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尤有专长，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同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说：“戴逸先生和张卓元先生心怀祖国，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追风，不赶潮，独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动。” 戴逸先生治学多年，笔耕不辍，其中《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在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本普及型读物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先从思想理论角度撰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梳理了整个近代史的脉络。从1978年起，戴逸先生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了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要还原历史真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要使新《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尽量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新《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同时，在编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戴逸文集》对历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成果属国内一流水平，并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学术影响。 所以说，戴逸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对学界和非专业大众读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经久不衰。而戴先生从未有过文集出版，他的著述散见各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编排，尤其是主持编纂《清史》以来的文章尚未经过系统整理，这一直是学界一大憾事。此次出版文集，系统整理了戴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戴逸文集》拟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0卷本的文集，总规模约700万字。因此这部《戴逸文集》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之书。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收集了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全部完整的传世剧本，包括《阿尔刻提斯》《美狄亚》《希波吕托斯》《赫剌克勒斯的儿女》《安德洛玛刻》《赫卡柏》《请愿的妇女》《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海伦》《俄瑞斯忒斯》《疯狂的赫剌克勒斯》《伊翁》《厄勒克特拉》《腓尼基妇女》《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酒神的伴侣》《圆目巨人》等十八部作品。欧里庇得斯是对后代欧洲戏剧发展影响*的古希腊悲剧家，他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上舞台，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社会问题，塑造了一些重要的普通人形象，也展现出深刻的心理描写，是古希腊悲剧发展中的革新者。

本书由近现代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编选简释，共精选唐宋词各种风格代表作品二百三十二首。每选一词，接以解说串讲、体会心得，既对词之起结、过片、层次、转折等组织结构条分缕析；又将词中“描绘自然景色之细切，体会人物形象之生动，表达内心情谊之深厚，以及语言凝练、声韵响亮、气魄雄伟”等艺术特点一一阐释，言简意赅，文辞隽永，初版三十年以来，已成读词选本之经典。

《扶轮问路》是史铁生近两年的思想所得，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沉思冥想是他的足迹，他比四肢健全的人走得更辽阔更高远，对人生、对社会、对命运、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考，像盐溶于水、雪花融化于大地，渗透在平白如话的文章中。此书还收录了史铁生的诗，这是他心灵的密语，只有在星光璀璨的深夜，凝神谛听，才能领悟到神启的灵光。书中，花钱的事、看不见而信、理想的危险、乐观的根据……史铁生通过洁净文字，铺陈着自己对人生、社会、命运、价值观、世界观的思考。作家陈村曾言，自己喜欢史铁生作品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做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韦君宜（1917-2002），作家、出版家。文集共分5卷， 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及回忆录、诗歌、编辑手记、日记等。其中已出版的著作有《母与子》、《思痛录》、《露莎的路》、《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女人集》、《似水流年》、《故国情》 、《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 《前进的脚迹》、《老编辑手记》 ，未出版的包括日记、工作笔记、诗歌及清华校刊上的文章。

读懂唐诗宋词，从唐诗宋词背后的故事开始。 通过手绘漫画和段子，陈磊（笔名：二混子）领衔的半小时漫画团队带我们重新读懂了那些从小背到大的唐诗宋词： 李白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因为朝廷总不让他当大官，内心憋屈。 万众期待的诗圣杜甫终于登场，前半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狂放青年，后半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愁苦大叔。 大文豪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看着乐观旷达，却是在他跌到人生谷底时所写。 绝代才女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抒发的不是闺愁，而是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 抛开枯燥的讲解，丢掉公式化的赏析，用幽默的方式讲述严肃的知识，让你在哈哈大笑中掌握考试的重点，并重新爱上宋词。 翻开本书，了解伟大文人一生的悲欢离合，感受千古名句背后的喜怒哀乐。

全书按张爱玲的生活轨迹分为上（1921-1943）、中（1943-1945）、下（1945-1995）三编。1993年初版后，成为众多张爱玲传记中的经典之一。特点是以深刻细致的分析和评论见长，能够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打通，处处传达出由文见人的洞见，寻觅出了张爱玲及其作品之间的深切关联。文笔清雅，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避开了多愁善感的矫情气，甚至被读者认为是张爱玲式的文字。

《唐诗三百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唐诗选本。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句话正是蘅塘退士编选该书的目的，意思是希望人们卷有益，从中得到诗的启蒙。蘅塘退士原名孙洙，他生活于清代乾隆时期，他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选的每首诗都是一流的佳作，数量也恰到好处（选310首也暗含了希企孔夫子的幽微心绪），它是一本不会给读者太多负担的好书，所以该书一经面世，便成为*受欢迎的唐诗选本，风行至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蘅塘退士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版本，选择不够精审，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对读者有误导——这需要纠正。 《分类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的重编注释本，它有三个优：一、它纠正了原书中的错误，恢复了诗歌的本来面目。二、诗歌的注释更加准确，评更加贴切，这能让我们比较快捷地掌握诗歌内容，而领略诗歌的艺术。三、作者将原来律、绝、乐府的分体编排方式改为按照内容主题编排，如此则便于就近比较，于殊异中见真谛，更切合读者当前阅读的需求。总而言之，《分类唐诗三百首》是一本严谨可信、浅易清新的“升级版”《唐诗三百首》。 另外，本书还选用了明代黄凤池编纂《唐诗画谱》的部分插图。这部画谱由蔡元勋绘制，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古代诗意绘画作品，它较好地融合了诗歌和绘画两种艺术，读者于品鉴诗歌的同时，欣赏画作，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该书以明代万历至崇祯末近七十年的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深细致地探讨了晚明诗人的社会构成、诗人群落的地域分布、各流派的创作追求和整体诗风的历史演化。作者占有资料丰富，推理严密，行文简洁，论述清晰，使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可信性。

在艺术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正悄然起步。纯粹的艺术激情和探索引领着时代和他们，风云际会，霞光万道。社会流变、市场大潮，激情和精神沉寂在世俗的灰烬中。深陷于生活漩涡的他们，该怎样支撑理想与才华，又何以经营各自的艺术与人生？

本书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为底本，参考道光重印本等诸本，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设计解题、释读、绎文、后案等。不仅揭示今文《尚书》每篇经文的述作之意及其流传背景，运用传统朴学方法对各篇经文做了切中肯綮的疏释与注解；在经学义理方面，也有不少度越前贤的思想发明。作者以文章学的方法，将《尚书》的每个篇目视为自我完足的内在言说系统，通过文章自身的前后关联及其相互照应的自我诠解性，解决了不少历来经注家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也纠正了不少因袭已久的曲说与误解。?

本书是清朝长洲（今苏州）人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内容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和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文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述了夫妻“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

本书是一部革命烈士的诗歌选集，他选集了1927年到1949年间革命烈士的部分诗作。这些诗歌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附有“导读”和“知识链接”，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

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 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更加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1990-2010）》比较研究儿童文学的定义和价值、儿童阅读兴趣和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和变化的世界、启蒙儿童读物、儿童绘本、传统儿童文学、现代奇幻儿童故事、儿童诗歌、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儿童历史小说、非小说类儿童读物，对比外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书目的建设，提出独到的见解。

“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左东岭主编，由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王培友、查洪德、左东岭、王小舒、梁庭望等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史著作，共9卷，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先秦诗歌研究、汉代诗歌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隋唐五代诗歌研究、宋代诗歌研究、金元诗歌研究、明代诗歌研究、清代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贡献和经验教训。丛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劣得失，而且指出了未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学术史著作。“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成果，与已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丛书（国家社科基金重项目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丛书（*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相辅相成。《中国诗歌研究史（金元卷）》立足于新世纪，全面地梳理了20世纪金元诗歌研究的成果。全书以重要的金元作家为线索，具体阐述了元好问与金诗研究，刘因、赵孟頫与元前期诗歌研究，“元诗四大家”与元中期诗歌研究，杨维桢与元后期诗歌研究，萨都剌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研究以及金元词曲研究等几个专题，全面反思了20世纪金元诗歌研究的历史，对于促该学科的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诗歌研究史明代卷》立足于新世纪，全面梳理了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全书共分为十一章，大体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涉及了明代诸多诗歌流派及其代表性诗人的诗歌研究状况。全面深地反映了20世纪学术界明代诗歌研究的历史，对当下明代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左东岭主编，由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王培友、查洪德、左东岭、王小舒、梁庭望等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史著作，共9卷，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先秦诗歌研究、汉代诗歌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隋唐五代诗歌研究、宋代诗歌研究、金元诗歌研究、明代诗歌研究、清代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贡献和经验教训。丛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劣得失，而且指出了未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学术史著作。“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成果，与已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丛书（国家社科基金重项目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丛书（*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相辅相成。

《中国诗歌研究史》（清代卷）全面梳理了20世纪清代诗歌研究的成就。全书分清诗研究、清词研究两编，以时代为序，分别考察了清初 、清中期、晚清近代诗歌研究和清前期、清后期词研究和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清代诗歌研究的历史，对于当下的清代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左东岭主编，由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王培友、查洪德、左东岭、王小舒、梁庭望等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史著作，共9卷，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先秦诗歌研究、汉代诗歌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隋唐五代诗歌研究、宋代诗歌研究、金元诗歌研究、明代诗歌研究、清代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贡献和经验教训。丛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劣得失，而且指出了未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学术史著作。“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成果，与已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丛书（国家社科基金重项目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丛书（*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项目）相辅相成。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内容简介】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示省人大扶贫工作队在泗洪与当地干群齐心协力、艰苦奋斗20年的动人事迹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本书集中体现了党对扶贫攻坚领导的决定性和重要性，也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伟大思想。本书是一本集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好书，又是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图书。

《聂耳日记》收录了聂耳1926年6月至1935年7月间的日记，它既忠实地记录了一个青年音乐家的真实情感和艰难的人生旅程，又反映了30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从中可了解聂耳的生活、思想和他的斗争经历，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聂耳的一生，虽短暂，却足够耀眼：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来，他创作了37首革命歌曲，《义勇军行曲》便是他光辉岁月的绝唱。他热衷音乐艺术，但更热爱祖国，在实现理想的途中，他将满腔爱国热情都倾泻在了音乐上，谱写出一首首唤醒国民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