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标集校注》汇集了除《世说新语注》以外的刘孝标存世作品，共包含刘孝标创作的四首诗、十二篇文以及其《演连珠五十首注》。书后还附带了校注者搜集的刘孝标研究的相关材料，是当下刘孝标研究、六朝文学研究乃至《世说新语注》研究之作。  

本书为袁行霈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之辑刊，每年两卷，此为第45卷。本期为“中古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专号，共收录论文15篇，其中专号文章11篇，讨论的问题包括文书（政令文书、士人书信）传递、道路交通、讯息媒体，以及朝廷与地方、边臣、使节之间的沟通方式。其余4篇则涉及中古史、经学及文献学。

《王褒集校注》是一部搜罗、整理北周王褒现存诗文的古籍整理作品。共三卷，为乐府一卷、诗一卷、文一卷。整理者从各种类书中辑出王褒的诗文，在详细校勘之外，更加以细致的注释，方便读者了解王褒诗文的概况。是当下六朝文学研究特别是北朝文学研究的之作。 王褒，字子渊。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其本生于南朝，后经战乱，与庾信等一并流离于北朝，*后终老于北。王褒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北朝文学这一阶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庾信齐名，并称“庾王”。 牛贵琥，1952年生，山西霍州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姚奠中先生弟子。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辽金文学。代表作品《王褒集校注》等。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蒙古帝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湛然居士文集》是他人为耶律楚材编写的文集，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本书诗文大多是赠送亲友的唱和之作，风格通俗求实，一气呵成，是研究耶律楚材思想和13世纪初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和西北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由谢方先生点校，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昶刻渐西村舍本互校。1986年中华书局首次出版，断货多年，现收入“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再版。

《太平广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言小说总集，全书五百卷，系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奉诏取各种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等编集而成，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书”。 《太平广记》是按照小说题材的性质分类编纂的，全书共分为九十二个大类，部分类别下再分细目，凡一百五十余细目。各类别卷数不一，少者一卷，多者数十卷。其中卷数较多的依次为神仙五十五卷、鬼四十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定数十六卷、女仙十五卷、畜兽十三卷、异僧十二卷、再生十二卷、草木十二卷、征应十一卷、妖怪九卷、狐九卷、水族九卷、杂传记（收唐人单篇传奇）九卷、诙谐八卷、龙八卷、虎八卷、杂录八卷等。由此大略可见《太平广记》内容多为神仙鬼怪之故事。 《太平广记》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言小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小说家之渊海也”，如唐传奇名篇《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长恨歌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等均收录其中，宋以后的戏曲小说创作也往往受其影响，如后世名剧《西厢记》《长生殿》即取材于前述的《莺莺传》《长恨传》，《聊斋志异》等小说也深受其影响，故历来受到古代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视。由于《太平广记》所征引的古书多已亡佚，其所据又均为宋以前的古本，故在文献辑佚、校勘、辨伪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在研究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文化思想方面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此次出版的《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太平广记》，全十二册，原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横排本《太平广记》为底本，重加校订；译文由高光、王小克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太平广记》的译文部分精心修订而成，是目前市面上仅见的全本文白对照本《太平广记》，将为广大读者读懂《太平广记》提供便利。

王象晋以自己躬耕多年的经验和广泛的文献收集，编著了《二如亭群芳谱》。书中包含农时、农作物、蔬果及园林植物等内容，体系庞大。除总论外，每种植物词条下包括：植物特性与品种、园艺技术、附录（即相关植物）、典故、诗歌。因作者对植物的特性、应用、养护及文化内涵等阐述完备，使该书被奉为经典，后世公认为集大成之作。至清代，经过一步增补，收“四库全书”。 因原书体量过大，本书选取了与园林观赏相关的花、卉、鹤、鱼四谱，篇幅以植物为主，旨在古代植物文化的普及。除原文注译外，配以相应植物的古代名画，增加现代植物分类学描述等，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植物，体悟古人看待植物的视角，呈现丰富有趣的植物文化。考虑到篇幅和阅读效果，对原书诗歌、中药方的内容行了删减。

本书稿对《柳宗元集》的各家注本作*整理，汇集各家笺注，辨明文本真伪，厘正文字是非，并补充新注，辑入佚文。对有关评论资料，分碑传、著录、序跋、艺文等部分分类归纳，同时附录柳宗元年表，末列篇目索引，资料收集*，颇便读者。

《周易本义》是朱熹的重要著作，也是易学目前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提出的“《易》本是卜筮之书”的易学观，《本义》卷首的九图，至今仍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就无从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直至当代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本书以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本为底本行校。此次推出的是简体横排精装本。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陈与郊《方言类聚》是明代一种《方言》校注本，将《方言》原文条目依《尔雅》篇目重新编为《释诂》《释言》等十六门，使以类相聚。郭璞原注则总附每节后，低一格以别之。间有双行夹注，为与郊所考订。此次整理以万历刻本为底本，用其他明本校对《类聚》所引《方言》正文，用陈与郊校语所引源文献校其按语，同时断句标。 《扬雄方言零札伍种》辑录孙诒让《札迻·方言校记》、王秉恩《宋本方言校勘记》、王国维《书方言郭璞注后》、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方言郭注辩证》、吴予天的《方言注商（附补遗）》五种《方言》条校条释材料，这些成果虽然零碎，但并不缺乏价值，一些条目的考订甚至很值得重视。我们为这些材料各自选择善本行录排校，以期方便学界的阅读与研究。 书后附《方言》原文条目与《类聚》、《五种》条目对照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戴震是清代位对郭璞注《方言》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他的《方言疏证》考辨《方言》的作者，校订传本《方言》中大量讹脱衍倒、误连误分、内容窜乱等问题，同时对《方言》原文逐条行疏通证明，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成为后来者使用和研究《方言》的重要基础。 本书稿整理者深耕《方言》及其注家数十年，在深调查《方言疏证》存世版本的基础上，以《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版为底本，以四库系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遗书系的微波榭丛书本、安徽丛书本对校，校正文字、复核引文、断句标均严格按照古籍整理规范行。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本书以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手校戴震《方言疏证》、《方言疏证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王氏父子全部传世著作为辑录范围，选择各部著作版本，在逐字逐句阅读中辑录其中校勘《方言》的成果和引用《方言》的内容，分列于《方言》原文相应条目之下，条内按王氏著作时间顺序编次。所辑内容均加以断句、标，并核校引文。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指南方边远地区，在日之南，北边的窗户朝着太阳，即北回归线以南，概指今天的岭南地区。本书是作者在广州时所撰，记载了岭南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与中原不同之处，奇形异状的草木、果蔬、虫鱼、羽毛之类，以及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等，性质与张华的《博物志》相类似。书中征引文献亦极博洽，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等书，今皆散佚，可以藉此书略见一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作者段公路极有可能是《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次子，载的许多内容可在《酉阳杂俎》中觅得踪影和来历，可以视为《酉阳杂俎》的续篇。 许逸民先生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作校勘、笺注，在考证本事与用典，引据书证力求与详备，书末附有《书目著录与版本序跋》及《主要征引书目》，以备覆案参考。

《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是记载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的纲目体史书。旧不著撰者，今考证为南宋陈均撰，是其记载北宋九朝历史《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续作。全书十八卷，记叙范围上起建炎元年（1127）五月，下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本书以大字列史纲，小字讲史实，纲举目张，内容清晰，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参考史料。 本次整理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宋刻元修本和清影宋抄本为底本（其中卷一至卷七、卷一二至卷一四为宋刻元修本），以清影宋抄本、张蓉镜跋道光抄本参校，并参考其他官私史书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宋史》及笔记文集等文献行校勘，纠正原书诸多谬误。并附有陈均墓志铭、书目题跋等附录，便于读者学习利用。

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总计42卷，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原文的基础上，以事件始末为线索重新编排，分239个题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总括了1300余年的“治乱与兴衰之迹”。 《通鉴纪事本末》内容脉络清晰，每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使纪事本末体成为独立史书体裁，可弥补纪传、编年体之不足，对后世影响深远。

《曾国藩家书》内容广博，既有治军为政之道，又有人生处世之谈，是研究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在平淡的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曾国藩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说理之切、择言之赅，字字精准、富有哲理《格言联璧》曾被其跋者称为“本世事为学问”。本书的这一特色，对于人们世、出世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全书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次第为经，以对所收格言的诠释为纬，涵盖了人生从读书修身到处世、理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方面。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编年体史籍。明末清初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作者家境清贫，以力、文墨事务为生。其以诸家明吏粗浅，实录又多有失实，故以《明实录》为聿，遍考群籍而编此书。记事起子元天历元年(1328)，迄于南明弘光元年 (1645)。其中万历以后70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该书的特是对于《明实录》中避而不淡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对于所收史实行了精审考订。该书清代及民国间均无刊本，故未经改纂。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两抄本互校本。

“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至今，无论在士人当中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论语》作为中化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典籍重新释放出新的活力？《论语》是中国儒家的宝典，其中记载着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

　　《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儒林外史》长达五十六回，却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而成的。但吴敬梓在创作此书时，却有一个完整的创作思路，即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人木三分地刻划了周、范、马二先生这类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陋儒、假儒、迂儒形象，满怀热情地描绘了庄尚志、迟衡山、虞博士这样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如娄家公子、杨执中、权勿用之流。与之相对比，吴敬梓着力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的典型，他尊重个性，轻财好义，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而真正体现吴敬梓理想的，则是小说中塑造的“隐括全文”的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得到了吴敬梓*热烈的赞美。

　　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重要的三个人物。荀子思想综合了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的成分，而对儒学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人性、礼法、人的地位、名实关系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其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本书以《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为底本行校对，约请业内专家出注、翻译，纸面精装，是阅读或收藏的极佳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