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在紧张刺激、高超曲折、刀光剑影的夺权大战中，领略朱棣自身高超的权谋、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品味朱棣执政22年间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铁腕治国、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永乐盛世的精彩历程。本书旨在给读者展现一代雄主兼权谋高手——朱棣六十四年云波诡谲、辉煌传奇的一生！上部《江山》讲述朱棣的成长心路历程以及他与朱允炆之间的高超、曲折、紧张、刺激的夺权大战！朱棣想当皇帝，但他并不想造反。他认为自己比大侄子更适合当皇帝，更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上强大的帝国，但老爸朱元璋没有给他机会。朱棣能够以八百人马起兵，用三年时间夺取权力，依靠的是一个精神导师、一个好妻子、两个好儿子、一帮好兄弟以及自身高超的权谋、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雄县、白沟、真定、易县成为朱棣命运的重要交汇，三次“神风”也让朱棣的命运神奇改变……下部《永乐》讲述朱棣执政二十二年期间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铁腕治国，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永乐盛世的精彩历程。朱棣的伟大在于没有走朱元璋的老路，而是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大明江山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棣创的盛世中不仅有可贵的血性，还有宏大的气魄和超前的眼光，可惜他的子孙后代理解不了他构建“以明朝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深远意义，正如他们理解不了，朱棣为什么五征漠北，为什么非要迁都，为什么让郑下西洋。读完本书，您将发现朱棣对北京古城的造、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而且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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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近代实业家丛书”中的无锡荣氏家族卷。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与考察江苏期间两次提到民营企业家要有爱国情怀，要有责任担当，并列举了张謇、荣毅仁等人的名字。当年，也曾提到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从近代始，无锡荣氏家族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本书围绕无锡荣氏家族实业救国的事迹，以简约文字展示传主的一生，主要偏重其把握机遇、创办实业、服务社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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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是“中国化工之父”、工业先导，他创建的久大盐厂是中国家精盐工厂，创建的永利碱厂是中国家制碱厂，创建的永利硫酸铵厂是中国家制酸厂且是当时“远东大厂”，创建的黄海研究社是中国个民办科研机构。他是中国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家，也是上世纪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本书主要评述了范旭东的人生经历、成就、意义，尤其是他的创业经历、精神，重在书写范旭东创业过程中遇到的艰难及他如何一一克服，注重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语言的可读性及历史背景、现实意义描写。

林贤治先生的这部鲁迅传记，问世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重印，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是鲁迅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为更新版本。 鲁迅说：“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人间鲁迅”，即鲁迅的“人间性”，或“大地性”。  正由于他始终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洞见一切，看透了所有把戏，深知民众的苦痛和希冀，所以，鲁迅才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而反抗，才称自己的写作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了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清朝十二位皇帝，一共有多少谜团？顺治帝看书累吐血，这个传说可信度几何？ 　　康熙为什么喜欢小儿子？ 　　雍正弑父和康熙暴亡传闻靠谱吗？乾隆皇帝竟然会五种外语，这事儿是真是假？同治皇帝为何没有遗传慈禧的韧劲？ 　　光绪帝缘何死于慈禧去世前一天？ 　　百家讲坛主讲人、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寅，为您剖析权力塔尖上的皇帝们的悲喜人生，帮您看透奢华背后鲜为人知的爱恨悲欢，还原一个真实鲜活的大清朝。

作者一直从事中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通过对古籍标点校勘、文稿审校，以及撰写诗书画印等文学艺术方面的著述，为撰写《郑板桥评传》奠定基础。作者有数十年购买收集的数千册近万卷藏书作为资料支撑，以周积寅《郑板桥年谱》为主要线索，参考上海古籍版《郑板桥集》、卞孝萱《郑板桥全集》（增补本）以及众多相关资料，对郑板桥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中的若干谬误加以匡正，*、多视角、立体地展现郑板桥的生平行迹、心路历程和艺术成就，更加真实地还原郑板桥的本来面目。

从小渔村到大上海的均瑶细节

《成为苏东坡》是作家赵海峰全新的历史传记作品。与此前他的“历史的沸”专注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不一样的是，此次作家把笔墨集中在了苏轼身上，在对苏轼苍茫一生的追述中，终又把一个处于变革和固守纠缠中的北宋中期呈现在读者面前，实现了与此前“历史的沸”系列的某种汇通。 苏轼的一生是官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互相交织的一生，也是大江南北游历体验的一生。赵海峰在《成为苏东坡》中再次为读者梳理苏轼所经历的这些坎坷起伏时，所紧贴的主线是苏轼那些被太多人经久传诵的名篇佳作的创作。作家耐心为读者讲解这些名篇佳作创作时苏轼的现实状况和内在心境，乃至难以疏解的困境，这样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和共鸣苏轼“豪放”背后的艰辛，以及跨越这艰辛之后的豁达与澄明，同时，这也将阐释苏轼是如何在一次次的被贬和一次次的创作内省中成长了苏东坡。 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被人们一遍遍地谈起，是因为他所跨越的这些人生难题，至今，所有人仍需面对，苏轼用实践所启示的人生态度与处理方法，对所有面对取和逃避、成功与失意、危急与平淡等一系列考验的人，仍旧有效。我们需要读苏轼的作品，更需要了解苏轼的人生。

“泰兴”号是古代少有的巨型豪华帆船，堪称东方“泰坦尼克”号。它于1822年1月从厦门港启航，满载百万余件绝大多数由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等货物驶往巴达维亚，行驶到爪哇岛海域时不幸触礁沉没。闽南各阶层的人们怀着不同目的登上“泰兴”号，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运通过这艘在大海上航行的商船交织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大爱及面对灾难时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扑朔迷离，曲折感人。“泰兴”号沉没了，但“泰兴”号承载的精神没有沉沦，将永远载中华民族的史册。德化的瓷艺的沉淀和风韵，将永久熠熠生辉。这就是“泰兴”号悲剧的历史意义，也是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离乱的时代，演绎着一曲人世悲歌；火热的青春，谱写着一段爱情传奇。——它的主人公，名叫萧红。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有着惊采绝艳的才华，也有着坎坷流离的爱情，无论是她的文还是她的情，都是值得后人一再品味、一再忆及的传奇。 　　80后女作家垂青披阅萧红生平资料、揣摩萧红所有作品，写下了这本向萧红致敬、向爱情本身致敬的传记。她带领我们走萧红生活的时代，走萧红的内心，去领会萧红的每一次抉择，去琢磨爱情本身的诡谲与幸福，从而让我们对生命、生活、爱情有更深的领悟。 　　让我们——看，她在破碎的山河上放歌而舞；听，她在众生的喧哗中喃喃私语；叹，她在残损的爱情里隐忍坚强；品，她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的永恒经典。

本套装包含《张爱玲新传》、《萧红新传》、《陆小曼新传》和《林徽因新传》 《张爱玲新传》：张爱玲是个传奇，无论是她的身份背景，或者说是她的奇装异服，传奇的也当属她的创作才华了。逃离父亲的魔掌后，张爱玲辗转去了香港求学，三年的香港生活为张爱玲今后的写作道路可谓是铺上了红地毯。学业未满她就又重返上海这座孤岛，成为了东方明珠。大抵名人的爱情都是坎坷艰辛的，不是遭遇爱人的不忠背叛，就是饱受贫穷的折磨。张爱玲的两段爱情便将以上两者全涵盖了。在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中，屡遭背叛却不知；与赖雅的爱情，虽然跨越了年龄与国界，做到了“执子之手”，却被贫穷现实逼得经常分隔两地……而张爱玲仍旧坚强地陪伴着赖雅走过了人生的后时刻，这份情义珍贵。 《萧红新传》：萧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为凄苦的一位，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传奇经历的一位女作家。用现在的眼光去评价萧红，我们甚至可以说她是放浪不羁的；但是站在民国时期的角度，她却是一个不朽的传奇。她像一朵绚丽的烟花，在美丽的时候转瞬即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限怀念。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她热爱文学，追求自由，又因为追求自由，她遇见了爱情，也因为对自由的执念，造就了她一生的不幸。萧红的创作生涯十分短暂，从1933年开始创作到1941年病逝，仅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些作品再现了普通的女性生存状态，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妇女的生存真相，并深刻地剖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遗憾、痛心的就是这位伟大的传奇作家刚绽放便凋零，留下了其不可复制的人生和世人的无尽叹惋。 《林徽因新传》：林徽因的一生十分精致，也十分精练，她将时间岁月算得分毫不差，没有一丝浪费与虚度。她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男人，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她对建筑事业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对丈夫的热爱。她没有因为过多的宠爱而迷失了自己，无论年华怎样、光景怎样，她依旧保持着自己本心的热爱，也正是如此，她才赢得梁思成一生的相濡以沫。一个女人，一落地便降生在官宦世家，生得一副天姿姣美的容颜，拥有博古通今的才情，嫁给才貌双全的夫婿，这样的人生简直完美到极致。然而如此繁荣锦绣的生活并没有钝化她那颗上进拼搏的心，她没有止步于富足的生活，反而以优越的现实条件为跳板，为自己的梦想插上了一双更加坚实的翅膀。世人惊讶于她的功绩，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颇有建树。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这两个领域都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她却惊人地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很难想象，那个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林徽因被亲自邀请参加文代会；很难想象，那个挥舞着刻刀雕琢的林徽因也会用笔写出优美灵动的诗文。然而，这一切都在林徽因的身上发生了，她不仅是女人中的佼佼者，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璀璨与荣光。 《陆小曼新传》：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的玫瑰，一个是首抒情的新诗，干柴碰上烈火，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终修成正果。然而五年的婚姻，却留下了生命里再也无法抹平的伤痛。徐志摩奔波在生计线上，陆小曼沉沦在烟色挥度里。爱是一场相互的妥协，失去哪一方的努力，都会终分崩离析。在困顿的生活与翁媳关系极度紧张中，原本热烈而甜蜜的爱情逐渐冷却，他们二人渐行渐远。徐志摩累了，终于在一场飞机事故中写完了人生后一首再不能阅读的绝命诗。斯人远去，她铅华洗净，甘愿淡泊，绝迹曾经留下旖旎风光的地方，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关于爱情与背叛，关于生活与生存，关于优雅与庸俗，关于张扬与隐忍，这是那个叫陆小曼的女人用一生演绎着的全部。而对一个女人来说，能承载多少寂寞，就有多少故事。她用自己的历程，诠释着女人宿命中的所有可能。她不是烟花，却比烟花寂寞三分；她不是玫瑰，却比玫瑰美艳动人。她是一汪碧海，澄净透明却又深广难测；她是上个世纪流动的诗篇；她是历经劫难后不衰的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