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涉及的虽说是哲学体系和科学思想，但在写作时并没有假定读者对于它的主题已具有专业知识。这里所谈到的哲学概念和这说一一都伴随着它们所受的批判而作了说明。本书虽然论及现代数这和物理学的逻辑分析，但并没有预先假定读者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只要读者有足够的普能常识，期望学到一些多于普通常识的东西，他就具有充分准备，能够随着本书的论述前了。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399）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的老师。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中心的雅典。他热爱祖国，热爱哲学。他的理想，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哲学头脑的人，要有政权，有政权的人，要有哲学头脑。 　　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那时疫疠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龙无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柏拉图出自名门，其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感情显然在奴隶主贵族方面。柏拉图书札第七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恶，革命发生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区，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两个委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上面还有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赞助。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象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我敢肯定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正直的人啊！ 　　“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它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三十人委员会大失人心，被逐下台。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地，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当时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总的说来，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还算比较温和；可是一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后来我年事渐长，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有朋友，有组织，这种人在政客中非常难找，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原则，没有传统的制度和风纪。要找到新的人才，简直难于登天。况且法规旧典，在雅典已多散失。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徬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柏拉图所痛心的是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这使他猛醒过来，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立场。柏拉图出身贵族，他认为农民、工人、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担负行政上的许多事务。政治活动是领导阶层的专职，是领导阶层义不容辞的一种道德责任。领导与群众分工合作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制应当是这个样子：领导阶层尽其全力来治理国家，捍卫国家。他们受工农商的供养，回过来给工农商办好教育、治安和国防。事实上丧失过信誉的贵族政治，在雅典很难成功，但这并不证明贵族政治是不合理的，行不通的。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应当好好培植下一代的年轻人，他自己决意钻研数学、天文学及纯粹哲学，与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往返论证，将欲立人，先求立己。 　　公元前339年雅典民主派当权，苏格拉底被控传播异说，毒害青年，法庭判以死刑，苏格拉底从容答辩，竟以身殉。相拉图目心伤，终其身魂梦以之，不能忘怀。 　　柏拉图以继承苏格拉底大业自任，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理想国》成于壮年，如日中天，影响深远。除晚出的《法律篇》之外，其余二十四篇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另有对话六篇经后人考证乃系伪作。柏拉图书札第七、第八大致可靠。、第十二不能尽信，其余诸札，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有大量著作留传下来的哲学家。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各派哲学、观念的起源、观念的联络、关于理解作用的一些怀疑、关于这些怀疑的一种怀疑主义的解决法、可然性、“必然联系”的观念、自由和必然、动物的理性、神迹、特殊的大意和來世的状况、怀疑哲学等。

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行思考时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在长期的研究中被忽略了。本书以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为依据，以丰富详实的研究资料为基础，以当代西方公正理论为参照，专门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以其理想城邦为伦理生态；它是一种“非个体的个体”伦理德性，从而与纯粹的个体伦理德性相区分。公正虽然被定义为合法与公平，但他的公正德性不属于规则中心的规范伦理类型，而是属于德性伦理的类型。公正德性有其自身的秉性，但又是德性原理在其中的运用。因此，本书名为探究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实则探究其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探究德性伦理的原理。本书对文本的剖析较为细腻，剖析中运用了现代分析哲学的方法，渗透着浓厚的思辨哲学的底色。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的是西方学术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主要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世界各国的各种古典学术作品的中文译作，也有少量是现代或当代的外国学术作品。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游叙弗伦》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大约在公元前392年撰写的记述老师哲学思想的著作。今天，我们阅读这三篇著作的书，不由会想起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唯有理智为可贵。

　　南宋学者项安世所撰写的《周易玩辞》，以程颐《易传》为宗，首次提出“象辞一体”的解易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义理与象数融合的可能性问题，同时，该书特别强调天道、卦象、人事三者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其易学研究融了大量历史事实，避免了凭空虚说。 　　谭德贵先生围绕“项安世生平、著作与背景”、“项安世易学思想的特与历史地位”、“项数与义理内在统一的易学思想”、“象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义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解易范式与内容的继承与创新”等六个方面展讨论，对项安世及其《周易玩辞》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本书立足于《法权学说》这部被西方学界遗忘了近两百多年的著作，试图从“法”、“自由”和“强制力”这三个概念出发，来理解康德整个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及其根本精神。本书驳斥了有关康德政治思想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而试图表明，康德的整个政治论说并不处在其哲学规划的边缘，而是与他的基本哲学旨趣存在内在的勾连，同时，那种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所呈现的个体主义，并不是康德实践哲学的终形式，相反，在《法权学说》这部著作中所呈现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强调，使其道德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康德式的那种自由主义，明显不同于立足于“个体”的英美式自由主义。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为了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过反复酝酿而出版了本套《海德格尔文集》，其中收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其余14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可以说，本套文集基本呈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总体面貌。 本卷《早期著作》是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的汇集，包括作者的博士论文和教师资格论文等重要文献。

　《叔本华的心灵咒语》从叔本华的诸多著作集中选取了数十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内容涉及人生、哲学、美学、道德等诸多方面，基本反映了叔本华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和理论。在人生观上，叔本华主张禁欲忘我，提出人生的智慧就是幸福愉快度过一生的艺术。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是包括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在内的人类美好素质。 　　这些文章主题鲜明，论述清晰，条理分明，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体系，充分展示了叔本华作为一位伟大哲学家的精神魅力。

《世纪之交的抉择—— 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一书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地位和影响，论述了中西哲学的比较和融合，讨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本书提出了在融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哲学的新构想，指出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方向和前景。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内容相关的重要论文，内容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传统、全球化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交融、中国哲学的融合力量、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等内容，代表了作者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方面的思考。

　　本书精选的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中的名言警句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涉及人们生活、学习、做人、处世的各个方面，大多数除了本身具有艺术价值外，还具有劝世的功能。这些名句有的饱含人生哲理，读之能启人心智；有的慷慨陈词，忧国忧民，读之令人振奋；有的循循善诱，借物言志，读之令人顿悟；有的抒发豪情，正气凛然，读之令人奋进；有的论述精辟，句句中的，读之使人智慧；有的文字优美，意境雅致，读之如沐春风。相信读者阅后，在对人生的感受、思考、探讨和领悟过程中，会有所启迪，有所提高。

　　汉字，深沉而博大，古老而神秘，青山绿水中掩映着汉字的形，古刹庙宇间隐藏着汉字的义。本书于浩瀚的字海中择取三百多个常用汉字，用故事串起它们的演变，解释其形与义，辨其异同，与你一同走进汉字的王国，回顾汉字的前世今生，探寻汉字的起源，品味汉字的魅力与人生的智慧。

　　本书就中国当前社会道德若干重点问题，如中国当前社会心态问题、当前中国公务员道德状况、政府公共权力治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他国伦理委员会建设经验、当前中国传媒责任与职业道德状况等进行了调研与分析。研究报告注重从“现实问题调研”、“问题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思考”三个维度交织展开，不仅强调对中国当前某些社会问题尤其是道德失范问题进行实证把握，更强调在理论—实践的分析框架中研究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并在“怎么看”的分析基础上，展开“怎么做”的探讨和思考。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西方学者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文献研读与义理阐释，关注恩格斯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异质性研究蔚为大观，形成了持续争议的“晚年恩格斯问题”。本书在收集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梳理相关的研究，合理分辨西方马克思学界关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深刻洞见和过度解读，进而呈现恩格斯这位19世纪思想家的哲学原像，使进一步的思想评价以清晰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哲学史以“哲学”为主语，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在哲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可以有学术思想史书写，但没有哲学史书写。在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起来。1949年到1978年，由于受到“两军对战”模式的干扰，学科建设落入低谷。1978年以后开始复苏，学科建设迎来了春天，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为标志性成果。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对学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复数哲学观、中国哲学特色观、中国哲学精神观为方法论前提。语境中求因、文本中寻理、问题中明变为方法论原则。具体方法有三观结合法、集约拓展法和比较评判法。

　　理学兴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清时代，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可以说是唐代以来儒学思想的主流，它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整个东亚。此外，理学与古代的哲学与佛学也有很大关系。 《理学纲要（精）》是吕思勉先生在上海沪江大学讲《中国哲学史》课程时手编讲义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名理学家的重要学说兼及其对社会风俗之影响写作而成。全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理学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国学爱好者了解理学及其重要流派、观点等的*佳读本。

　　本书精选我们所熟知的国粹经典，比如古代图书典籍、种类不同的戏曲、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武术、中医、民间艺术以及传统的建筑、服饰和烹饪等，根据与之相关的故事和它本身的特点，发掘国粹中所蕴藏的传统智慧，探寻个中滋味，让读者领悟立身处世的道理。

梁启超在曾国藩去世第二年出生，早年就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经世致用人物，自己也把他的作品视作每天的书。1916年，梁启超辑录曾国藩实用、容易记诵的名言，编成《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 金句展示 敬字恒字两端，是彻始彻终工夫，鄙人生平欠此二字，至今老而无成，深自悔憾。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 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二句，所谓守约也。 骄、惰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 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以勤以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1。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将愈煮愈不熟矣。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作者从一位普通百姓的视角，重新注析解读了《大学》。全书由经、传两大部分构成。经分八节，传分十章。按章句解读的形式，讲解了这部古老的儒家经典。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向德砺学，塑造更加美好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