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他用镜头定格20世纪中国的烽火硝烟、恩怨情仇，用影像鲜活了一段中国现代革命史。波澜壮阔的画面背后潜藏着他的姓名。他记录了历史，历史也记住了他。

　　1945年下半年，整个法国都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中。 　　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国在法国东北部小城兰斯签字向盟军投降。三个月后的8月25日，巴黎也回到了法国人民的手中。 　　就在饱受苦难的人们正期待欢庆之时，法国人民的骄傲--戴高乐将军在第二天的下午4点，从奥尔良门进入了法国市政大厅。他面对欢呼的人群激动地说：“此刻，我只想说心中的一句话--巴黎万岁！”，整个香舍丽榭沸腾了，整个巴黎沸腾了，整个法国沸腾了。 　　10月，就在法国人民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正沉浸在欢呼庆祝“二战”胜利喜悦之中，整个城市上空溢满快乐之时，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欧洲*的歌剧院--巴黎歌剧院有着皇冠式圆屋顶的建筑内，随着电磁的音频跳动传出了一段非常美妙的音乐。原来，那是一对男女正在法国举国欢庆之时，演绎由中国民间传说《蚌壳仙女》而改编的歌剧《蚌壳》片段。扮演农夫的是享誉法国的男高音歌唱家；而扮演蚌壳仙女的则是来自遥远东方的古老中国，以一曲《长城谣》而享誉大江南北的周小燕。

这篇传记的主人公冯其庸从童年起就饱受苦难，历尽艰辛，由于家境贫寒和时世动荡，小学和中学曾经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可以说，他主要是凭着不懈的个人奋斗完成学业，并终成为令人敬仰的一代学术、艺苑大家的。本书为其传记，记录了其生平事迹。

袁仲一，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会长和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袁仲一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并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到英、美、德、意、日、埃及等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或讲学。 1974年，因发现兵马俑被尊称为“秦俑之父”。他的名字与20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紧紧连在一起…… 本书是袁仲一的传记，重点叙述了他作为“秦俑之父”多年来的奋斗历程。

热爱大地的智者，殷墟凿分期，郑州定亳城。京华保燕都，曲村觅晋踪。道业泽三千，知见焕文明。他，就是考古学家邹衡。

他，博览群书，征史探源，博中有专，学养深厚；他，为人谦和，提携后进，宽厚仁爱，藏而不私。他的一生，是勤奋求学、严谨治学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就是将毕生心血与智慧奉献于文物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的史树青先生。

他带领中国大气科学研究事业追赶世界尖端水平，“笑揽风云动，睥睨大国轻”。在天问的路上，他将生命融入科学，成为中国大气物理学的奠基人。

他有着高超的医术，却仍在探索医治患者的良方；他有着大医精诚的思想，却在博极医源，勤奋不倦。当医学“大家”在肝脏禁区弹奏人生激昂乐章时，怎能说他演绎的是普通人生……

《吴文俊传(让数学回归中国)》讲述了：37岁的他以拓扑学家名扬海外，40多年后，他又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做着开荒牛。他从拓扑学的翘楚到复兴中国数学的斗士，他的数学人生代表了一代科学家的大担当。

东方魔稻之父，他虽为书香子弟，却志在农业；战天斗地，探索杂交水稻，挑战权戚和饥饿。他开创水稻高产之路。“东方魔稻”终掀起世界范围的“绿色风暴”，为世界消灭饥饿作出巨大贡献。

明朝，和历朝历代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里，家族统治是那个时代*的选择。父传子，子传孙，皇帝们只希望自己的位置能传给自己的子孙，而子孙的贤孝、愚笨却在所不问，而正因此就决定了家族统治的命运。朱家历代十余位皇帝，无能者或者不理朝政者占据了大部分，他们身居皇帝之位却不履行皇帝义务。即使这样，朱氏家族还是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造成这样的奇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本书以喜剧评书方式，从全新视角，重现人类有史以来各个时期科学家的风貌。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读者全面了解真实的科学家，而且是想激励相关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立志成为科学家。 本书不是千篇一律的“科学家传”，更不是堆砌式的“科学家故事集”，而是以时间为轴线，通过科学家们的历史轨迹，展现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和全球科学家成长的生态环境。

尼采曾说：哲学家经常“向未来伸出创造性的手”——未来之哲学家即为立法者。尼采也曾提出“上帝之死”“主人—奴隶道德说”“永恒回归”“超人”及“权力意志”等创见概念，并对诸多知识领域发出批判，他的思想深具影响力，却也让当代哲学界争论不休。尼采为何成为对后世深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而究竟要用什么角度解读尼采思想，又如何才不会误读尼采的作品？ 已故法国重量级思想大师德勒兹在《尼釆》这本小书中，除了针对尼采哲学有深刻的分析外，为使尼采的思想脉络更清晰，亦详尽介绍尼采生平、爬梳整理了尼采作品主要角色说明，并收录由德勒兹所挑选出的尼采文摘。透过德勒兹的诠释，对尼采这位哲学大师的思想面貌，将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世界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亲笔自传。撼动人心的自我剖白，天才艺术家的救赎之路。 1929年出生于传统日本旧式家庭，10岁始创作，28岁前往美国独自闯荡，先在纽约立足，然后蜚声国际。本书坦诚叙述了她的成长经历、艺术理念、罗曼史、精神疾病史，豪不避讳地袒露自己的爱恨、偏见、执念、私欲，展现了其充满传奇、强烈而鲜明的一生。 “我在母亲的子宫里便已绝望，是艺术救了我！”

杜鸣心先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和卓越成就的作曲家，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先生在世界各地华人听众中影响广泛，享誉国际乐坛。 “心的鸣放，我以音乐写我心”——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先生用杜鹃啼血般的赤诚，把心敞开，创作、谱写了无数脍炙人口、优美动人的旋律。我们通过本书，得以聆听杜鸣心先生传奇的人生和那些音乐的故事，感受一个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同时，也从音乐家的一生的传奇经历，窥见作为艺术家的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持艺术的童心，不断创新，*终取得辉煌成就的艰难过程。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冯至，被鲁迅称赞为“中国秀的抒情诗人”，他努力搜集资料，试图“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杜甫传》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他也成为继闻一多之后的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致力于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他是中国文学研究家，治学严谨认真，与其诗歌风格一样，抒情而不恣情，凝练而不怪异，《杜甫传》即此一特点的具体体现。《杜甫传》于195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引起广泛的影响。1980年3月出了增订版，附录了三篇文章、一篇小说。本次补入一些具有文献价值的材料。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朱柏庐序聊》和《魏良辅改曲》两个故事。 朱柏庐先生是教育家、理学家，是昆山“三贤”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于教育理论、文化观念、书画欣赏和为人之道诸多方面合乎时而留于世，著作等身，尤其是《朱子治家格言》鹤立鸡群于他同时代各种家训版本，并名垂至今，取得巨大的社会效应。《魏良辅改曲》里的魏良辅是昆曲改革家，他将原昆山腔改成缠绵悱恻的水磨腔即昆曲，他的论文《南词引正》又是研究昆曲史的重要资料。世称他为“曲圣”。

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大的一部，主要描写了明清易代之际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跌宕一生。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册，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 本书每一章节都是陈寅恪先生探究史料、核定确切后的详细讲解，客观详实地记录了柳如是的生平及作品，以及明末清初江浙一带与柳如是相关的文化名人的事迹及作品，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面貌，极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对于之后的历史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秀灭王郎，降铜马河北鄗城称帝后，继续率兵南归。先后破赤眉，收复更始诸将、城池，两次御驾亲征，平定西州和西蜀的反叛割据势力，克成都毙命公孙述，肃清内宫的反叛势力。终于统一了天下，成为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史称光武帝。所谓能绍兴前业为之光，能克定祸乱为之武，定号为光武帝，当之无愧，光武中兴，青史垂英。光武帝刘秀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世，文治武功，使中断的汉祚再续宗祧，史称“光武中兴”。 纵观刘秀一生，处乱世乘势而起，虽身处群小夹缝之间，但能忍辱负重，文武并用，始终坚持以宽容待人，以柔道治国，开创一代崭新的河山。

该书是作者常敬竹先生历时30年，与一大批文化艺术名人日常交往的真实记录。作者100多位交往对象中遴选出70 多位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名家，每人一篇介绍文章，一张肖像照片，一幅书画手迹，编撰成书，文章、摄影全部出自作者之手，书画手迹全部为名家亲赠。全书30余万字，70多张照片，70多幅手迹，情节细腻，内容感人，图文并茂，是那一代老艺术家的珍贵回忆录，其中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名人的品质和风骨，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