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范仲淹生平事迹及学术思想的传记。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由盛转衰、统治始出现危机的时代。同时，北宋又是儒学复兴、“新型士人”崛起、文教事业昌盛的时代。本书对于这些时代背景都有较详细的阐述，这是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思想及变法实践的基础。本书认为，范仲淹不仅拥有杰出的事功和令人折服的道德操守，其思想见识也广博精深，他在哲学、政治、道德、教育、军事、和文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造诣。因此，本书用比较多的篇幅，着力对他的学术思想行了论析，以期恢复范仲淹作为“思想者”的本来面目。

本书全面考察李鸿章“经世济变”实践的推过程，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李鸿章在中西交锋中的个人转变以及转变时代的努力与限度。作者认为，从传统的经世致用到洋枪洋炮的“拿来主义”、创机器时代“自力更生”，再到改革经济、谋求国家富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制以制夷”，李鸿章的洋务新政是一个渐变与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他本人的西学摄取对于洋务实践的引导与推动，以及洋务实践促使他对西学的探究与选用。

《秦始皇》套书共分四部，分别是《诈坑长平》《函谷决死》《蕞邑惊鸿》《五帝祭天》。该书从长平之战引发秦国朝中一系列变动始写起，展了一幅秦始皇从即位为秦王到灭掉六国一统中国的历史长卷，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第1部《诈坑长平》：白起长平之战谎报战功，赵胜要报赵武灵王杀父之仇，子楚邯郸被追杀，秦始皇出生，白起范睢将相斗死，宣太后借燕军杀秦武王帮儿子篡位，一切皆有勾连。 ——白起长平之战谎报战功 ——嬴政出生，白起范睢将相斗死 ——秦宣太后阴助其子篡位 ……种种阴谋，皆有勾连！ 第2部《函谷决死》：韩王用郑国修渠疲秦，秦公叔借郑国挑拨秦庄王要除掉商贾相国吕不韦，蒙骜河内大败，魏无忌追至函谷关猛攻，秦庄王一吓山崩，小儿秦王政13岁即位，秦国四年死了三个王，亡国在即。 ——秦公叔欲除相国吕不韦 ——魏无忌猛攻秦函谷关 ——秦庄王山崩，13岁幼子政即位 ……秦国危机重重，亡国在即！ 第3部《蕞邑惊鸿》： 秦王政殿殴燕太子群臣震恐，公叔傒借机策划谋杀秦王政，太后赵姬孤儿寡母使美人计拉拢吕不韦，吕不韦嫌老爱嫩献嫪毐脱身，魏无忌再度出山，赵魏联军到蕞邑，就是后来鸿门宴处，离咸阳只七十里。 ——秦王政殿殴燕太子 ——公叔傒欲谋杀少年秦王 ——太后献身拉拢吕不韦，吕不韦献嫪毐埋祸 ——魏无忌再攻蕞邑，离咸阳只七十里 ……重压之下，少年秦王如何回转乾坤！ 第4部《五帝祭天》：嫪毐挟太后驱宫中死党谋反要杀秦王政，成蟜恃秦王弟谋反上党称王要杀王翦夺兵权，公叔傒以楚相黄歇逆子楚王悍不当为楚王为名，怂恿连襟项燕攻秦以迎郎中令启返楚即位，吕不韦要秦王政死好立吃奶的孩儿秦子婴，四面皆敌秦王政惊险脱身，祭天亲政，由此成就灭六国一统江山的丰功伟业。 ——嫪毐谋反雍城；成蟜谋反上党 ——公叔傒怂恿项燕迎熊启返楚即位 ——吕不韦欲立秦子婴 ……四面皆敌，秦王政惊险脱身祭天亲政！

“感谢CAA！”过去的几十年，人们经常在好莱坞的颁奖礼上听到这句话。电影卖座的10部电影中有7部是由CAA客户拍摄的。在好莱坞，CAA构建了一个涵盖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等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帝国。它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2022年度价值体育经纪公司，并且连续9年位居榜首。1975年，迈克尔·奥维茨在一间破旧办公室里创建了CAA，将其由初的五人团队发展为强大的全能型经纪业务的品牌，业务覆盖电影、电视、音乐、戏剧、体育、游戏、数字内容、品牌咨询、出版、授权等领域，为众多专业人才代理经纪事务，也为企业客户提供一系列战略营销和咨询服务。 迈克尔·奥维茨创了CAA的创新经营管理方式，这个运作方式也推动了整个好莱坞影视产业的发展。奥维茨创新的经纪包方式，以及他为CAA旗下客户争得的新的票房分成等，使得他在1990—1992年连续被《首映》杂志评选为好莱坞百大势力人物“权力榜”榜首人物。同时他也集诸多角色和话题于一身：他是行业先锋，在包装演员、导演、编剧和制片人方面重塑了经纪人的角色，这使得CAA成为无数电影和电视节目的重要中心；他是谈判大师，为他的许多客户促成了历史性的交易，以及索尼和松下对两大电影公司的收；他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和建筑鉴赏家，一个慷慨的慈善家，一个可靠的父亲。迈克尔·奥维茨在任时以旗下明星客户作为资本，可以直影响电影公司的拍摄内容，大幅提高了电影从业人员的收水平，并凭此每年赚得高达数亿美元的佣金收。对他的批评者来说，他是无情的操纵者。 在这本关于迈克尔·奥维茨和他所创立的CAA的传记中，奥维茨的犀利、幽默、坦诚、骄傲和脆弱一览无余，同时可以看到他如何与迪士尼、可口可乐、索尼、NBA、耐克等知名公司行商业合作，他们时而剑拔弩张，时而亲密无间。奥维茨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行业新人变成了“好莱坞有权势的人”，又如何在成功后经历跌宕起伏，再次创业。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浙江嵊州人。中国现当代经济学泰斗，著名教育家、人口学家，蜚声中外。《天地良知:马寅初传》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讲述了马寅初先生的传奇一生。马寅初毕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马寅初的众多著作中，《新人口论》是一部卓有见地的代表作，它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新人口论》，马寅初被誉为“中国人口学人”。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无私精神，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

　　本书以蒋介石三次下野为主线，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以小说结合纪实的手法，全角度、无死角揭秘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争权夺势的终极真相。 　　他曾经是家道中落的穷小子。曾经是急于出人头地的莽撞少年。曾经是革命失败的一代愤青。三十而立，一无所有，还流连烟花之地。他如何成为了蒋介石？ 　　近代历史研究家郭宝平，历时十七年，只为还原真实的蒋介石。专家级私生活史料全析：一个冲动、好色、正直的小蒋，成为沉稳、精明、厚黑“老蒋”的秘密。

《我与冯至》是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在八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她与冯至先生共同度过的一生，平实却充满温情。本书根据冯至夫妇两人的共同回忆，同时借助冯至先生发表的一些诗文以及日记，从两人“不不相识”、阔别两年后一起在德国学习、步婚姻写到回国后辗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记录期间的家庭生活、学习工作以及两人交游的朋友。回忆跨度从1928年到1965年，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每个人都裹挟其中，如姚可崑所写：“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必然的苦难和欢乐……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外交家，本书以时间为主线，讲述了黄遵宪的成长历程以及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历。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 草》《朝鲜策略》等著作，作者揭示了黄遵宪对日本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的全方面敏锐观察，对国际政治与东亚局势的深度思考。作者还广泛利用日本与美国方面的材料与黄氏自己的 所见所闻，展现了黄遵宪文化观念的转变。黄遵宪引领的思想潮流以及他在外交上谋求国家尊严的坚决行动，直启蒙了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志士，对近代中国的转型作出了举足轻重的 贡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郡阳都县人。 诸葛亮出身于官宦世家，父母早亡，少年时为躲避战祸，辗转流落荆州。后在隆中度过十年隐居生活，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为仕。 为报刘备知遇之恩，诸葛亮殚精竭虑，为刘备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占领荆州，夺取益州，下三分天下的基础。 刘备病逝之后，诸葛亮肩负托孤之重，心无二志，全心全意辅佐刘禅。为巩固帝业，兴复汉室，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连北伐，虽无功而返，仍矢志不渝，终命殒五丈原。 诸葛亮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伟大的发明家。他推演兵法，制作出八阵图；还革新连弩，能连续发射十支羽箭；又制作木牛流马，为山地军事运输做出重要贡献。 他一生谨慎务实，为政至公，兼有君子之德与忠臣之节。因为他的功绩和忠心，千百年来，广受世人称颂。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至今仍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本书用一组故事，写出了这位政治家的不凡一生。

这是一本通过人物专访形式讲述当代清华学子的书籍，分为“学古探微”“水木秀钟”“行健不息”“万悃矢忠”4个章节，一共45组人物。本书展现了清华学子的多样化成长。无论是勤奋有加、学业优秀的特奖“学霸”，还是专注兴趣、各领风潮的校园达人，无论是携笔从戎、勇立战功的军人，还是心系人民、夺赴基层的赤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阐释着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责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曾国藩家书》内容广泛，是曾国藩一生主要的治家、治学、育儿、孝道等方面的生动反映。此次新版收录文章如下：其一，曾国藩写给其祖父母、父母、叔婶的全部家书，计76封，体现了曾国藩的孝道思想；其二，教育子女修身、学习、处世等方面的书信，即“家训”，计188封。曾国藩所写家书有1500余封，百余万字，我们从中精选了264封。本书是曾国藩所写家书中的精华。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人，早年穷困。经过商，出过仕，当过兵，然而都不成功。后与朋友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小白。齐襄公被弑后，小白与纠争位。管仲半道阻小白，射中带钩。小白假装中箭，抢先一步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欲以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推荐管仲。齐桓公不计前嫌，用鲍叔牙之计，将管仲囚于槛车，从鲁国引渡齐国，任命为相。 管仲为相后，以卓越智慧与过人胆识，行了划分都鄙、寓兵于民、发展农工商等一系列的内政、军政、财政改革，齐国迅速富强。那时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在管仲策划下，齐桓公出尊王攘夷旗号，联合中原诸侯，北伐山戎，西逐狄人，南扼荆楚，平戎于王，对保存华夏种族与华夏文化，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业绩。难怪后来孔子感叹，若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成为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葵丘之会，齐桓公首登春秋五霸之位。后来者也只有晋文公，事功可与他并列。在齐桓公赫赫霸业之后，巍然站着管仲——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改革家、思想家。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晏婴以有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作风朴素闻名诸侯，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其思想和轶事典故多见于《晏子春秋》。 本书用一组故事，描绘了这一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形象。

张巡 ，唐朝中期名臣。安史之乱时，起兵守卫雍丘，抵抗叛军。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使叛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江淮，保障了唐朝东南地区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被俘遇害。本书用一组故事，描绘了张巡勇毅、忠贞、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的一生与他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从的谈话和写作艺术中，可以折射出所从事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说与写的语言艺术是很有魅力的，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就是到今天，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毕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一位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伟大领袖，他所说所写的，都是雅俗共赏的，都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的主要的特之一就是：大众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且富有哲理，这种语言风格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本卷收录了十五位特奥体育教练访谈, 他们大多触特奥运动多年，有训练特奥运动员的实际经验，熟悉中国特奥运动在基层的发展情况。教练们是特奥运动和智障孩子、家长联结的纽带，孩子们通过在特殊学校的学习，通过教练的训练，能够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能力。他们秉持着“改变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的信念，为所有智障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平台，让社会通过体育运动看到智障人士的能力，并愿意纳他们。同时，在群体生活和特奥运动中，培养孩子们的自立能力，使他们获得成功，获得发展，寻找生命绽放的机会。本书通过采访特奥体育教练，既可以了解了当代中国特奥体育事业的发展现状，也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智障人士发声。

《富兰克林自传》是富兰克林晚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是美国*部，迄今为止，也是美国*重要、读者*多的自传作品之一，无论是从自传的角度还是从美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讲述了富兰克林从贫困到富足，从精神上的无知到在世界享有声誉的自我奋斗与实现的过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处处闪现着睿智和哲理的火花。《富兰克林自传》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山之作，是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的励志奇书，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本书为烈士马克昌、倪朝龙的合传。马克昌烈士是云南人，1930年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江湾区区委书记，12月9日参加“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筹备会后回寓所时，被潜伏在寓所附近的军警逮捕。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倪朝龙烈士是福建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 军东路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解甲回乡，辗转赴上海，并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回东张建立了福清游根据地。1930年中奉命返回上海，担任劳动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是年12月10日，在江湾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会议时，不幸被捕。1931年因刑致疾，病逝在狱中，终年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