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2021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以其主持的熙宁变法而为人所重，其生前身后，遭到无数异说纷纭的评价。本书详细叙述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生平与政绩，勾勒出其不同于众的思想，揭示其在“经世致用”与“归隐山林”之间的挣扎，以“天上的研讨会”/“微信朋友圈”的形式介绍了后世对王安石的不同意见。本书的特色，尤在于结合王安石的诗文叙述其一生面对外界不同意见时的艰苦卓绝，显示其在所谓举世“浊流”中傲然独立的风采，反映了王安石这位千年之前一代名相与旷世大儒波澜壮阔的人生。

汉朝历史共计四百多年，分为以刘邦家族为皇帝的西汉王朝和其后裔刘秀家族继任汉家天下的东汉王朝。作为皇权的拥有者，刘氏家族不同于普通的家族，有着道不尽的酸甜苦辣与无奈纷争。在这四百多年的历史程中，先后有二十多位刘姓皇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外戚争权也始终伴随左右：诸吕之乱、霍光揽权、王莽代汉、窦氏欺主、梁冀跋扈……在刘氏家族与外戚家族的争斗中，另一势力──宦官逐渐登上舞台。在权力争夺与斗争的过程中，一个辉煌的时代*终走向了没落

这是一部清朝皇帝的众生像，通过讲述清朝皇帝的人生经历， 从而展现了清朝兴、盛、衰、亡的发展脉络。 大清自关至王朝结束，历经近三百年，从国的努尔哈赤， 到康雍乾的盛世，同治光绪的维新振作，再步晚期的衰弱不振， 都揭示了一国之兴衰与帝位人选密不可分的关系。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这是一本采用*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仓央嘉措传奇一生的经典人物传记。全书分为仓央嘉措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两部分，以优美空灵的文字讲述仓央嘉措的情感经历和成佛之路，配以四色唯美古风插画，附上仓央嘉措人生记事，是一部图文并茂、完整收录人物经典情诗、生动展现中国古风意境的优美的文学作品。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以博考原始材料为基础，以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聚焦讲述钱学森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奋斗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教育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故事里，有他勇于自我锤炼和敢于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在故事里，有他在上下求索过程中坚守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在故事里，有他不断绘制个人思想坐标和构建个人思想体系而结出的理论果实。这些故事深深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因为故事主人公身后屹立的，是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本书叙事简洁，描写生动形象，每位读者或许都能从钱学森的故事里受到启发、获得感悟，激励自己前行。

这是一本通过人物专访形式讲述当代清华学子的书籍，分为“学古探微”“水木秀钟”“行健不息”“万悃矢忠”4个章节，一共45组人物。本书展现了清华学子的多样化成长。无论是勤奋有加、学业优秀的特奖“学霸”，还是专注兴趣、各领风潮的校园达人，无论是携笔从戎、勇立战功的军人，还是心系人民、夺赴基层的赤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阐释着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责任。

她是一代传奇女子，她和她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因她的静静离去而湮灭，而是越发地被当下关注和提及，一直被传说。 世间所有的矛盾体都会构成一道独立而又绚灿的永恒风景，比如日月、阴晴、聚散、爱恨。情势错综复杂，情节扑朔迷离，因果反反复复的轮回。问及结果，殊途同归。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这简单的称谓，却宛如一株摇曳绚灿的罂粟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探究，延续。

《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是当代著名艺术家吴冠中于八十五岁高龄完成的自传。全书以质朴、坦率的语言回忆了其生活与思想情感的变化、转折与发展，详尽叙述了他半生艺海的心路历程，并于书中阐释了笔墨等于零、风筝不断线等经典艺术主张。在这些平实、细腻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位艺术家对于绘画艺术的艰深探索，他所抱持的激情与信念。全书以吴冠中在巴黎求学，返国任教以及到各地采风等不同时期的照片贯穿，精选数十幅代表画作，全面展示了艺术家的生活与成就。

1938年初，谭友林奉命由延安赴洪湖重建党组织，与沙市朝阳学院进步女大学生邱云相识，并与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一起介绍邱云入党，随后谭与邱相恋。谭友林身份暴露后与邱云在荆江边吻别，由武汉转道赴豫东，加入新四军。邱云留在洪湖地区，利用父亲的诊所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谭友林到延安参加七大时，与同来参加七大的钱瑛相遇，钱瑛告诉谭友林，邱云赴重庆执行任务时在船上被日军发现跳长江牺牲了。后谭友林在邓颖超、胡耀邦、陈赓等的关心下，与邓颖超干女儿鲁方相识、相恋、结婚。其实邱云并未牺牲，荆江边长大的她水性极好，跳江后游到岸边，后赴新四军找谭，经彭雪枫安排去延安，刚到延安边区，便得知谭已结婚，遂找消去延安的念头，而留在边区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并改名韩雨。此后60多年，韩雨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谭的人生轨迹，关注着他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将对他的爱深藏心底，终生未嫁。1986年6月，谭友林夫人去世，韩雨第二次动了找谭的念头，1987年清明节她由上海来北京，打听谭友林的联系方式时，由昆明军区司令员张至秀处得知谭友林即将再婚，邱云随即离开了北京。2006年谭友林去世后，年近90的邱云于九华山出家。

　　《林肯传》内容简介：林肯*伟大的美国总统，美国同胞心目中的人。林肯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著名的演说家、律师。这位“伟大的解放者”领导了针对南方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维护了联邦的统一，为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辟了道路。 　　《林肯传》是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一生中撰写的仅有的一部传记。也是其感人的一部传记著作，畅销全球70年。卡耐基以其感人至深的笔触，描述了林肯这位平民总统传奇的一生，使一个内心忧郁、富于理想、百折不挠、品德高尚、满怀仁慈之心的林肯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林肯的从政之路充满坎坷和失败，但追求平等的政治理想却一直支撑着他屡败屡战，直至终主白宫。这位平民总统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相信会让每一位读者唏嘘不已。

张爱玲的每本书都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绪，作者孙伟航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张爱玲没有讲完的情绪抒发出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在不同的身份下游走——或是张爱玲，或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又或是独立于尘世的另一个自我。《那些张爱玲教会我们的事：婚姻不是目的，生活才是》，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家庭和爱情的故事，其中的欢笑和泪水一定会打动你。

本书再现了左翼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的传奇一生，她的人生跌宕起伏，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感情生活上，她先是与郁达夫结婚，后因两人的误会又离婚，数年后又与钟贤道结婚，两次婚姻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其情感历程不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也展现了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一面。作为知识女性，王映霞还与胡适、鲁迅、丁玲、徐志摩、陆小曼等文化名人多有来往，对此本书都有详细的讲述。全书语言流畅简洁，情感细腻真实，不失为一幅生动的民国生活图卷。

随着古罗马元老院内的一声巨响，“无冕之皇”恺撒大帝轰然倒下；莱茵河岸，查理大帝举着野蛮民族的长剑马踏文明之地；克里姆林宫内，彼得一世挥舞剪刀，启了民族改革的新风；阿尔卑斯山麓，拿破仑指挥神兵自天而降；白金汉宫内，维多利亚女王实施着她那“日不落帝国”的大计……传奇帝王们力挽狂澜，君临天下，在时间长河的潮起潮落间，不仅勾勒出历史兴衰起伏的轮廓，而且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虽然曾经的峥嵘岁月已逝，但是千古帝王的传奇依旧。 　　翻卷帙浩繁的中外史册，往那风口浪尖上看，不难发现帝王这一至尊人群。居神坛之上，他们为万人敬仰；走下神坛，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历尽人间悲欢。在时间长河的潮起潮落间，他们不仅勾勒出历史兴衰起伏的轮廓，而且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传奇。 作为古埃及历*负盛名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十岁起即发号施令，足迹遍布全国每一寸土地；“十九战，俘九王”，大流士一世战功赫赫，《贝希斯敦铭文》记下了他的不朽传奇；亚历山大大帝一声号令，应者如云，战马所至，泱泱帝国连海跨洲；无冕之皇恺撒一生虽未称帝，却为他的臣民永远铭记；文治武功兼备的查理曼一生南征北战，将法兰克王国推向鼎盛…… 讲不完古今兴衰事，道不尽传奇帝王情。钩沉这些帝王的人生故事，就仿佛在展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中既可以励志而受启迪，又可以益智而知退。

《鲁迅的青年时代》为鲁迅去世二十周年时，周作人应报刊之邀所写纪念文字的结集，除了他写过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还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周作人，鲁迅二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了解鲁迅的人之一，因此，本书有别于其他关于鲁迅之作，更为系统地介绍了鲁迅早年生活情状、学问兴趣所在、思想形成根基等，让读者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1936年，随着《生活》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一种革新方式，始以迅猛之姿人们的视野。这里是那些创造图片故事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不容置疑的声音。系列访谈从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始，他们的精彩故事提示了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光辉胜利，这些因素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家庭相册。“《生活》杂志对我来说意味着美国国旗，”艾森斯塔特回忆说，“我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我们教育了世界。” 艾森斯塔特和同事们，像卡尔·迈登斯，和其他44个受访谈的《生活》杂志摄影师事实上在实践新闻摄影，但又使之成为了一门艺术。 在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谈话中，他们吐露了自己的抱负、焦虑以及对约翰·洛恩加德——《生活》杂志伟大的当代专栏作家的祝贺。这些关于摄影师的冒险和不幸——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至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和刻画了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我们所拥有的共性之一，”洛恩加德说，“就是我们都热衷于拍摄周边的世界，尤其是人，而且我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好。”这些伟大摄影师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忘的历史剪影。 本书为你讲述沃尔特·B.莱恩、尼娜·利恩、查尔斯·斯坦海默、柯耐尔·卡帕、安东尼·林克、杰克·伯恩斯、卢米斯·迪安、阿伦·格兰特、耶尔·乔尔、威廉·J.萨米茨、乔·谢尔谢尔、戈登·帕克斯、约翰·多米尼斯等杰出摄影师的故事。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系统论述了王安石时代的政局以及他的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的活动、新法的内容及成败、学术与文学、家庭与交友等几个方面，作者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著作过百部，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并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历史烟尘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目。 本书视角独特、思想新锐、资料宏赡、论述严谨，一卷在手，尽览北宋政坛、文坛的万千气象，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启人心智。

　　本书有人说，人类史上有两个有名的苹果，一个“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一个被史蒂夫?乔布斯玩得魅力乍泄，吸引玩家无数。的确，他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辉煌。然而，对于完美有着近乎不可理喻的迷恋的乔布斯，一生却很难说得上完美。他一出生即遭亲生父母抛弃；仅上了半年大学，就辍学成为一家电视游戏机公司职员；被其亲手从百事可乐挖来的CEO约翰?斯库利赶出公司；过去的8年一直在和疾病相抗争。可以说，这个公众膜拜的天才和巨人真正在大众中的“脸谱”是一个集激情、完美主义、欲望、才华、艺术气质和暴脾气于一身的形象。他就是史蒂夫?乔布斯，这个全世界人心目中的英雄，苹果“粉丝”永远的偶像。他将技术与人性结合，追寻内心的直觉，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许乔布斯的强大人格魅力、远见卓识和超凡品味无可复制，世上也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乔布斯，但是从乔布斯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成功者需要具备的要素。乔布斯创造的，不只是一种品牌，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创新思维，乃至潮流。他的光辉、激情与能量，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无数创新的源泉，这些创新丰富和改善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之时，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史玉柱终于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件事情就是还债。 其实，早在1992年，就有知名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问人们崇拜的两个人是谁。答案一出天下惊——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就是史玉柱。在1997年巨人集团崩塌之后，有位浙江大学学生致信史玉柱，“你要不站起来，你就伤害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 作为一个曾经的失败者，史玉柱认为：“一个人倒下去之后，这个人的价值应该是增加的，因为教训能够使一个人成熟，成功能够使一个人头脑发昏，失败能使一个人更有价值。” 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失败。成功之人的成功之处，很大部分就在于如何对待失败。史玉柱曾这样说：“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在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有关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爬起来的力量。”面对失败，史玉柱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步，在迷茫的时候总是虚心向别人求教。 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史玉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得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应该说，他是中国迄今为止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