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隋唐》为您揭开隋唐盛世背后的人物传奇。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开启隋唐华章；隋炀帝杨广虽有开凿运河之功，却也因急功近利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贞观之治传颂千古，麾下李靖、李世勣等名将南征北战。武则天以女子之身称帝，打破传统，展现非凡政治手腕。还有诗坛巨擘李白、杜甫，用笔墨描绘时代风貌。本书聚焦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讲述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卓越事迹，让读者领略隋唐时期的辉煌灿烂与波澜壮阔。

《戏说朱元璋》以别样视角呈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奇历程。从贫苦放牛娃到起义军领袖，他在乱世中崛起，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其麾下徐达、常遇春等猛将如云，刘伯温等谋士运筹帷幄。鄱阳湖大战惊心动魄，成就他统一霸业的关键一步。他既有着严惩贪官的铁腕手段，又有对马皇后的深情厚谊。本书以轻松诙谐的笔触，在尊重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为读者展现朱元璋性格中的多面性、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带你领略这位传奇帝王的独特魅力与非凡人生。

以史料为骨、以人性为刃，全景呈现秦桧如何从中层官僚，一步步成为南宋权力中心*阴影的主宰。 不仅写他如何“卖身投敌”，更写他如何“卖心于人性弱点”。 皇帝的恐惧、大臣的分裂、时代的疲弱—— 都是他得以坐大、遗臭万年的土壤。

他从寒门少年成长为名震天下的抗金统帅的历程。书中展现了岳飞秉持“精忠报国”的信念，在国势羸弱、朝廷内外交困的时代里，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无畏的担当，一次次扭转战局；同时也描绘了他在权臣掣肘、政治黑暗下的孤勇与悲剧命运。作品不仅重现岳家军铁骑风骨，更揭示忠、义、国、家之间的复杂抉择，是一部关于英雄、人性与时代风云的壮阔长篇。

冯至是继闻一多之后的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致力于向文学界和全社会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杜甫传》于1952年11月初版后，引起广泛的影响。1980年3月又出版了增订版，附录了三篇文章、一篇小说。本次重印，补一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材料，包括冯至撰写《杜甫传》时所作的笔记、所绘的图表等材料，冯至参加纪念杜甫活动的照片，一些著名学者有关《杜甫传》的信笺，夏承焘《读<爱国诗人杜甫传>》书评一篇等。本次图文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于感受杜甫、理解冯至与《杜甫传》都有很大的帮助。

朱元璋出身低微，做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之后参加义军，一路成为明朝国皇帝，作为封建统治者中的“异类”，他的生平勾起后世人无数的好奇心。明史大家吴晗先生先后有四个版本的《朱元璋传》本书采用了他在1948年写定的版本。他采翔实的史料，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了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人生，并展现了一个既勤政又残暴，既有胸怀又重猜忌的复杂矛盾的“人”的封建帝王形象。

　　奥德?温盖特是“二战”中神秘、反传统和极具争议的军事将领。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工具，对那些命运不济的人和饱受压迫的民族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带有强烈的追求正义的色彩。正因如此，作为英军情报官的他敢于违背官方政策，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追随埃塞俄比亚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率领“基甸军”以少胜多败意大利侵略者；他在英军全面溃败之时来到缅甸，发起了英勇卓绝的第1次“钦迪特”远征，取得了英军在远东战场上的第1个胜利。就在第二次“钦迪特”远征刚刚拉帷幕之际，温盖特却因飞机失事罹难，在人生（dian feng）像流星一样突然陨落。

逆旅而行，几多困顿；飘然如风，几多潇洒。 隐世才女白落梅慢沏一碗清茶，为你细述一代文豪苏东坡的快意人生。 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堪称千古DI一全才。他于诗于词，于文于画，悉上层，并独得妙境；于茶于酒，于食于药，皆相知相悦，并自会佳趣。奈何仕途跌宕起伏，人生颇多坎坷，情海也波涛不息。 他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却又叹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几番坎坷，看世态变迁，河山急转，心意阑珊，又道：“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张爱玲1995年去世，至今仍是大众关注的热，本书《张爱玲传》严谨地以文献为依据，对张爱玲71年的人生及作品做了全面深的发掘，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通，处处是由文见人的洞见，描写真实准确，生动感人。作者文笔清雅，如诗如歌，既不学究气，也不做作矫情，是值得收藏阅读的典籍。

在好莱坞梦工厂，大卫·林奇始终是一个独特的“造梦人”。 他34岁即凭借《象人》围奥斯卡*导演奖提名，而后的《蓝丝绒》《穆赫兰道》，亦围奥斯卡。1990年，《我心狂野》获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同年，悬疑犯罪电视剧《双峰》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狂热席卷全国，他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形象也由此为世人所熟知。称他为“鬼才导演”，一也不为过。他屹立影坛半世纪，当回顾20世纪的电影史时，我们已经无法绕过林奇。 从绘画启艺术生涯，再由画布走向银幕，身兼导演、编剧、制作人、画家、音乐人、摄影师等多重身份，大卫·林奇的人生经历可谓嘈杂，每个领域都像梦境中的蒙太奇。 恐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写大卫·林奇传记，那就是大卫·林奇。 《梦室：大卫·林奇传》是一部回忆录与自传“合璧”的传记，由克里斯汀·麦肯纳与大卫·林奇合作完成：克里斯汀先用传统的传记写作方法完成一个章节，林奇则在通读后做出补充和修改。为了写作此书，克里斯汀采访了与大卫·林奇有关的一百多位人士，包括他的前妻、家庭成员，以及合作过的演员、经纪人、音乐人、同事等。借用他们的回忆，勾勒出林奇人生的不同阶段。林奇通读后，会在此基础上做出回应和补充。 人生中的重要抉择，经典作品《橡皮头》《象人》《蓝丝绒》《我心狂野》《双峰》《穆赫兰道》等的拍摄历程，影像背后的人世沉浮，丰富曲折的感情生活，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跨界实践……大卫·林奇首次敞心扉，以轻松、坦诚的语言，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 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电影幕后的精彩故事，跨界创作的趣味人生。《梦室：大卫·林奇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阳光少年从懵懂走向成熟的一生，一个天才导演从籍籍无名到走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一生，一个艺术家为梦想信念而执着勤奋、与困难抗争的非凡一生。

《道生万物：郭广昌与复星》一书描述了出身农家的郭广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的感召下，放弃了稳定的教职工作，毅然投入商海，与复旦大学的校友们一起创办了复星。在短短数十年中，郭广昌以敏锐的投资眼光和广阔的战略视角将复星打造成一个能够满足全球家庭“富足、健康、快乐”需求的供应商，以保险为核心的具有综合金融能力和有产业深度的投资集团。

乘马岗地处湖北省东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位于麻城市西北部，版图面积297.43平方公里，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黄麻起义”策源地，以及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被授衔的将军达33人，其中大将1名，上将3名，中将7名，少将22名，其中仅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就有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等26人。在革命战争年代， 这里有2万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册烈士5900人，孕育了大将王树声等26位将军和35位省军级领导，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2014年11月13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中心在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将“全国将军乡”的认证授予该镇。

史可法是明末著名将领，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在明清易代之际，史可法倾尽全力，苦苦支撑江山社稷。兵败被俘后，他坚贞不屈，以身殉国。 史可法虽是一个悲剧英雄，但他崇高的气节与品格，永远垂范后世。

★史上*双料帝王传记：他是国皇帝，也是中兴之主！ ★他起于微末，却赢得了天下、兄弟和爱人！没有人比他的人生更成功了！ 本书叙述刘秀建立并中兴东汉的历史。空有汉室后裔名号的刘秀，自幼种田为生，于乱世之中横空出世，一统天下，创建不可磨灭的功勋。 刘秀自南阳随兄长刘縯起兵，大败昆阳四十二万朝廷精兵，不料为他人作嫁衣。自此韬光养晦，以其文武才德、宏韬大略，先得云台二十八将毕力辅佐，令河北世族、百姓归心；而后平定王朗百万大军，立足于幽州、冀州天地之间；其后龙归大海、凤鸣九天，收铜马、灭尤来、诛檀乡、败赤眉、讨梁王后裔；终于扫荡割据中原之张步、董宪、秦丰，耗尽心力西陇原、南破巴蜀、北伐匈奴，令天下复归大一统，功臣宿将皆得善果，百姓安居乐业。 传奇帝王刘秀一生坎坷，却始终不忘初心，终得以文成武就。且看本书对东汉国历史的详细解读：各方霸主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文臣武将横扫千军万马，让人热血沸腾；热血儿郎重情重义，为报一恩不顾身家性命；刘秀韬光养晦，终成大业；刘秀与爱妻阴丽华两情缱绻，终成眷属……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大的一部，主要描写了明清易代之际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跌宕一生。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册，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 本书每一章节都是陈寅恪先生探究史料、核定确切后的详细讲解，客观详实地记录了柳如是的生平及作品，以及明末清初江浙一带与柳如是相关的文化名人的事迹及作品，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面貌，极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对于之后的历史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西庇阿：胜过拿破仑》是关于古罗马著名军事天才西庇阿的传记。西庇阿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败迦太基统汉尼拔而著称于世。本书刻画了西庇阿的神机妙算和用兵如神而讲述了西庇阿自出生至逝世的传奇经历；以严谨的写作态度，参照作为西庇阿忠诚部下的朋友波利比乌斯留下的作品，从难以寻觅的少量关于西庇阿的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挖掘每一个历史的滴滴，以真实的史料和有理有据的分析还原西庇阿的精彩人生。

这是一位足踏北斗天赐神勇的传奇英雄；这里勾勒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图画、各具性情的人物图画、绘声绘色的风俗图画及柔情蜜意的感情图画。这里充斥着野心、杀戮、权谋、奇情。从血染黄沙的征战搏杀，到春意躁动的闺中逸闻；从皇亲贵胄的权力斗争，到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从女真部落的繁衍兴盛，到明廷的腐败没落。一代帝王努尔哈赤用他的铁血柔情演绎着历史的兴衰，广袤的大地中埋藏了多少忠魂，是谁伫立在斑驳的城门口忘穿了春秋……

2019年适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这是学校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此时刻，我们愈加思念和缅怀上外的首任校长——敬爱的姜椿芳先生。而出版《姜椿芳校长传》，既是献给上外70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也是我们向老校长奉上的一瓣心香。其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上外人能够饮水思源，不忘初心；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