民百姓。千年的时光磨灭了许多爱恨情仇，但诗圣杜甫的光辉永远灿烂不休

她为总统大选疾呼奔走，因为竞选结果黯然落泪。在推行高标准的工作要求的同时，她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她总不乏风流韵事，却始终在为信仰歌唱，她是安娜·温图尔，人们熟悉她大多是因为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本书是专业领域公认的安娜·温图尔的权威传记，讲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女性如何以独特而传奇的方式成为媒体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小时候，安娜·温图尔是个假小子，对服装没有明显的兴趣，但在20世纪60年代伦敦摇摆的迷你裙和波波头的诱惑下，她成长为一个痴迷于时尚的青少年。父亲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报纸编辑，对安娜的生活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从他决定让她成为《Vogue》的主编那一刻始，安娜便踏上了一条一往无前的路。她迫不及待地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离高中后在伦敦的一家时尚精品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将是多次失败中的第一次经历。她最终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并始了一场捍卫个人信仰、平衡权力与幸福的战斗，仿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她前的脚步。当安娜被任命为《Vogue》主编，时尚界启了历史上最激烈的变革，安娜始终在为保持自己令人羡慕的地位而奋斗，并最终成为主宰整个康德纳斯的决定性人物。通过本书，读者将深有体会：安娜一直在引领创时尚潮流而非顺应既定规则。 本书基于对安娜·温图尔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的采访写就，包括一些时尚界的大人物，时尚记者艾米·奥德尔精心造了温图尔有史以来最富启示性的肖像。安娜的个人故事被编一个更大的叙事中，安娜诠释了作为一位偶像的女人的不懈雄心。

柯莱特，作家、记者、戏剧演员，龚古尔文学奖首 位女性评委，“了不起的女神”（波伏娃），“世界上*自由的女性”，77岁那年，在家中接受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面对记者的步步紧逼，她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用她独有的语言谈论克罗蒂娜的诞生、母亲的离去、母猫的忠诚、创作与现实的边界…… 访谈内容跨越柯莱特的整个创作生涯，呈现出一个和她的作品一样——“其光芒不被任何文学批评的解释所束缚”——不被任何阐释和误解束缚的柯莱特。

他是光耀古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的伟大圣人。 王阳明的一生辉煌而传奇，他十二岁就立志要做圣人，十五岁前往边关考察，新婚之夜与老道彻夜交谈。步凶险难测的官场后，他因直言上谏而被贬，几经生死，坎坷不断……终于，在蛮荒僻静、远离京城的贵州龙场，他顿悟了圣人之道，由此创立了心学。 其心学中“知行合一”“心外无物”的实践运用，让他屡用奇兵，一次次平定叛乱，挽救大明王朝于危急时刻，成就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赫赫事功。 数百年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张居正、黄宗羲、曾国藩、章太炎对其推崇备至；阳明心学甚至东渐日本，造就了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拉了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当代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视王阳明为精神偶像…… 本书作者历时八年，翻阅数百万字的王阳明著作、言论、资料，一字一句，完整讲透王阳明传奇的一生。翻这本书，你将真正读懂王阳明，领悟心学的无边智慧和无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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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是明末著名将领，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在明清易代之际，史可法倾尽全力，苦苦支撑江山社稷。兵败被俘后，他坚贞不屈，以身殉国。 史可法虽是一个悲剧英雄，但他崇高的气节与品格，永远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