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由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定，是自清代以来*为通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其选目独到，取材广泛，选编了上自先秦下至明朝的二百二十篇古文精品，分十二卷，以散文为主，兼收骈文经典，大体反映了古代散文发展的主要面貌；篇幅适中，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便于诵读。本书作为全注全译本，以权威底本核校，约请业内专家译注，每篇均有题解、注释、译文，每部被取材的古文献和每位古文原作者也均作题解，注释力求精当，译文流畅自然，希望有助于更深地阅读欣赏这部经典。

共选录苏诗一百一十一首，词五十首，文三十篇。选目去取兼顾到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使读者可略窥全豹，同时以能突出苏轼的创作个性为旨归。所选作品依据底本，诗文以孔凡礼校的《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为主，词以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为主，问采他本。诗、词、文三部分，各按时序排列，每篇均注明苏轼创作时间、时任职务及所在地，俾使读者有一清晰的背景印象。注释力求简洁，但都注出苏轼的出处行藏和所用典故出处，也尽量吸取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凡重要见解均有注明。对于难句略加串讲，难字亦标出注音，以方便读者阅读。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记载自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哀帝李柷天佑四年（公元907年）间近三百年的历史。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表、志更为重视，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并重新排列传记次序，强调对忠奸顺逆的褒贬，又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未载的史料，增加了不少晚唐人物的列传。 中华书局校本《新唐书》以百衲本为校工作本，同时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浙江书局本，择善而从，是目前*为通行的《新唐书》

　　《聊斋志异：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所的文学巨著。全书分为12卷，收录短篇文言小说491篇。蒲松龄在继承魏晋志怪和唐宋传奇传统的基础上，以隽永之笔、博爱之情，取得了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高成就，《聊斋志异(套装全3册)(传世经典·文白对照)》也就成为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不朽作品。

　　《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该书重在考案史实，对于《世说》原作及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博采晋宋以下史传杂著和近代的笔记论著，考核其异同，兼补刘注之不备，评论事乖情理处，对《晋书》亦多有驳正。书中同时采录了近世学者李慈铭、文廷式、程炎震、李审言、刘盼遂等人的成果，并加按语，考证得失。本书有原文、校文、笺疏,后附《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颇便使用。

　　《庄子》应该于先秦时期就已成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经西晋郭象删订并流传下来的。汉代《庄子》有五十二篇十馀万字，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可以见到。魏晋时玄风盛行，庄学渐起，为《庄子》作注者多达数十家，但这些注《庄子》者往往根据自身对庄子的理解和个人喜好，对《庄子》一书的篇目做了一定的删改，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庄子》版本。郭象以前，主要的《庄子》版本有崔譔本、向秀本、司马彪本。其中崔谟、向秀本为二十七篇(向秀本一作二十六篇，一作二十八篇)，司马彪本五十二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郭象三十三篇本，是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是郭象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并删去其中“十分有三 ”之后的结果。经过郭象删订的《庄子》，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都更为精纯。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并在此基础上行了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故为历代所推崇，逐渐成为定本，流传至今。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 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由方勇译注。

　　中华书局自2006年推出“中华经典藏书”以来，市场反馈一直不错。为适应时代、市场及广大读者的需求，经过认真调研，在这套丛书面世十周年之际，于2016年伊始陆续分辑推出它的升级版。从原来的50种调整为60种，并对以往的书目作了全面修订。增补的新书都是堪称经典的名著，其中既有深受读者喜爱的经典名著，也有适合广大师生教学阅读的重要作品。一年的销售期，新、旧两个版本实现了良性的无缝对，发货码洋、销售册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2017年的新书订货会上，我们将升级版藏书的书架装推出亮相。这个书架装在外包装上行了精心的设计，并且增加了这套丛书的附加值，即每套藏书附赠一个精美的书架，以回馈书店以及读者对升级版藏书的喜爱和支持。

《范仲淹全集》，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内容包括《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奏议》二卷、《尺牍》二卷、《补编》一卷及《续补》二卷。并将范仲淹相关传记、年谱、著作序跋、制敕公文、祠庙记、义庄义田记、学记书院记、亭堂泉记、祭祝赞文、历代评论、纪事、作品本事、遗迹汇录、著作历代叙录及参考书目等，全面搜罗，收入附录。故《范仲淹全集》兼具“范仲淹文集”及“范仲淹人物资料汇编”双重性质，是对范仲淹这一知名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次整理，《文集》部分以北宋本为底本，《别集》《奏议》《尺牍》《补编》部分以康熙四十六年岁寒堂刻本为底本，参校元天历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宣统刻本。《续补》据历代文献资料辑成。

《汉碑文字通释》是基地重大项目“汉碑文字通释”（14JJD740005）的终成果。书稿全面搜集、整理了293种汉代碑刻及527块汉石经拓片，在对汉碑文本进行认真校勘的基础上，提取文本中所包含的全部用字 2729个，以及每个单字所出现的全部例句，据以归纳各单字的全部意义和用法，然后从形、音、义、用等方面对每个单字进行通释。在字形方面，力求全面收录汉碑字形，包括异写字和异构字，分析汉碑字形的形体特征，揭示“篆隶之变”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演化规律；在字音方面，注明各字的上古音、中古音和今音，与形声字声符的音韵属性相互照应，为理解古今音变与汉字形体变异的关系提供支持；在字义方面，尽可能系统地整理归纳汉碑文字的义项，标明典型例句，全面反映各字在汉碑中的实际职用状况。此外，释词部分还对汉碑文献中的重点词语进行解释，并与释义部分沟通呼应。

本书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历时14年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其内容依历代“正史”体例，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 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汇集整理了《清实录》、清《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清朝档案等资料，使读者能够比较详细系统地了解清代史事。同时书中的一部分志和清末人物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史料，另有所本，亦具有文献价值。 本书点校由启功、王钟翰等著名学者完成，点校质量较高。本次在繁体竖排点校本《清史稿》基础上，转为简体横排，便于普通读者阅读。

扬雄《方言》是我国部收集古今方国殊言别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诞生。明清以前，《方言》传本——郭注本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翻刻，“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明清时期出现多个《方言》校注本，另有王念孙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方言》遗说，以及晚清以降一些学者著作中所涉《方言》的条校条释内容，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作为《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第二辑推出。 《方言释义》是清末的一部《方言》校注全本，主要集中于疏解，也偶涉校勘。该书释义引例广泛丰富，重视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同时重视使用当时的方言资料佐证释义。该书一直以稿本存世，此次整理以《山东文献集成》辑影印稿本为底本，并行校勘文字、断句标、复核引文等工作。书后附笔画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重要的三个人物。荀子思想综合了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的成分，而对儒学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人性、礼法、人的地位、名实关系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其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本书以《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为底本行校对，约请业内专家出注、翻译，纸面精装，是阅读或收藏的极佳图书。

　　《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儒林外史》长达五十六回，却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而成的。但吴敬梓在创作此书时，却有一个完整的创作思路，即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人木三分地刻划了周、范、马二先生这类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陋儒、假儒、迂儒形象，满怀热情地描绘了庄尚志、迟衡山、虞博士这样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如娄家公子、杨执中、权勿用之流。与之相对比，吴敬梓着力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的典型，他尊重个性，轻财好义，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而真正体现吴敬梓理想的，则是小说中塑造的“隐括全文”的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得到了吴敬梓*热烈的赞美。

元末脱脱等撰《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是一部官修金朝纪传体正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一卷，记载了从女真族兴起、金朝建立直至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金史》是元末修三史即《宋史》《辽史》《金史》中编撰得*好的一部，记事上起金太祖完颜阿骨出生，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灭金，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史，尤其是志、表部分较为详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金代史料流传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元修《金史》是研究金朝历史*重要的基本史籍。 中华书局校本《金史》是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之一，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北监本、殿本等，择善而从，同时还参考其他多种史籍，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通行本。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近五千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十三余万首诗篇，2208万字，分装68册。*册有总目，每册有细目（包括诗题），zui后一册有《全元诗》所收诗人索引（笔画、拼音）。《全元诗》的完成，对今后元代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包括《明史（1—28）》共28册。《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332卷，记载了明朝自建国到灭亡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明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28册)》的整理，以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原刊本行标分段，以《明实录》、《明史稿》、《明会典》等近十种明代史籍行校勘。

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关于《庄子》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卢文弨的校勘，并有郭嵩焘和郭庆藩自己的意见，是目前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该书经古籍整理专家王孝鱼先生校，收“新编诸子集成”，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此次改以精装印行。

　《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套装全241册）》讲述了，“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yi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校本“二十四史”，是*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极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极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行校订，加上标，是为标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优秀版本。

　　编年体史籍。明末清初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作者家境清贫，以力、文墨事务为生。其以诸家明吏粗浅，实录又多有失实，故以《明实录》为聿，遍考群籍而编此书。记事起子元天历元年(1328)，迄于南明弘光元年 (1645)。其中万历以后70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该书的特是对于《明实录》中避而不淡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对于所收史实行了精审考订。该书清代及民国间均无刊本，故未经改纂。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两抄本互校本。

“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至今，无论在士人当中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论语》作为中化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典籍重新释放出新的活力？《论语》是中国儒家的宝典，其中记载着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