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江苏历代名人词典》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词典，是“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出版成果之一，属于江苏文库丛书的研究编子系列。书中收录了自先秦至现代的已故的江苏历代名人和客籍名人，他们曾在立德、立言、立功、立业等方面为江苏做出重要贡献。本书主要收录地方名人，不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本书是作者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工作、生活各方面的追忆与记述，曾在《新观察》杂志1960年第3期到第13期连载。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道路。作者从几个方面真切地反映了这条道路，叙述了鲁迅先生早年的读书生活，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反抗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如何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后认识到“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同时也谈到了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亲密愉快的会见，与作者共同向往苏联的炽热心情等。通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到鲁迅先生——这位“五四”以后，我国文化新军的伟大和英勇的旗手的强烈的战斗精神。

路遥是从陕北大地上走出来的著名作家，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由于身患绝症，路遥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辞世。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位像牛一样行创作的作家，他是陕西文学的英雄。” 路遥是从陕北大地上走出来的著名作家，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由于身患绝症，路遥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辞世。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位像牛一样行创作的作家，他是陕西文学的英雄。” 《我渴望投沉重：路遥年谱》一书以年代为主线，采用大量一手资料，详细记载了路遥一生的生活与创作轨迹，将新中国文坛、陕西文坛的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穿插其间，将路遥及其作品置于整个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脉络中思考，为读者提供了路遥及其作品得以生成的文艺环境与地理条件，而为重新审视路遥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了新的空间。 全书广泛利用传主的著述、信札、序跋等材料及谱主同仁、朋友的回忆文章等，用资料翔实的资料，谨慎严密的考证，生动呈现出作家路遥不平凡的一生，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陈铨，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深具浪漫气质的小说家、戏剧家，同时又是一个卓有成绩的学者和业务精湛的大学教授。本书以“新材料，新发现，新问题”为基本原则，成果中大量使用了新发现的史料，即大量家书、日记、手稿等一手资料；以传为经，以评为纬，力求史、传、评有机结合，全面的对陈铨的生平、业绩、行迹等展了信实可靠的考述与评估，对于构成传主一生重要事迹，如他对中德文化所作的堪称筚路蓝缕的比较研究，他的对尼采等德国哲学、文学的介绍，他与“战国派”的关系及其主张，他的戏剧创作与实践、特别是抗战时期引起轰动也引发批评非议的《野玫瑰》风波，他作为清华毕业、留学欧美的一代学术精英在时代中的奋发与浮沉等等，都做了有益的、具体深的学术探究。同时也对传主所处的时代、所触的人物，如吴宓、林同济、闻一多、沈从文等，做了有价值的、真切细致的体现与反映。

本书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切斯特顿为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所写的思想传记经典。切斯特顿不拘泥于平铺直叙的生平记录，而是以爱尔兰人、清教徒、步派、评论家、剧作家、哲学家六个形象概括了萧伯纳一生的几个面向，鞭辟里地分析了萧伯纳所受的时代影响和他本人的思想，也对柏拉图、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叔本华、尼采等人和步主义、超人哲学、女性主义等思想做了简要评论，其中有些观富有争议性。 切斯特顿与萧伯纳是同代人，也有过论战与交往。作者称：“大多数人，要么赞同萧伯纳，要么理解不了萧伯纳。我是唯一能理解他但不赞同他的人。”萧伯纳是一个步主义者，而切斯特顿正好相反是一个尊重经验、传统与常识的人。二者思想的交锋在书中时时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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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家传》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传记代表作之一。茨威格分别为世界文坛上三位卓越的作家——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法国作家司汤达和意大利作家卡萨诺瓦立传，展现了他们非凡的人生际遇和创作生涯。他特别着重于他们的自传书写。他认为这三个作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级高于一级。卡萨诺瓦是原始阶段，他的作品无非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白描一番，一一诉之于纸页，未加评论，未作分析。而司汤达是心理学阶段，探究自身行动的动机和戏剧性。到了托尔斯泰则更一步，道德、宗教阶段，时刻用良心对自我对行道德审判。在记叙三位传主生平的同时，茨威格极其善于心路历程的刻画和性格特征的描写，语言丰富绵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以鲁迅为线索，将100年前的十四位先生串联起来，生动再现先生们青年时的思想和生活。 从生活、工作、友情、爱情等角度切，在近乎平常的有趣私交中展现先生们的宏大思想碰撞。

白崇禧是国民党新桂系的中心人物，陆军一级上将，有名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早年他与李宗仁举兵北伐，到达山海关，一度建立起跨越四省的“新桂系帝国”。1930年桂系退守广西，白崇禧成为建设新广西的关键人物。抗战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往台湾地区地区，在台抑郁而终。本书从白崇禧在广西童年家世起，至晚年在台湾地区地区抑郁辞世，记叙了这位国民党一代名将一生的经历，讲述了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两广事变”、抗日战争与国共和谈等风云大事，对白崇禧的功过是非行了客观的描述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关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名将，唐宋以后逐渐被帝王和民众神化，由历史上一个忠勇的将领，变成一个万人景仰、古今同拜的神灵。本书兼取历史上的关羽和被神化了的关公，以其一生的经历为线索，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军事路线图和人生轨迹图解读关羽，揭秘关羽走上神坛之路。

《民族魂：鲁迅传》是鲁迅传记中的经典之作，在时间和读者的双重检验下经久不衰。作者不孤立地看待鲁迅其人其事，而是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身边的亲友手认识鲁迅，力求做到全面；不夸张、不神化鲁迅其人其事，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观照，力求做到真实；不盲从现有的关于鲁迅的评论，也不轻易下任何判语，对有争议之处不偏袒、不妄议，力求做到客观。本书从多角度、多层面再现鲁迅的经历、生活、思想、作品，值得关注鲁迅、研究鲁迅的人阅读参考。

本书以中国近现代一批具有独特性情的知名女性为记叙对象（如林徽因、阮玲玉、萧红等），从童年、成长、爱情、个性等诸多方面形象、立体地记叙了这些人物的传奇人生。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这些民国名媛非同寻常的一生。

该书是综合研究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的命运互动的著作。作者详细描述了这座院落的总体格局、房屋分布和三兄弟的居住情况，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状态对周氏兄弟的创作和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 鲁迅在此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为鲁迅赢得了国际声誉；周作人在此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并收获了小品文大师的美誉；三兄弟在此一起办过文学合作社，过了一段兄弟怡怡的日子。不仅如此，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与八道湾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互动，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程。所以，八道湾为人们认识曾居住在这里的两位新文学大师及其人际关系提供了最具体可感的物证。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形成纵横交错、纵贯全书的脉络主干，再在每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汇处缀铺排必要的细节，形成发散式的结构状态，使全书既丰富又明晰。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宅子，更是承载了现代文学史诸多历史的见证者。

兰波——一个神话般的名字——他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一样非同凡响。 他重新引领了诗歌的程，首先深刻影响了法国诗歌，继而是世界诗歌。 一个多世纪以来，兰波的“通灵”诗学及其实践拓展了作家意识的边界。 事实上，他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文学”的一个象征。 伊尼德·斯塔基博士是牛津大学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兰波的研究，随着新的手稿材料和其他信息的发现，她三次修订了这部兰波传记。

林贤治先生的这部鲁迅传记，问世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重印，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是鲁迅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为更新版本。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了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本书全面记录了奥黛丽·赫本的一生，向读者讲述了一位美丽优雅、善良坚韧的女性的一生。奥黛丽·赫本是银幕上闪耀的明星，人们不仅爱她的外表，更爱她谦卑的心，爱她倔强的性格，爱她的敢爱敢恨，爱她的善良体贴——她高贵的灵魂俘获了全世界影迷的心。本书旨在从奥黛丽·赫本高贵的灵魂手，描述她的一生。作者文笔清新，娓娓道来奥黛丽·赫本多彩的一生，让人感同身受。同时，作者也从奥黛丽·赫本的经历为现代女性总结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本书是——汪曾祺一生回忆文章的总结集。分7个主题：自报家门、昆明忆旧、后半生、文坛 梨园、人寰、旅食集、创作记历。 每一篇都是倾情回忆，每一篇都是锦绣文章。由汪曾祺之子汪朗作序。 编选思路：1，*汪先生生前回忆文章；2，从散文卷、谈艺卷选取回忆性质的文章；3，注重细节——作家的敏感、飘忽记忆与观察，体现作家特有的回忆录气质；4，内容重复的，选*好的；5，文坛 梨园，选名家，以写人为主，见性情；6，创作记历，是其文学生涯的漫忆与回顾。

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上的二十二位文化名人的青年时期，作者翻阅大量历史典籍和资料，以亦庄亦谐的笔调讲述这些文化名人青年时期的故事，使他们的形象更为立体，让读者看到这些名人在青春时期的选择与放弃，作者的现代化的语言来讲述这些古代名人的青春故事，并辅之以名人的作品与语录，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也许从这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身上，读者也能遇见另一个自己。

《我与冯至》是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在八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她与冯至先生共同度过的一生，平实却充满温情。本书根据冯至夫妇两人的共同回忆，同时借助冯至先生发表的一些诗文以及日记，从两人“不不相识”、阔别两年后一起在德国学习、步婚姻写到回国后辗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记录期间的家庭生活、学习工作以及两人交游的朋友。回忆跨度从1928年到1965年，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每个人都裹挟其中，如姚可崑所写：“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必然的苦难和欢乐……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