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家站在万神殿外准备进殿。 这时候来了一个人，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昂首走入了万神殿。 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诗人、剧作家、演员，西方经典的中心。歌德说：我读到他的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他。博尔赫斯说：上帝梦见了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梦见了他的戏剧。他创造了近千年来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俗世的圣经”，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却所知甚微：作品之外，莎士比亚本人的形象始终模糊。 莎士比亚匪夷所思的创造力源自何处？他是“专门注意人家不留心的零碎东西的小偷”，还是化平庸为灿烂的魔法师？一个乡村青年如何汲取大千世界的养料，短短数年上升为大众剧坛的明星？他驾驭本国语言的盖世才华，对于人类心灵的深刻了解，如何一步步大放异彩？ 在无数为莎士比亚画像的尝试中，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莎氏传独具匠心。伯吉斯怀着思乡之情，追慕一个喧嚣变革的文艺复兴时代，追踪莎士比亚成就文学之路的迂回小径。在他笔下，这位天才的肖像*终与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形象重合：世界是一座剧场，莎士比亚是我们其中一位救赎者的名字。

你一定熟悉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墙角数枝梅”，你也一定熟悉宋代王安石变法，但你对王安石其人究竟了解多少呢？他身为宰相，过着简朴的生活，出门没有八抬大轿又不鸣锣开道，长得不帅还有点邋遢。他博学多才又孤独寂寞，他自信张扬又特立独行，即使在生前遭受各种非议和毁谤，王安石却也活得真实潇洒，率真执著又勇于担当，这或许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本书试着还原王安石的一些小故事，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工作等，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和对立面，挖一挖那些鲜为人知的小秘密。

女人如何旺夫——本书的示例与结果很符合社会心理学，是对旺夫观点的正确评价。女人旺夫，表面上是一种价值认定，而实际上更是对美好婚姻的诠释。结婚实际上是真正开始两人生命旅程。一个好男人的造就，不光在于男人本身，与之朝夕相处的女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连台湾名作家刘墉也这样写道： “女人呐，能干的有‘帮夫运’，幸福的有‘旺夫运’。” “女人就要做女人，发挥女人的长处，站在男人背后，守着他的窝，拴着他的胃，牵着他的心。为他披上盔甲，看他骑上战马，再抛给他一朵花、一个吻，让他勇敢出征、奏凯而归！”

如果你也只有三天的时间看东西，你该如何运用你自己的眼睛。如果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三个夜晚的黑暗，你又知道，太阳对你来说，永远不再升起了，那么你该怎样度过这宝贵的三天呢？

日落西沉，晚风悄悄送走那朵离别的云，燕儿小心散落口中的淤泥。悄悄站稳脚跟，我们听到篱笆小院传来凄美的琵琶乐声，丝丝缕缕，牵动人心，翘首而望，我们看见一位一身素衣的优雅男子。

　　他德披天下，集传统与自由知识分子品质于一身；他译遍中国，一生作品之丰，无人能望其项背；他娶英国妻，成就一段异国婚姻佳话。

　　这是一本当代为传奇的诗人海子的诗传，主要讲述了诗人海子的一生，从他生命的开始讲到后留有许多疑团的自杀。里面穿插了海子的诗，增加了此书的可看性和收藏价值。是每一个海子迷不可错过的传记。

　　离乱的时代，演绎着一曲人世悲歌；火热的青春，谱写着一段爱情传奇。——它的主人公，名叫萧红。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有着惊采绝艳的才华，也有着坎坷流离的爱情，无论是她的文还是她的情，都是值得后人一再品味、一再忆及的传奇。 　　80后女作家垂青披阅萧红生平资料、揣摩萧红所有作品，写下了这本向萧红致敬、向爱情本身致敬的传记。她带领我们走萧红生活的时代，走萧红的内心，去领会萧红的每一次抉择，去琢磨爱情本身的诡谲与幸福，从而让我们对生命、生活、爱情有更深的领悟。 　　让我们——看，她在破碎的山河上放歌而舞；听，她在众生的喧哗中喃喃私语；叹，她在残损的爱情里隐忍坚强；品，她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的永恒经典。

《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为大学生参加日语大赛活动的指导用书，为日语实战方法与范例经典。《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由概念篇、理论篇、实训篇、实践篇4个篇章组成，从日语大赛的相关理念到实践，从题目的确定到大赛稿的要求、评分标准以及取胜的诀窍、技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对日语大赛流程、参考题目、日语大赛作品选录等都做了详实的实例讲解和分析；还有日语作文大赛、演讲大赛、配音大赛的实例呈现。知识拓展、能力提升通过实训模拟而贯通结合。《大学生日语大赛指南》适用于日语专业的大学生（包括非日语专业而选修日语的大学生），以及有一定日语基础并有兴趣提升日语水平的读者。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余波未了》是著名的参差咖啡创始人王森所作的散文随笔集。在当代青年中，王小波是受欢迎的当代作家之一。深受王小波影响的王森，从书中继承了王小波留下的丰厚的文学遗产。在这本书中，他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为所有爱好文学、爱好王小波的人，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王小波。 正如作者所说，“余波未了”。 王小波离去了，却也永不会离去。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了作者作为一个牛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存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的艺术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

罗曼·罗兰视托尔斯泰为其精神导师，托翁的人道主义情怀深深感动着他。于是，研究托翁的艺术创作、书信，甚至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就成为罗曼·罗兰表达其对托翁仰慕之情的媒介。于是，一部不朽的《托尔斯泰传》诞生了。作者对托尔斯泰的详尽研究成为这部作品的坚实基石，罗曼·罗兰以其不凡的洞察力，向读者展现了一代文学巨匠创作个性中所有的重要方面。

 《成为苏东坡》是作家赵海峰全新的历史传记作品。与此前他的“历史的沸”专注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不一样的是，此次作家把笔墨集中在了苏轼身上，在对苏轼苍茫一生的追述中，终又把一个处于变革和固守纠缠中的北宋中期呈现在读者面前，实现了与此前“历史的沸”系列的某种汇通。  苏轼的一生是官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互相交织的一生，也是大江南北游历体验的一生。赵海峰在《成为苏东坡》中再次为读者梳理苏轼所经历的这些坎坷起伏时，所紧贴的主线是苏轼那些被太多人经久传诵的名篇佳作的创作。作家耐心为读者讲解这些名篇佳作创作时苏轼的现实状况和内在心境，乃至难以疏解的困境，这样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和共鸣苏轼“豪放”背后的艰辛，以及跨越这艰辛之后的豁达与澄明，同时，这也将阐释苏轼是如何在一次次的被贬和一次次的创作内省中成长了苏东坡。 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被人们一遍遍地谈起，是因为他所跨越的这些人生难题，至今，所有人仍需面对，苏轼用实践所启示的人生态度与处理方法，对所有面对取和逃避、成功与失意、危急与平淡等一系列考验的人，仍旧有效。我们需要读苏轼的作品，更需要了解苏轼的人生。

该书是综合研究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的命运互动的著作。作者详细描述了这座院落的总体格局、房屋分布和三兄弟的居住情况，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状态对周氏兄弟的创作和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 鲁迅在此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为鲁迅赢得了国际声誉；周作人在此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并收获了小品文大师的美誉；三兄弟在此一起办过文学合作社，过了一段兄弟怡怡的日子。不仅如此，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与八道湾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互动，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程。所以，八道湾为人们认识曾居住在这里的两位新文学大师及其人际关系提供了最具体可感的物证。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形成纵横交错、纵贯全书的脉络主干，再在每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汇处缀铺排必要的细节，形成发散式的结构状态，使全书既丰富又明晰。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宅子，更是承载了现代文学史诸多历史的见证者。

该书为经济管理类电子书。

　　张玉书翻译的《巴尔扎克传》是斯·茨威格的传 记力作，他以小说家的笔法记录了文坛巨匠巴尔扎克 的传奇一生。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一方面让我们 看到一个籍籍无名的外省文学青年如何奋斗不止，成 为执法兰西文坛牛耳的一代宗师，如何呕心沥血、殚 精竭虑，以巨人之力一砖一瓦地垒起他金字塔般的皇 皇巨著《人间喜剧》；一方面又集中精力描写巴尔扎 克个人的“人生小说”，写他的歌哭笑骂，他和女人 们的情感纠结，他的种种乖张与荒唐，将一个精力弥 漫、有血有肉的巴尔扎克活现在我们面前。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写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改名“知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

《思虑20世纪》是当代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绝唱，它以朱特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兴趣为线索编织出一部20世纪的智识思想史。 20世纪是作为一个理念的时代出现的，在朱特与蒂莫西斯奈德的一系列长谈之中，朱特精到地解释了这些理念以及它们政治许诺的危险之处。他复活了那些思想和思想家，指引我们穿越那些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论辩。随着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访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20世纪的轮廓得以浮现。朱特和斯奈德将我们深深地带他们的分析当中，使我们犹觉置身其中。我们始意识到现在对于过去的责任，以及历史视角和道德考量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革中一直所具有的力量。 在对20世纪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 “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等。

张爱玲的每本书都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绪，作者孙伟航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张爱玲没有讲完的情绪抒发出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在不同的身份下游走——或是张爱玲，或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又或是独立于尘世的另一个自我。《那些张爱玲教会我们的事：婚姻不是目的，生活才是》，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家庭和爱情的故事，其中的欢笑和泪水一定会打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