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认识一下米拉。 她是一位喜爱读书的小镇女孩，从小就是个独立而聪明的孩子。她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学*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学校只得让她跳级。可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常见的职业是“字员”，人生的主题则是“家庭”。母亲对她*的期望就是“嫁个好人家”。在一个封闭的小地方，她的聪明和独立却使她成为异类。久而久之，她屈服了。她像其他女孩一样草草结婚，穿紧身褡，学做饭，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生下两个孩子，努力让自己做一位“贤妻良母”。丈夫有体面的工作，她也住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她举止优雅，总是面带微笑。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在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她正在默不作声地崩溃……

【作者简介】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十八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二十九岁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精通诗词、书画、古乐，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六种外语，已出版专著六十余种，发表论文四百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内容简介】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中信国学大典：贞观政要》一书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其大臣们，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数十人的对答、议论与奏疏，以及治国安邦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举措，是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典范以及相关思想的重要典籍。本次出版，参考多个版本，取长补短，拣选若干章节，重新注释和整理译文。而在精句赏析部分，译注者力图透过现代化的解读对书中的某些章节加以剖析，希望读者用现代眼光审视《贞观政要》的意义。

本书通过研究福克纳小说中刻画的人物昆丁?康普生，探讨 “受过良好教育”、“白人”、“年轻男性”这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纵向上，利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剖析昆丁的悲剧成因，既总结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关注后者对人的心理作用，从而指出昆丁的悲剧并非某个因素——如妹妹结婚——单独造成的。横向上，通过比较昆丁与其他几位人物：罗莎、艾克、契克、卢修斯，解读福克纳创作思想在早、中、晚期的变化，同时解释福克纳中后期创作中悲剧色彩淡化之原因。

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

里克·汉森是加拿大威廉斯莱克人，从小喜爱远足，擅长运动。15岁时因车祸致高位截瘫。他以坚强的意志积极投残疾人轮椅运动，曾19次夺得国际轮椅赛的冠军，其中3次荣获世界竞标赛冠军。28岁那年，他受到加拿大著名残疾英雄特里·福克斯的激励，决定用轮椅环球旅行一周，为国际脊髓治疗研究会（ICORD）筹集资金。1985年3月20日他从温哥华启程，经过34个国家，历程40000公里，于1987年5月22日完成环球之行，筹集善款达4800万加元。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他作为加拿大的伟大的运动员获得了火炬力后一棒的荣誉。本书以文学的笔法详细记录了作者受伤、治疗、彷徨、奋起的全过程，反映了残疾人自尊、自强，勇于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奉献社会的可贵精神和高尚品质。

本书是陈野苹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分为两部分，*部分为自传，从作者自身的出身及家世、党、参加革命、延安岁月、抗日战争一直写到解放后作者的相关经历，第二部分为作者回忆革命建设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一些革命斗争事件。全书共十几万字，言简意赅，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有细致的回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都市之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文章借助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这一时代背景，讲述济南这个城市从1991年之后的变革，实现了济南的建成现代都市的梦想，同时塑造了姜春云、李启万、庄庆臣、孙常印、张福山等为济南城市建设竭尽全力的优秀党员，尽情展示当代都市的斑斓壮阔以及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内容简介】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示省人大扶贫工作队在泗洪与当地干群齐心协力、艰苦奋斗20年的动人事迹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本书集中体现了党对扶贫攻坚领导的决定性和重要性，也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伟大思想。本书是一本集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好书，又是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图书。

《红星照耀中国》（曾译《西行漫记》）是一部举世闻名的纪实文学红色经典。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诸多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历时四个月，他采访了众多在苏区工作、生活、战斗的人，收集到大量关于长征、关于红军的可信资料。采访对象有、周恩来等红军将领，有普通红军战士、医护人员、少先队员，也有当地热情拥护红军的老百姓。斯诺用客观而不乏激情的语言，记录了这一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奇迹，次向全国、全世界解释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根据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产生活等情况，也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红军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和改变世界的热情与力量。 《红星照耀中国》（导读版）在完整的原著文字基础上，增加了语文教学名师的专业导读、旁注等内容，全新排版，双色印制，可以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原著，学习书中的历史知识和精神内涵。

本书收录宋之的报告文学集《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一九三六年在太原》等作品，《一九三六年在太原》一文，讲述了1939年红军东征后，山西军阀阎锡山草木皆兵，在太原镇压人民的现实情况。因笔法冷峻犀利，形式新颖巧妙，被誉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之佳作。《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记叙了诸多长征途中的真实故事，并且宋之的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斗争和历史上这些地区的农民革命行对比，反映了历代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的特。

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 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更加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坂口安吾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侦探时代”思潮的影响的众多作家之一，认为推理小说是“一种高级娱乐”，是“解密的游戏”，是 “作者和读者的智慧比赛”。《无影犯人——坂口安吾推理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著名的《投手杀人事件》《无影犯人》《正午杀人事件》《通灵杀人事件》《选举杀人事件》和《弑母少年》共六篇推理小说。

这是一本主要以警察侦查破案为主线，以警察真实生活为内容的报告文学类图书。书中文章讲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公安民警（另有三名当地退伍军人）战斗生活经历。其基本内容是：作者做为警察中的一员，身在其中，以纪实的笔法，或由主人讲述其亲身经历，或由当事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讲述、供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录与还原人民警察的工作生活。文中的不少人民警察是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也会为钱骂娘，为爱流泪。但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警察，他们确实是英雄，他们能在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甚至以命相拼也在所不惜。笔者通过警察对信念的执着，对生活的态度，对工作的情怀，为读者展现其生活、工作的场景，旨在弘扬人民警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精神风貌。

真实记录8000万江苏人民追梦、筑梦、圆梦之旅 全景式展现江苏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壮阔历程 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及行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江苏不负党中央殷切希望，抢抓机遇，拓创新，奋发取，以先行者的担当，肩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和“为全国发展探路”的神圣责任，把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蓝图建成了激动人心、可感可触的现实图景。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激情长歌，这是一个把民族的千年梦想照现实的盛世美景。

本书以文学创作形式的多样化表达，兼及交响乐章的宏大结构，全景式描绘了一座城市的工业发展轨迹，讲述了韶关国有企业、军工企业（铀矿）在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历史地位，弘扬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坚韧实干、追求卓越”的韶关工矿企业精神。钢铁、有色金属、煤炭、铀矿等物质在粤北的大山里熊熊燃烧；蓝领之星罗东元、井下工人杨展希、筑炉工人陈福春、炼铀功臣王明健等工矿劳模在粤北这座城市里默默奉献，人和物在这里交织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筋骨有温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建设题材的报告文学。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日，日本爱知县发生了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对年轻父母将年仅三岁的女儿真奈放纸箱近二十天，在此期间真奈几乎没有任何食，终饿死。此时他们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而母亲雅美还怀有身孕。 这起案件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杉山春是一名纪实文学写作者，也是一个男孩的母亲。她历时三年半，多次采访涉案父母及其家属、儿童保护组织与医院等多方人士，搜集法庭审判资料，终详尽客观地还原了案件的全貌，深刻揭示出其背后个人的与社会的种种深层原因，也发出疑问：为什么被指责、被定罪的总是母亲？ 本书是一部聚焦日本“育儿放弃”社会现象的纪实力作。真奈之死绝非特殊个案，它是三代女性生存处境的集中投射，是现代社会育儿环境引发的悲剧。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当一个女孩成为母亲，她可能会遭遇到的一切。它也折射出在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每一个女儿、每一个母亲内心真实而隐秘的痛苦。

《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在人的一生中，四年，也许不算太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四年则更是只能算作短暂的一瞬。然而，有时候，短暂的一瞬，却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周恩来在重庆这四年，是中国抗日战争非常重要的年代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抉择的关键的年代。在迷雾笼罩的陪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以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工作，在各阶层人民心目中燃起了一盏耀眼的明灯。于是，就有许多不胫而走的动人故事流传下来……

1944年6月6日，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发动了“霸王行动”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举摧毁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于是，罗斯福又把目光转向亚洲，视点落在中国。此长篇小说构思宏大、新颖，把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放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设计张驰有度，场面描写紧张激烈，气氛渲染浓郁，语言洗练简洁。其他历史人物，如周恩来、王若飞、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赫尔利、史迪威、郭沫若、张澜、柳亚子等无不栩栩如生。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壮美的历史画卷。

香港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天旱缺水之苦，特别是1963年那场百年大旱，香港对市民每4天供水一次。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向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名求助。广东省政府立即回应，每天免费向香港供应自来水2万吨。同时，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1963年底，为保障香港同胞生存发展，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尚未完全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内地，启动了修建深圳水库等设施进而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的计划，并多次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了扩建、改造，配套建设了水质保障工程等，从而彻底解决了香港缺水问题，也系统地为工程沿线的东莞、深圳等地人民生产、生活改善了用水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