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物理学家，黄祖洽的杰出贡献主要可陈述为三：*，黄祖洽与导师彭桓武先生共同奠基和拓了我国反应堆理论的研究。 。第二，黄祖洽是中国*一位同时参加和指导原子弹研制和氢弹研制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中国核武器事业中立下汉马功劳。第三，黄祖洽于1980 年后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出版了《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输运理论》等经典教材，并为中国现代教育培养了诸多物理学杰出人才。作为知识份子，黄祖洽一生谦和低调，始终称自己还是个学生，职业生涯的前三十年致力于中国的国防事业，在核物理、统计物理、中子物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就。后三十余年，致力于教书育人事业，倡导“教学相长”，在非平衡态统计、输运理论以及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学科研人员。

梁思礼（1924.8.24—2016.4.14）生于北京，籍贯广东新会。导弹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顾问。参加过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研制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捷联惯导系统，辟战略导弹“惯导化”道路，研制地地战略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首次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实现地面测试设备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创者和软件工程化的倡导者。本书基于访谈、实物采集、录音录像等方法，由科学史领域的学者经过严谨考证写成，真实反映了梁思礼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师承关系等。

让•鲍德里亚是世界知名的后现代理论家。但在访谈者和听众面前，他又成了一位优秀的演说家，饱含热情与哲思地分享自己关于理论、现实、人生的看法。本书首次收录了涵盖他整个职业生涯的25篇访谈，时间横跨了从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这些访谈的主题广泛，既涉及《消费社会》《致命策略》《论诱惑》《拟像与仿真》等主要作品，也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美国之旅、摄影实践等丰富人生经历，更涉及他对恐怖主义等当代话题的回应。我们不仅能在本书中一窥这位学者思想生涯的全貌，亦能与这样一位真挚而深刻的老友对话。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和期刊中的访谈，可能是世界上宝贵、生动的鲍德里亚思想录。

片山潜是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本书是他的自叙传记，主要是关于他早年经历的回顾。片山潜追忆了他少年时代的人生旅程，生于农家，长于田垄，作为农民的儿子，土地给予了他丰富的给养，在娓娓道来的乡间意趣中，我们看到了19世纪下半叶日本真实的底层生活样貌。出于对知识的渴望，青年片山潜走出故乡，外出求学，他一面当排字工人或私塾仆役，一面学习汉学；此后远赴重洋，赴美国勤工俭学，继而又前往英国行考察，着重走访伦敦等大工业城市，他对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增了认识。在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后，片山潜回到故土，组织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立志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贡献自己的一生。 本书写作之时，片山潜已经步暮年，回首往昔，他选择把自己“平庸”的一生不加修饰地、赤裸裸地记述下来。在这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之中，他究竟是如何来解读自己的？我们迫切期望探知。

柳田国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他著作等身、涉猎广泛，为日本民俗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是他的自叙传记，在晚年时期，柳田国男以故乡播州为原，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求学经历、家庭亲情、交游轶事、仕途波澜等。他13岁离故乡，至83岁重忆过往，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在风雨如晦的70年里，他放弃了诗人梦与官僚梦，终以“学问救世”为追求，步履不停，笔耕不辍。 当然，文中不可或缺的是民俗故事，河童与海灵的学术探讨引人胜；而吸睛的则是频繁现于字里行间的时代风云人物，政坛领袖、学界大拿、领域新秀先后登场。在柳田的轻描淡写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人情、社会与风俗一览无余。

本书系浙江文化名人专家丛书之一，介绍了一代大师王国维的一生，再现了王国维“五十之年”中经历的时代风云、事变沧桑，记述了他怎样从清末“诸生”、寒门“布衣”，通过“独学”成为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 王国维在青少年时致力于科举，但未能平步青云。百日维新后，王国维为谋生计，在沪、苏两地分别担任过报纸编校和师范学堂教师。辛亥革命爆发，他与罗振玉同赴日本躲避战乱，回国后做过紫禁城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也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研究教学。王国维的一生颠沛流离，曾几度陷经济窘境。 生于忧患之时，自身又命运多舛，王国维一生常觉自己是悲剧人物，而在这阴郁瘦弱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个厚实丰繁的灵魂。在风云诡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领域推动了中国新思想的发展、新学科的创，无论是在思想上倡导的思辨精神，还是在教育中提出的“以人为本”，亦或是在史学研究中强调的“二重证据法”，其学术思想、方法与他坚持的学术研究独立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永远景仰。 本书以严谨细致但不失飞扬激情的文字，对伟大的国学巨人王国维的短暂人生行了理性而客观的记述和解析，帮助读者一步认识、理解王国维的生平及思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浙江嵊州人。中国现当代经济学泰斗，著名教育家、人口学家，蜚声中外。《天地良知:马寅初传》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讲述了马寅初先生的传奇一生。马寅初毕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马寅初的众多著作中，《新人口论》是一部卓有见地的代表作，它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新人口论》，马寅初被誉为“中国人口学人”。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无私精神，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

《我与冯至》是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在八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她与冯至先生共同度过的一生，平实却充满温情。本书根据冯至夫妇两人的共同回忆，同时借助冯至先生发表的一些诗文以及日记，从两人“不不相识”、阔别两年后一起在德国学习、步婚姻写到回国后辗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记录期间的家庭生活、学习工作以及两人交游的朋友。回忆跨度从1928年到1965年，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每个人都裹挟其中，如姚可崑所写：“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必然的苦难和欢乐……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画传》由冯至长女冯姚平所著。从冯至童年生活、留学德国、执教西南联大及北大、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直至其逝世，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冯至的一生。书中对冯至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所获荣誉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且配有近两百张冯至及其家人、朋友的珍贵照片，是一部完整的、生动的冯至传记。

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障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有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条议。

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贼子”，他是棋高一招、诚诡难辨的谋略高手，他是运筹帷幄、著述兵法的军事理论家，他是心怀天下、大气磅礴的出色诗人，他更是精通音律、热爱运动、多才多艺的“多面选手”。他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格言，他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关于他，人们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他就是一代枭雄——曹操。本书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轻松活泼的语言，把曹操陈留起兵、征讨四方、逐鹿中原、官渡之战、平定西北、统一北方等主要生平事件串联起来，将曹操这位真实的英雄展现给读者看，希望读者能有所启发。

     “圣贤”是历史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不是神话人物，而是和芸芸众生一样，由平凡人物从人民大众中成长起来的。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助于圣贤人物走向人民大众，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圣贤人物。 这套图书遵循历史真实，以通俗文学的形式，深浅出地介绍了历代中国圣贤人物的成长、家世、功业、文章和思想，既是以文学创作形式把历史圣贤人物推向社会大众的一次有益探索，又是挖掘整合历史圣贤人物财富的生动实践。

“方北辰说三国”系列的基本定位，是具有坚实学术基础的大众化、通俗化读物，既不像史书《三国志》那样的文言表述那样艰深难懂，也不像小说《三国演义》那样多有虚构移植，失去历史的原真。作者精心选取史学典籍的可靠素材，放手运用文学审美的生动笔法，二者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生动有趣、简明流畅、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既定水准。    具体到本书，本书描绘了司马懿在三国政治舞台上极其精彩的“变脸”表演，也记录了他实实在在的文治和武功，而非简单贴上“奸诈”“狼顾”的标签而已，总之，这是一部无敌忍者终结三国的破阵曲。作者文笔优美，对司马懿生平的描述以史实为依据，可信可靠，读来引人胜，原稿质量佳，适合想要了解三国历史，从中汲取有益借鉴的读者。

人们心中有三个李白：一个是历史记载中的李白，一个是传说故事中的李白，一个是李白自己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李白。 本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证、传说故事辨析和李白诗文赏析三个方面，详细讲述了李白的身世之谜、少年求学、各地交游、婚姻、仕途多舛、退隐、蒙冤以及终老当涂等完整一生的传奇经历，对李白的身世及其生平际遇、诗歌成就、作品背景和时代背景行了翔实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近似于历史真实的、生动的李白形象。同时，通过对李白诗歌作品的解读，展现了李白被尊为“诗仙”以及唐代浪漫主义诗歌*人所创造的诗歌高峰和伟大成就。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王阳明是怎样一个人？他生活成长的家庭、社会环境如何？ 他怎样一步步走上了明代的政治舞台？广为人知的“投江渡海”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 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和各种政治势力有怎样的联系？一生几经波折，原因何在？ 他以“致良知”为中心的心学体系究竟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而成的？ “良知”说，究竟有怎样的含义？他所说的“心”“良知”，和传统儒家所说的“性”“理”等概念，是怎样的关系？当如何评价？ 他本人的思想和作为，对我国历史和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有没有可供我们今天参考的因素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本书建立在对国内外所见王阳明生平资料的网罗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上述问题，做了认真的考证，从独特的视角行了探讨，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勾画出比较真实的王阳明的生平脉络。 这是作者多年明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王阳明研究的成果。

群星璀璨的先秦诸子、独具风骨的魏晋名士、青春昂扬的唐代诗人、儒雅风流的宋代词人，元曲大家关汉卿，明清著名的思想家及文学家王阳明、袁枚、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王国维……这套“品中国古代文人”书系以纵横的笔墨、现代的眼光书写从先秦至清代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影响至深的文人或文人群体。以他们的生命历程为经，以他们的经典文学作品为纬，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小传记来勾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作者将丰富的史实嵌丰富而细节化的文学想象当中，融诗情、史识与深思于一炉，以独具特色和极大影响力的个体文人的生命演，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学的缤纷斑斓。 这本《先秦两汉文化名人小传》，选取了16位先秦两汉时期，尤其是人类群星闪耀时刻的先秦诸子为对象，以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史为经，辅以他们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和思想，展现了先秦诸子等无可企及的深刻和人类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

“品西方文人”系列丛书， 选取西方文学、哲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的*的权威和泰斗人物，瞄准他们的生存细节，全面解读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风貌及心态意趣，注作者（当今文人）见解和情感。 本书是“品西方文人”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包括托尔斯泰、马蒂斯、弗洛伊德、尼采、列宾、川端康成等。在对这些西方大师级人物和历史的讲述中，作者用一种全新的传记文本，融文学的笔法，文字饱含情感、直干脆、犀利深刻，运用现代性眼光与平民视角还原传主的本真性生存，带领读者走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领略独立而强大的个体精神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从而真正领悟他们的智慧。

罗纳德·里根，美国前总统，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本书记录了里根*小的女儿帕蒂·戴维斯陪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度过的*后十年时光，以及在其成长过程里，关于父亲的时光片段。帕蒂·戴维斯曾经年少轻狂，与父亲和家庭几近决裂，用叛逆的行为昭示着与家庭的对抗。多年后，因为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她重回父亲身边，与家庭和解，与家人一起启了一段漫长的告别旅程。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